后金（清）建国伊始，就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权。其主体民族女真族，与周边民族蒙古各部、索伦部、鄂伦春族、赫哲族、费雅族以及汉族融合的结果，在后金（清）时期已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现一一分述如下。
一 女真族与满族
明王朝时期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其族系可以上溯到先秦尧舜时期的肃慎、汉魏时代的挹娄、魏晋北朝时的勿吉、隋唐时代的靺鞨，直到辽金元明之际的女真各部。大量的文献记载和近代以来的研究成果表明，以“楛矢石砮”等为主要文化特征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和满洲等族，确实是一脉相承、流传有序的一个族系，即所谓“肃慎族系”。
在汉魏时期，肃慎族系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隋唐时期称靺鞨。在唐代，靺鞨七部经过分化组合，形成黑水靺鞨与粟末靺鞨南北两大部并存的局面。唐睿宗时期，封粟末的部长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改国号为渤海。渤海国日益强大，史称“海东盛国”。
在五代初期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渤海国被契丹（辽国）所灭。黑水部又归附辽国，逐渐恢复了原来的领地，演变成了后来的女真。由于避讳契丹首领宗真的名讳，称为女直，世代居住在混同江（即松花江）的东岸，长白山下。居住在松花江南岸的女真加入了辽代的户籍，被称为熟女真；居住在北岸的没加入辽代户籍的称生女真。
生女真的始祖名哈富，传到（金）景祖乌乃古时，被宋仁宗封为生女真节度使。传到第五代的（金）太祖阿骨打时，自封为女真人首领，多次打败辽兵，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建国，国号金。后来，金灭辽和北宋王朝，入主中原地区，史称大金王朝。
在元王朝时期，东北地区的女真余部，至明末形成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落群。在女真族向满族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有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一是海西女真与建州女真的南迁，二是努尔哈赤及皇太极统一女真各部。海西女真南迁的走向是西南方向，建州女真南迁的走向是东南方向，二者南下都是向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辽东地区靠拢，结果导致了海西、建州女真各部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形成了以哈达、乌拉、叶赫、辉发四部的扈伦联盟与以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毛岭卫四卫所组成的建州联盟。
以塔山左卫、塔鲁木卫、弗提卫为主体的海西女真沿海西江南下，分别进入哈达、乌拉、叶赫、辉发四河流域，前后经历了七八十年之久。在整个迁徙的过程中，海西女真不断吸收其他女真部落以及少量蒙古族和汉族的成员，重新进行聚合重组，直到16世纪中期，大多数海西女真迁徙到了辽河上游至松花江上游之间的辽阔地区，形成了扈伦四部，即哈达、叶赫、乌拉、辉发。
建州女真的主体部分，是元代的胡里改部和斡朵里部，元朝初期居住在牡丹江上游，元朝中期开始逐渐向牡丹江下游一带迁徙。
经过近百年的迁徙，建州女真终于在明朝正统初年，移居到辽宁境内的浑河上游，南迁后的建州女真正式形成。此后，建州女真大体上活动在苏子河与婆猪江之间的大片区域。建州女真三部彼此之间的地理方位，大致上是建州卫居中，右卫在南，左卫偏西北。
在东北地区女真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扈伦四部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扈伦四部联盟在与建州四卫联盟的对峙、斗争中，虽然未能由自己来实现对女真族的统一，但扈伦四部对东北地区土地的开发以及女真族的发展无疑是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为推动女真族的统一、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女真族的发展史上，扈伦四部与建州女真四卫共同构成了满族共同体的核心部分。两大联盟的对峙与角逐，争夺对女真各部落的最高统治权，事实上成了推动女真各部落两大联盟通过兼并战争而走向统一的动力，最终导致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后金政权的建立。
