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浸染了167年盛世繁华的北宋都城——开封，被北境强敌——大金兵分两路攻破，北宋的天潢贵胄们共计三千余人，被金兵押往北方，百余年积攒的金银珍馐，尽皆被洗劫一空，连北宋的两位最高统治者——徽钦二帝也沦为阶下之囚。
这就是后世汉人政权的统治者们，但凡谈起便恨得咬牙切齿的“靖康之变”。直到数百年后的大明朝，永乐大帝朱棣仍然在《永乐宝典》中这样写道：
“靖康之变，耻莫大焉！仇雪耻，今其时矣。”
通过这句话就可以想到，900多年前如丧家之犬般逃到淮河以南的北宋遗老们，有多耻辱了！
1138年，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迁都临安府（杭州），史称南宋。而终于稳定下来的南宋臣民们开始历史性总结，所有人都想给过去那段羞辱的历史，找一个罪魁祸首。
号称文治最盛的大宋文官阶层们，找来找去，把靖康之耻这个史上最大屎盆子，扣在了一个已经死去41年的人身上——王安石。
北宋著名哲学家杨时说：今日之祸（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实安石有以启之。（北宋国破之祸，就是从王安石开始的。）
而在那之后的历史长河里，王安石一直都背负着“流毒四海，祸国殃民”的骂名，被世代更迭的封建统治阶层牢牢钉在了耻辱柱上。
那么，王安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关于王安石的标签，很多人对于他的标签，除了王安石变法之外，便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除此以外，关于王安石，很少有人能再说一二了。
可如果翻开王安石的人生履历，细细品读他的人生，你会发现这位曾搅动北宋浑浊政坛，给积贫积弊的北宋带去末世光亮的大相公，其实有着太多的故事，被隐于历史的烟尘之下。
1085年的“元佑党争”，北宋实际最高统治者高太后以保守派司马光为相，全面废止王安石变法，也泯灭了北宋起死回生的最后希望。
纯人——天纵奇才，不慕名利
庆历二年（1021年），年仅21岁的王安石进士及第，成了当之无愧的天子门生。按照绝大多数北宋进士们的人生轨迹来看，王安石首先会被中央委以重任，然后派往地方任职，在基层历练。倘若有所建树，便可回到中央，并一步步踏入权力中枢，成就所有读书人都想要的“封侯拜相”梦想。
可王安石不一样，王安石想要的东西，跟所有读书人都不一样，他在等一个人，等一个慧眼如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伯乐出现。
所以如果你翻阅《宋史·····王安石传》的话，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年轻时候的王安石一直在辞官，不愿进京，不愿入阁，可以称得上是用全身细胞抗拒进入权利中心。
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
都说“京官大三级”，当时多少读书人削尖了脑袋都想挤到京官队伍里去，可王安石却偏偏不要！这样的心态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但如果借用王安石的一首诗来相互印证的话，就容易理解得多了。
森森直干百余寻，高入青冥不附林。万壑风生成夜响，千山月照挂秋阴。岂因粪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古松》
王安石以古松自比，更用最后一句诗喊出了自己的心声：千里马在等伯乐。
王安石要的不是晋升权贵，然后跟着腐朽的统治阶层一起，继续沉浸在纸醉金迷的虚假盛世里等死；王安石要的是权势，一个可以摧毁一切阻挡他实现“救天下”梦想的无上权势。
黄庭坚说：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光光是这一句话，就胜过当时北宋多少自诩正义的文官名流们了。
但就像是千年前的屈原一样，作为举世唯一一个清醒的人，王安石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强邻环伺的外部因素，而是如何给已经烂到骨子里的北宋刮骨疗伤。
是药三分毒，踌躇了十数年的王安石一遍又一遍在心里推演着自己的改革蓝图，并暗暗蛰伏，以观时变。
很快，历史给了王安石一个机会——那个慧眼如炬的伯乐出现了——宋神宗，浩浩荡荡的王安石变法也正是在宋神宗的鼎力支持下，开始了。
纯臣——明见事体，不溺近情。
王安石的发迹除了自身努力之外，还有身边无数好友的助力。
如果王安石也有个朋友圈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朋友圈以变法为分界线，呈现出两极化的现象。
早期的王安石与一众北宋政坛大佬、文坛大V们相交甚密，彼此视为知己，无话不谈。早在景佑四年（1037年），年仅十七岁的王安石就被好友曾巩举荐给当时的文坛顶级流量——欧阳修，欧阳修看了王安石的文章后，大加赞赏，成为一时人物。