在女真族向满族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另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努尔哈赤以及皇太极所领导的统一女真各部的长达40年的军事斗争。统一女真各部的军事斗争的胜利，导致了后金（清）国家政权的建立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建立后金政权，皇太极改族称为满洲，改国号为清，满族共同体已经最终形成。
关于民族定义的内涵，在学术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这里，我们仍然依共同族源、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生活习俗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来考察满族共同体的形成。
（一）共同族源
满族的共同族源，是从“肃慎族系”中的女真族演变而来的，脉络清楚，证据确凿，前文已多有论述。
（二）共同语言
满族有着共同语言，即女真族语音。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军事斗争中，努尔哈赤认为，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居民以及乌苏里江流域以东的东海女真各部，语言相通，同为一族，应当由他来完成女真各部的统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军事胜利，导致了“东自海，西至明辽东界，北自蒙古科尔沁之嫩乌喇江，南暨朝鲜国境，凡语言相同之国，俱征讨徕服而统一之”。至于标识语音的符号——文字，则有努尔哈赤时期所创制、在皇太极时期修订满文。
（三）共同地域
满族的共同地域，即今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及内蒙古的广大地区。
（四）共同经济生活
满族共同的经济生活，是兼营渔猎、畜牧、采集和农业。
（五）共同生活习俗与共同心理素质
满族共同的生活习俗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
满族共同族源、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生活习俗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标志着满族共同体在努尔哈赤、皇太极在位期间已经形成。
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称：“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1635年11月22日），皇太极宣布废除“诸申”（女真）族号，改族称为“满洲”。它标志着以女真为主体同时包括部分融入共同体的汉人、蒙古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所构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族的诞生。时至今日，满族仍然将这一天视为自己民族的诞生日，称“颁金节”。
满洲族是从明代女真发展而来的，但二者亦有本质的区别：在大多数女真人发展为满洲族时，还有少数女真人仍然留在东北边疆，成为清代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的先人；在满洲族形成过程中，也有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其他民族的成员陆续加入满族共同体之中。可见，满洲族是在明代女真重新分化组合基础上融会一部分其他民族成员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二 蒙古各部
明代末年，蒙古划分为漠南、漠北、漠西三大部。在漠南蒙古的诸部中，以察哈尔部的势力最为强大，“东起辽西，西尽洮河，皆受插（察哈尔）要约，威行河套以西矣”。总共拥有八大营二十四部。察哈尔部的首领林丹汗，自称蒙古大汗，“士马强盛，横行汉南”。林丹汗对周围的其他蒙古部落骚扰不断，诸部深受其苦。针对上述实际情况，努尔哈赤、皇太极在采取武力征服方针的同时，更侧重于对愿意归附的巴岳忒、科尔沁、翁牛特、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等部以及喀尔喀蒙古采取拉拢、亲善的政策，联合这一部分蒙古诸部，对抗明王朝以及与后金为敌的察哈尔部。
林丹汗
现将与后金为邻的察哈尔部、内喀尔喀五部、科尔沁部、翁牛特部、喀喇沁部及东土默特部、喀尔喀三部等一一论述如下。
（一）察哈尔部
林丹汗时期的察哈尔，领土广大，兵强马盛，十分骄横。明政府极力拉拢察哈尔，优惠多多，想借助察哈尔的力量与后金角斗。在后金与明王朝的斗争中察哈尔大多是站在明王朝一方。
天命四年（1619）十月，林丹汗使臣康喀尔拜虎赍书曰：自称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语多傲慢，诸大臣贝勒怒，欲斩其使。努尔哈赤以使者无罪，特赦之。旋报书诘责，亦遣使臣硕色、吴巴什往。林丹汗絷留之。上遂杀康喀尔拜虎，硕色、吴巴什寻逃归。
天聪二年（1628）十月，皇太极率大军亲征察哈尔，占领了西喇木伦河流域，林丹汗“弃本土西遁”。后金军俘获大批人口，缴获大批牲畜，察哈尔所属的部下不断有人归附后金。
天聪六年（1632）四月，皇太极亲自率领大军出征察哈尔，驻军归化。致书明朝大同、阳和、宣府各边城将领，大略地说：“我统兵至此，询知你们各国每年给察哈尔贡献百余万。与其费此于无用之地，何不如与我修好，自当逊尔为大国，尔等亦应当视我在察哈尔之上。”于是，与明朝总兵沈棨等人杀白马乌牛，盟誓于张家口。后金军队与察哈尔军队交战，林丹汗溃败逃遁，先逃到西土默特部，后又逃到青海。
天聪八年（1634）闰八月，林丹汗病死于青海的大草滩，他的妻子窦土门福金携其为首的诸寨桑（总兵官名）及国人来归，“请选入宫闱，亦抚慰众心之道也。上（皇太极）辞曰：朕不宜纳”。代善及众贝勒劝皇太极纳窦土门福金为妃，皇太极推辞再三，才予以允许。
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派遣贝勒多尔衮、多铎、岳托、豪格等人西征察哈尔部落，后金军队进入河套地区，林丹汗的儿子额哲率领众寨桑（总兵官名）出迎。多尔衮在察哈尔获历代传国玺。
察哈尔部灭亡后，整个漠南蒙古诸部皆臣服于后金统治。此后清军入关作战，大多取道于此，并以蒙古的骑兵为前锋。
（二）内喀尔喀五部
内喀尔喀五部是指喀尔喀蒙古居于喀尔喀河以东至大兴安岭南端的五部而言。喀尔喀蒙古以其分布于喀尔喀河得名，又称外蒙古或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族东接呼伦贝尔，西至阿尔泰山，南临大漠，北与俄罗斯接壤。所谓内喀尔喀五部，是指居于喀尔喀河以东五部；外喀尔喀七部，是指居于喀尔喀河以西至克鲁伦河下游之间的七部。
明末，在东部蒙古中，内喀尔喀五部的势力仅次于察哈尔部。内喀尔喀五部的名称，见于文献的仅有巴林、扎鲁特和巴岳忒。在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各部的初期，喀尔喀部曾于万历十九年（1591）参加九部联军与努尔哈赤作战。然而，喀尔喀的巴岳忒部与科尔沁部也是最早与后金通使往来的蒙古诸部。
万历三十四年（1606），喀尔喀台吉恩格德尔（台吉，蒙古部落首领的一种称呼。恩格德尔是内喀尔喀蒙古巴岳忒部首领）来朝，尊努尔哈赤为神武皇帝。自此，蒙古各部朝贡岁至。
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聘科尔沁贝勒之女为妃。
万历四十二年（1614），科尔沁贝勒莽古思以女归四贝勒（皇太极）为婚。
天命二年（1617），春正月，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来朝。明安夙恭顺，至是来朝。上优礼之，六一月乃归，赐赉甚厚。
天命九年（1624），春正月，喀尔喀巴岳忒部台吉恩格德尔来朝。由于恩格德尔先于蒙古其他诸部起来归附，上（努尔哈赤）以弟贝勒努尔哈齐女妻之。“至是偕郡主来朝，请率部众居留。上嘉其诚，与之盟，赐以制诰，惟叛逆不赦。”二月，与科尔沁贝勒缔结盟好。
（三）科尔沁各部
科尔沁各部，是历史上蒙古诸部之一，东邻扎赉特部，西邻扎鲁特部，南邻盛京边墙，北邻黑龙江。东西两端相距870里，南北两端相距2100里，地域广大。与其同族的还有郭尔罗斯、杜尔伯特和扎赉特部。万历二十一年（1593），嫩科尔沁瓮阿岱、莽古思、明安三贝勒曾参加叶赫所组织的“九姓之国”攻打努尔哈赤的战争，惨遭失败，明安只身幸免。万历二十五年（1597），瓮阿岱曾参与乌拉抵御建州的进攻，不战而请和。为分化、争取科尔沁各部，努尔哈赤释放科尔沁的被俘人员，与科尔沁部联姻，缓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处于察哈尔、喀尔喀两大势力的威胁下，嫩科尔沁奥巴争取后金的庇护，于天命八年（1623）致书后金：“众主宾服，嫩江诸贝勒皆以汗之言为是”，“唯恐察哈尔、喀尔喀先抅兵”，请求予以支持、帮助。
天命九年（1624）二月，努尔哈赤遣使与嫩科尔沁的奥巴、杜尔伯特的阿都齐达尔汉、郭尔罗斯的戴青蒙果三贝勒杀白马乌牛，对天盟誓说：“愤察哈尔侮慢，是用缔结盟好。”
天命十一年（1626）六月，奥巴于努尔哈赤在浑河边盟誓时说，在察哈尔、喀尔喀多次杀害我台吉、贝勒多人的情况下，“赖满洲汗怜悯相助”。
崇德元年（1636）十月，皇太极派遣阿布达尔汉前往嫩科尔沁，召集科尔沁各部，调查户口，以50家编一牛录，著于册籍，扎赉特、郭尔罗斯、杜尔伯特、阿鲁科尔沁和嫩科尔沁5部共编448个牛录、户22380家、甲兵6539名。其中，嫩科尔沁共编222牛录，居首位，郭尔罗斯编76牛录。
崇德元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科尔沁率蒙古16部49贝勒，进表上皇太极皇帝尊号。嫩科尔沁在蒙古诸部中地位显赫，“列朝外戚，荷国恩独厚，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之首”。
（四）翁牛特部
翁牛特部，是元代贴木哥斡赤斤的后裔。在明代，以翁牛特部自称的有两支，一支是辽王阿扎失里后裔建立的泰宁卫，一支是同族远支巴颜岱洪果尔诺颜，号所部曰翁牛特部，另一支是巴泰车臣诺颜，别号喀喇车里克部，二人都是蒙古察罕诺颜的儿子，皆称阿鲁蒙古。泰宁卫原驻牧于洮儿河流域，翁牛特部在其西北，今大兴安岭南端以西地区。在16世纪末，翁牛特部、喀喇车里克部都在察哈尔部的控制之下，饱受侵扰。
天聪六年（1632）四月，皇太极亲自率领大军出征察哈尔，驻军归化，后金军队与察哈尔军队交战，林丹汗溃败西逃，先逃到西土默特部，后又逃到青海，阿鲁蒙古始摆脱察哈尔部的控制。喀喇车里克部位于翁牛特部以南，与后金的关系更早一些。天聪五年（1631）四月，喀喇车里克部的嘎尔玛黄台吉、诺木岱戴青、诺木齐戴青以及翁牛特部的栋戴青（巴颜岱洪果尔诺颜次子）等人朝见皇太极，先进贡品。于是，皇太极与嫩科尔沁、阿鲁科尔沁、翁牛特和喀喇车里克等诸贝勒盟誓，誓言中说：“阿鲁部众台吉若渝誓言，擅离我等，弃驻牧地，远出异地”，“我等将阿鲁部众为敌”，同时还规定了“驻牧地西界”。盟誓的誓言内容表明，喀喇车里克部与翁牛特部已经隶属于后金政权的管辖。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派人到翁牛特部调查户口，编牛录，翁牛特“两旗共三千一百三十户，五十九牛录”。其中，栋戴青所领的翁牛特部编34牛录，逊杜棱所领的翁牛特部编16牛录，喀喇车里克部的嘎尔玛502家编9牛录。这次编旗，栋戴青部被编为翁牛特右旗，逊杜棱部被编为翁牛特左旗，嘎尔玛因为人口较少被并入左旗。编旗之后对牧地进行调整，翁牛特右旗迁至今河北围场县东北的老哈河南岸，翁牛特左旗迁至今西拉木伦河至老哈河之间。
（五）喀喇沁部及东土默特部
这里所说的喀喇沁部，主要是指俺答四子老把都之孙白洪大率领的部众；东土默特部主要是指俺答长子的第九子赶兔（噶尔图）率领的部众。在明末二部东迁的过程中，由东北地区西迁的朵颜部，成了喀喇沁部的主体部众。
天命七年（1622），后金军队攻取广宁，明军退守山海关以内，喀喇沁部进驻辽西地区。明王朝想借助喀喇沁部的力量抵御后金，喀喇沁部的首领憨布什也回应说：“我家祖父老把都、青把都、白洪大受了天朝抚赏厚恩五十余年，今辽东欲剿杀努尔哈赤，我愿出力报效……哨守山海关外。”事实上，喀喇沁部的兵力，七成是朵颜部的人马。由于喀喇沁部深受察哈尔部的欺侮，二者之间的冤仇颇深，喀喇沁部曾经联合鄂尔多斯部与察哈尔交战于落兀素。
天聪二年（1628）二月，蒙古喀喇沁部塔布囊苏布地偕同他的弟弟万旦、为征前来后金求援。喀喇沁部曾向后金致书曰：“察哈尔汗不道，伤残骨肉，天聪皇帝与大小诸贝勒俱知之。我喀喇沁部被其欺凌，夺去妻子牲畜。……大国（指后金）如欲发兵，即宜秣马厉兵，至期进发；如不发兵，亦听大国之便。”不久，后金派遣喀喇沁的使臣两次遭到察哈尔部的截杀，于是，皇太极决定亲征察哈尔。
同年九月，后金得知喀喇沁诸部与林丹汗有隙，愿意归附。皇太极便派遣阿济格贝勒与喀喇沁会盟，合兵攻林丹汗。皇太极率大军亲征察哈尔，占领了西喇木伦河流域，林丹“弃本土西遁”。后金军俘获大批人口，缴获大批牲畜，察哈尔所属的部下不断有人归附后金。
天聪三年（1629）六月，喀喇沁部台吉等遣使朝贡，喀喇沁部正式归附后金。从皇太极伐明的进军路线所到之处，如十月二十日驻于喀喇沁部喀喇沁城、二十二日驻跸喀喇沁部上都河、二十四日到达老哈河上游可知，喀喇沁部（实际上大多是朵颜部）驻牧于老哈河下游至滦河流域。
天聪五年（1631），喀喇沁部的大部分已编入满洲的正红、正蓝、镶蓝、镶红、镶黄五旗之中。
天聪九年（1635），喀喇沁部开始编入蒙古八旗。东土默特部主要是指俺答长子的第九子赶兔（噶尔图）率领的部众。天聪三年（1629）六月，土默特部落台吉阿玉石等遣使向皇太极朝贡，“以归附圣朝之意具奏”。天聪四年（1630），按皇太极的旨谕，各部率领各自的部众东迁，温布楚琥尔带领土默特、蒙古贞部来到锦州边外，称辽东地区以喜峰口作贡道的东部土默特为“喜峰口土默特”。土默特部落脚于今朝阳、北票地区。蒙古贞部则落脚于今阜新地区（阜新县府北7公里处阜新镇）。天聪九年（1635），奉皇太极之命，诏编善巴、温布楚琥尔的部众为佐领，设土默特部扎萨克。授温布楚琥尔为土默特右翼扎萨克（今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善巴为土默特左翼扎萨克（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六）喀尔喀三部
在喀尔喀蒙古中，所谓内喀尔喀五部，是指居于喀尔喀河以东五部；外喀尔喀七部，是指居于喀尔喀河以西至克鲁伦河下游之间的七部。16世纪末年，漠北蒙古出现了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和车臣汗三大集团，又称喀尔喀三部。
统一漠南蒙古后，皇太极积极联络漠北蒙古（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和车臣汗三大集团）。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派遣使臣前往喀尔喀三部，劝说他们归附。同年，车臣汗派遣卫征喇嘛“赍书来朝，贡驼马貂皮等物”。崇德三年（1638），喀尔喀三部“并遣使来朝”。与清朝建立了臣属关系。
皇太极规定喀尔喀三部每年各自向清朝贡献“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统一漠南及漠北蒙古各部，不只是消除了来自蒙古的威胁，同时也使蒙古的骑兵从此成为攻击明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后金与明王朝的军事斗争中，后金对归附的蒙古各部，除了给予一定的优惠外，还要求他们遵守国家的法律与各项制度，在与明王朝的军事斗争中效力。
天聪三年（1629）正月，土谢图（外蒙古喀尔喀之一部）汗额驸奥巴来朝，皇太极郊迎十里，赐赉优惠。奥巴辞归之时，皇太极又率领贝勒大臣出郊外饯别，同时敕令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等蒙古各部一律要遵守后金国的各项制度。
同年二月，喀尔喀扎鲁特部来归。皇太极敕谕蒙古各部，大略说：“尔等既皆归顺，凡遇出师期约，各宜勇跃争赴，同心协力。”
同年十月，皇太极大举伐明，谕外藩蒙古贝勒各率兵来会，以蒙古兵为向导。
天聪五年（1631）八月，举兵伐明，蒙古贝勒各率兵来会，遂围大凌河城。
天聪七年（1633）十月，派使往蒙古诸国宣布钦定法令，遣国舅阿什达尔汉等为之。
天聪八年（1634）六月，颁布军律，遍布蒙古贝勒及孔、耿、尚三降将：行军时勿喧哗……勿淫人妇女，违者治罪。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亲征朝鲜。十二月，外藩蒙古诸王贝勒率兵会于盛京。
崇德三年（1638）九月，皇太极会蒙古诸贝勒兵，向山海关进发。
崇德四年（1639）二月，命阿济格征明，皇太极亲统大军继之，蒙古兵来会。
史书的上述记载表明，蒙古各部的军队在后金（清）对明军的军事斗争中确实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后金（清）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后金（清）的政治生活中，蒙古族特别是蒙古上层的王公贵族，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皇太极在崇德三年（1638）上谕中所说的“满蒙汉人，视同一体，尔等同心辅政”，即满、蒙、汉三族的排序，亦表明蒙古王公与满族王公有着较为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因满蒙上层社会的联姻而得以维系与加强。
天聪五年（1631）八月，皇太极召集贝勒大臣定议，“受定官制，设立六部”，仿照明朝中央官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以贝勒一人领其事，下设满承政二员、汉蒙古承政一员。崇德元年（1636）始设蒙古衙门。崇德三年（1638）七月，又将蒙古衙门更定为理藩院，职掌内外蒙古事务。后来，理藩院成为清朝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行政机构。
三 索伦部
索伦部是后金（清）对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布里亚特人等部族的统称。韩狄的《清代八旗索伦部研究》概括说：“17世纪初，在西起贝加尔湖之东，东至黑龙江中上游的广大区域内，居住着包括今天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的先民在内的众多部族，并依据所集中生活的地理区域及生产形态，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在西、中、东三部分中，自石勒喀河迤东至黑龙江中游的结雅河（精奇里江）布列亚河（牛满江）一带，居住着构成'索伦部’主体部分的索伦、达斡尔、鄂伦春人。……清代的'索伦部’也主要是指这一部分人。”限于史料记载的缺乏，清代关于这一地区的部族及其分布，认识也不大清晰。《清朝文献通考》在记载天命年间黑龙江流域归附部族的次第，也只是大略地说：“有索伦、达呼尔二部，居到北境之额尔古纳河及精奇尼江之旁，与俄罗斯接壤，并附属于太宗文皇帝。”王钟翰认为：“如果承认'达呼尔人’在明末清初是曾被包括在'索伦部’名称的下面，可以肯定地说，包括在'索伦部’名称下面的达呼尔人的另一个称呼应该就是'萨哈尔察’。”
17世纪初年，索伦部的居住区域，限于史料记载的缺乏，只能大致划定在贝加尔湖以东、勒拿河以南，经石勒喀河、外兴安岭，至黑龙江上中游的结雅河（精奇里江）布列亚河（牛满江）一带。把居住在这一地区部落集团粗略地分为东部的“索伦本部”和西部与中部的“索伦别部”。实际上，在东部居住着索伦、达呼尔人的地区，也居住着一些西部与中部地区的使鹿、使马的鄂伦春人，各部族杂居的情况很是普遍。
索伦本部所在地区，自然环境多种多样，森林、草原、高山、河谷以及与这一地形地貌相联系的多样气候条件，使得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如沃土、牧场、山林、河流异常丰富，为这一地区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远古以来，这里就是西伯利亚地区人类频繁活动栖息的地方，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异域录》对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曾有如下的描述：“夏月不甚炎热，冬月甚寒雨雪不定。……山高峻险，林薮森密。溪河甚多，内黑龙江、牛门河最大……河水甘美，虽洼处停潦之水亦美无异……河内所产之鱼种类甚多，亦有湟鱼，大有一二丈许，其索伦、达呼尔人渔捕此鱼进贡。山内有虎、豹、熊、狼、野猪、鹿、狍、堪达韩等野兽。”
上述自然环境，为索伦部居民从事农业、渔业、畜牧业、狩猎业的生产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里的居民虽然是兼营各业，但分别各有侧重。总体上看，索伦人是以狩猎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即“不种田地，以打牲射猎资生……止养马匹，无他牲畜”。达斡尔人则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畜牧业。
这一地区的索伦本部，当时尚且处于以部族为中心、以氏族酋长为首领的阶段，形成了一些相对集中的村屯、堡寨，由部族的酋长统领，聚族而居。从整体上看，索伦部尚未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组织形式。当时，索伦的著名首领是博穆博果尔，达斡尔的著名首领是巴尔达齐。这两位首领，与后金（清）关系较为亲密的是巴尔达齐，而实力更为强大的则是博穆博果尔。
索伦部与后金（清）的交往，是在皇太极即位后开始频繁起来，史书记载较多，对索伦部后来的历史发展亦颇为主要，故略为详细地论述如下。
早在天命元年（1616）七月，努尔哈赤就曾派兵对黑龙江中游地区的萨哈连部进行征讨。后金兵“水陆并进取河南北诸寨凡三十有六”，“取萨哈连部内十一寨”。皇太极即位后，他认为黑龙江上游、中游地区的所居住的各部落、部族，如索伦部、萨哈尔察等部的祖先，大多属于女真族；有的虽然不属于女真，但也世代与女真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皇太极重视对黑龙江流域的经营，他说：“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对这里居民要“善言抚慰”。清太宗即位后，黑龙江上游、中游的各部族面对强盛的后金政权，陆续向后金朝贡。天命十一年（1626）十二月，已有“黑龙江二十六人”携带当地特产到沈阳向清太宗进贡。天聪元年（1627）十一月，有萨哈尔察部的60人到沈阳向清太宗朝贡。面对黑龙江上游、中游各部族前来朝贡的大好形势，清太宗对这些有着共同祖先的民族，采取不偏重使用武力而以招抚为主的方针，制定了“须用善言抚慰。饮食甘苦，一体共之。则人无疑畏，归附必众”的政策。清太宗对黑龙江上游各族前来朝贡的各族酋长，一律亲自接见，盛宴款待，善言劝慰，反复讲述彼此之间在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对他们的归附予以肯定和赞赏，给予厚重的赏赐。天聪八年（1634），清太宗对黑龙江上游前来朝见的两位屯长喀拜、郭尔敦等人说：“尔地方僻陋鄙野，不知年岁，何如率众来居我国，共沾声教。朕久欲遣人往谕尔部，但国务殷繁，未得暇耳。人君各统其属，理也。尔等本我国所属，载在往籍。惜尔等未之知耳。今尔诸人率先归附，若不遣尔还，留居于此，亦惟朕意。朕知尔等贤，故遣归。”
清太宗的招抚政策，对黑龙江中上游的各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已经建立隶属关系的部落频繁地前来朝贡，未建立隶属关系的部落也效仿已归属的部落纷纷前往沈阳朝贡。
在黑龙江中上游各部族频繁向后金（清）朝贡的过程中，达斡尔（亦称萨哈尔察）人巴尔达齐颇为活跃。天聪八年（1634）五月初一，“黑龙江精奇里河地方大臣巴尔达齐率四十四人来朝，贡貂、虎皮，共献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八张”。这位巴尔达齐，在当时也被为“索伦部头目巴尔达齐”。巴尔达齐频繁的朝贡活动，促进了索伦部与后金（清）的密切交往，也受到了皇太极的款待，成为后金的“额驸”。天聪九年（1635）四月，巴尔达齐与弟弟额讷布等人来朝，皇太极派人往盛京宣谕：“昔巴尔达奇为我婿照旧礼杀牛迎接，吃食亦照旧供给。”同年六月，黑龙江上中游来后金贡献貂皮的部落有十多个，人数达五十多人。
崇德二年（1637），额苏里屯（今俄罗斯境内，位于瑷珲西北）内俄伦扎尔固齐、克纳布鲁答尔汉率领9人到沈阳，他们向清太宗禀告说：“额苏里屯东，约六日程。有从未通我国者三十九屯，今欲来贡，不知纳贡礼仪，求我等同皇上使臣一人至彼，即备方物，随使入贡，为此特遣人来。其所献之物，貂狐皮二百有六，貂狐皮衣服七领。”所谓“六日程”，按一日在布列亚河的下游一带。所谓“六日程”，按一日70里计算，为400里左右。额苏里屯东的四百里的39屯，应位于黑龙江的北岸，在布列亚河的下游一带。
崇德二年（1637）四月，索伦部首领博穆博果尔率领8人首次到沈阳朝贡，贡献马匹与貂皮。博穆博果尔为“黑龙江库尔喀部索伦，以材武长其部”，居于乌鲁苏穆丹城，在“黑龙江中游环绕之湾”附近。
同年十月，巴尔达齐率领57人前来贡献貂皮。年底，羌图里、阿尔哈等122人前来沈阳向后金朝贡，受到清太宗的盛大款待。黑龙江中上游的各族使者齐聚沈阳的事实表明，清太宗的招抚政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清太宗主要不是使用武力，而是凭借着强盛的国力，采用以恩德感化的思想与政策，与索伦本部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
然而，只是凭借着强盛国力的招抚政策，所“建立起来的新的隶属关系还是比较脆弱的”。已经归附的黑龙江中上游各部族，有的未能按期向后金朝贡。例如呼尔哈部自天聪五年（1631）朝贡后，中间有两年没有前来朝贡。直到天聪八年（1634），才有羌图里、麻尔干等部分头目率领六姓67人前来朝贡，贡献貂皮668张。清太宗将羌图里、麻尔干召至中殿，对他们说：“虎尔哈慢不朝贡，将发大兵往征。”于是任命章京霸奇兰萨穆什喀为将领，率领八旗兵2500人出征。同时命令将领要招抚在前，攻略在后，优待俘虏。这次出于政治目的的军事行动，攻击目标是呼尔哈部，进行得颇为顺利。第二年春天，作战的胜利捷报已送到沈阳。捷报称：“征黑龙江，尽克其地，所获人民，全编氓户，携之以归，劳绩懋著。”
天聪八年（1634）的军事征讨后，索伦部首领博穆博果尔公开脱离后金的统治，清太宗决定对黑龙江进行第二次远征。博穆博果尔作为这一地区各部族的领袖人物，他武艺高强，才能出众，有很大的号召力。在同清军的作战中，他一次就能动员并率领6000名各族联军同清军交战。清太宗深知博穆博果尔势力强大，“虑其势盛不可制”，这才先发制人地发动这次军事行动。
崇德四年（1639）十一月，清太宗任命萨木什喀、索海、叶克书，伊逊等将领，率领大军北征。出发前，清太宗告诫将领对“已经归附纳贡之屯”，不得“误行侵扰”。远征军急行军40天，于呼玛儿河分兵各自向目标发起进击。当时，各部族大多站在博穆博果尔一边，势力很强大，其重要兵力集中在雅克萨至铎陈（在黑龙江北，今俄罗斯境内）及乌库尔、多金（在黑龙江南岸）一线。清军经过奋战，攻克雅克萨城。当清军进攻乌库尔城时，博穆博果尔率领6000名各族联军对清军进行阻击，使清军蒙受重大损失，章京雅布喀等多名将领阵亡。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和清军训练有素，清军终于取得了这次远征的胜利。崇德五年（1640）七月，清太宗派遣的小分队终于在齐咨台（今俄罗斯赤塔）将博穆博果尔擒获，于次年押解到沈阳。
崇德八年（1643）三月，清太宗第三次派将领阿尔津等人率兵远征黑龙江的呼尔哈部，目的是征讨这一地区尚未归附的部落，进一步完成对黑龙江上游地区的统一，巩固以往所取得的成果。五月末，作战胜利的捷报已送抵沈阳，俘获男子1000余人。从捷报中所提到的地名来看，远征军已抵达黑龙江北岸地区，进入了索伦部聚居的地方。远征军七月回到沈阳，八月清太宗逝世。清太宗在逝世前终于完成了统一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大业。
皇太极统一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三次军事远征，以大量的事实表明他是在恩威并施思想的指导之下，把武力征讨作为又一必要的手段，以达到招抚的目的。对所征服的地区，仍然以当地的首领为基层官员，负责治理地方，即“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至此，“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远迩诸国，在在臣服”。在清太宗时期，东北地区的疆域和版图，基本上已经确定下来，并且得到了初步的巩固。
据崇德五年（1640）三月统计的索伦战役数字：“共获男子三千一百五十四人，妇女二千七百十三口，幼小一千八十九口，共六千九百五十六口。马四百二十四。牛七百有四。又先后获貂、猞猁狲、狐、狼皮等裘，共二十领。”同年七月，将俘获的壮丁2709人，妇女儿童2964人，共计5673人，“均隶八旗，编为牛录”。同年十一月，对编入八旗的索伦部首领授官、赏赐，“均赏衣服布匹。复令较射，分别等第。一等者，视甲喇章京；二等者，视牛录章京；三等者，视半个牛录章京。各照等第，赐朝服、袍褂等物”。皇太极统一黑龙江流域后，在这里“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管理民事，征收赋税，把当地居民编入旗籍，称为“新满洲”，成为满族八旗的组成部分，在后来保卫中国东北边疆的军事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皇太极统一黑龙江没几年，俄罗斯就来了
四 达斡尔、鄂伦春人
在清代文献中的“索伦部”，广义包括达斡尔族、鄂伦春族。在西起贝加尔湖之东、东至黑龙江中上游的广大区域内，居住着包括今天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的先民在内的众多部族，依据所集中生活的地理区域及生产形态，大致可分为西、中、东三部分。西部的贝加尔湖东北地区、勒拿河支流维季姆河流域，居住着驯养鹿的“使鹿”人，即被称为“索伦别部”的“喀穆尼堪”（喀木尼汉）。据《满文老档》记载，崇德元年（1636），阿赖达尔汗追逐茂明部的逃人，“获骑鹿如牛而行，名曰喀木干之部落，男丁，妇女十一口来见汗”。“又获语言不相同之喀木干部首领哲雷及百人以还。”据韩狄考证，《清太宗实录》所载喀木尼首领叶雷，当居住在勒拿河支流维季姆河流域。
“鄂温克”的含义是“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鄂温克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无文字。鄂温克人主要是以放牧为生，其余从事农耕，少数人从事狩猎业。驯鹿是鄂温克人唯一的交通工具，被誉为“森林之舟”。鄂温克族信奉萨满教和喇嘛教。所谓“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远迩诸国，在在臣服”，表明在皇太极时期，鄂温克族已经归附后金（清）。
“鄂伦春”最早见于文献记载，一条是《清太祖实录》卷51，有一份奏报中首次提到“俄尔吞”；另一条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九月上谕中称为“俄罗春”。此后，较为统一以“鄂伦春”这一名称来称呼他们。“鄂伦春”有两个含义：一是使用驯鹿的人；二是山岭上的人。在历史上，鄂伦春族曾被称为“使鹿部”“使马部”，与达斡尔、鄂温克族同被称作“索伦部”。
鄂伦春人居住的区域比较大。在黑龙江上游、中游地区与达斡尔、鄂温克比邻而居的，是鄂伦春的主体部分。在清代，黑龙江下游地区也居住着一些鄂伦春人。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的53个各族姓氏中，鄂伦春部就占有16个姓氏。鄂伦春族人口数为8196人。当今鄂伦春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布特哈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及黑龙江省呼玛、爱辉、逊克、嘉荫等县。
五 赫哲、费雅喀人
赫哲族的祖先，自古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以及滨海、库页岛一带，隋唐时称黑水靺鞨。明代的东海女真（野人女真）与赫哲族的祖先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清初，赫哲族形成了较稳定的族体，主要从事渔猎生产。“赫哲”一名，首见于康熙二年（1663）的《清实录》：“命四姓库里哈等进贡貂皮，照赫哲等国例，在宁古塔收纳。”此后，在清代文献中，“赫哲”又被写作“黑斤”“黑真”“赫真”“奇楞”等名称。
在皇太极时代，开始将赫哲族的部分居民迁往辽东等地，编入八旗，使之成为“新满洲”的组成部分；对仍然留在原居住地的赫哲族居民，则实行编户管理。
崇德五年（1640），皇太极指示征讨虎尔哈（库尔喀）的清军，把俘获伙计归降的家属“共一千二百七十七口，内留一千一百九十四口，仍居彼地”。大部分虎尔哈居民被留在原地，编户纳贡。当时，虎尔哈活动于今松花江中游以下，迄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包括库页岛的广大地区，与赫哲族比邻而居。留在原居住地的赫哲族居民，也一同被编户纳贡。“顺治十年（1653），使犬部（赫哲）富斯哈喇等十姓，贡貂归诚”，表明清初对黑龙江东部居民，包括赫哲族居民在内，普遍实施编户纳贡的统治方式。
费雅喀族的祖先，在明代称乞列迷，在清代文献中也被写作“非牙喀”“飞牙喀”，清初居住在黑龙江下游，与赫哲族比邻而居。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后金（清）对这一地区的征服与招抚，使得费雅喀人陆续向后金（清）归附纳贡。清入关后的康熙年间，费雅喀人仍然按规定向清政府纳贡。清政府在派兵驱逐黑龙江下游沙俄侵略者的同时，宁古塔梅勒章京等官员曾派人“前往附近费雅喀部落温屯村，宣布朝廷德意，并行招抚。于是温屯村以内就村人民，皆愿归附，庄屯头目克尔格孙等进贡狐皮、貂皮”。“此后费牙喀部落人民进贡，应送至宁古塔。”康熙年间，清政府进一步加强对费雅喀人的管理。康熙十年（1671），皇帝谕令宁古塔将军巴海“飞牙喀、黑斤虽服，然其性暴戾，当善为防之，尤虚广布教化，多方训迪，以副朕怀远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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