而在那之后，王安石成功进入上流社会，与司马光、包拯、欧阳修、韩琦等人结成挚友，甚至于当时北宋最强盛的两大政治家族——韩吕两族都对王安石青眼有加。有这样的政治资源傍身，本就是人中龙凤的王安石何愁功业难成？
但随着变法的开始，王安石朋友圈里的知己越来越少，当年曾对他有过提携举荐之恩的知己好友们一一离开他的身边，有的甚至跟他反目成仇，一生再难和好。在这其中，就有王安石曾视为一生知己的好友——司马光。
不光是当时的北宋政坛，即便是近千年后的今天，还是有很多人难以理解王安石的做法。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哲学之道，都是秉持着“凡事留一线”的原则，对仇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曾经的挚友和恩人？
但这样的哲学，在王安石这里是行不通的。所有阻挠新法改革的人都得离开，即便对方曾是自己的知己和伯乐。
《宋史》对于这一时间段的王安石做了总结：
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曾一手为王安石创造机会，让他得以跟最高统治者宋神宗相见相知的官N代——韩维、吕公著（就是上面提及的韩吕两族的世家子弟代表人物）在变法之初，就因为政见不合，被王安石贬谪出京。
对王安石有知遇之恩的欧阳修，在上书反对“青苗法”无果后，落寞请辞。作为弟子的王安石非但未作挽留，反而补刀一句：“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一个趋炎附势的无用小人，要他何用？）也就是这句话，多年师徒情谊，一朝分崩离析。
曾交心的知己好友司马光，也最终因为和王安石意见相左，而不得不辞官而去，并终此一生与王安石势不两立。
一个成为改革派的将帅，一个化身保守派的中枢，而后者更直接毁掉了王安石变法的所有成果。
所有曾帮助过王安石的人生贵人们，都被王安石一手推入深渊。而到底是什么让得势后的王安石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不顾昔年恩情，一意孤行，推行着史无前例的疯狂改革，并在变法这条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
而这个问题，也许《抱朴子》中的一句话可以作为答案：盖明见事体，不溺近情，遂为纯臣。
君子朋而不党。对王安石来说，比起私人情谊，救天下显得更加重要。他愿意背负所有骂名，因为留给他，留给大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纯友——朋而不党，其淡如水。
王安石曾有过很多朋友，但这些人最终都因为政见不合，而被王安石亲手推开。到了变法后期，随着变法推进越来越难，王安石也越来越孤独。
天生不好美色，视财富如过眼烟云的王安石，忘记了一件事：这自古以来，就只有一个王安石而已。绝大多数人都是凡夫俗子，在名利面前毫无抵抗力。
早在熙宁元年（1066年），王安石在跟宋神宗第一次面对面交谈的时候，他就写了一道很著名的奏议——《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所有人都看到的，是北宋百余年的国泰民安，但只有王安石看到了这一虚假繁荣背后的隐患。
王安石最后说：百年无事，亦天助也。换言之，北宋之所以能太平这么久，完全是上天保佑，但这样的侥幸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了。
当时的北宋，就像是一个从内而外开始烂的大树，虽然一时看上去还是郁郁苍苍，但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腐朽。
这并非是王安石危言耸听，当时的北宋确实正在被三大问题困扰，并且正迅速滑入无可救药的深渊。
首先是冗官。
有宋以来，重文轻武，虽然文治到达了极致，但轻武将带来的后果就是，北宋军队的战斗力直线下降。为了避免武将拥兵自重，重演前唐藩镇割据的灾难，宋朝的兵将都实行分离制，经常会出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尴尬现象。
而为了相互制衡，宋朝又开设了大量的官职，同官阶之间相互制约，经常出现一个官职，却有几个任职者的现象。
除此以外就是冗兵。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宋朝历代统治者都热衷于募兵，但这样的后果就是，兵源质量不断下降，并出现了不少吃空饷的现象。不断膨胀的士兵数量和不断下降的作战能力，这使得宋朝陷入了无限的死循环。
而冗官冗兵问题，催生出的，便是财政危机。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军队建制12万人，宋太宗赵光义时期增加为18万人，到宋真宗时期激增为40万人，宋仁宗时期更是到达了恐怖的80万人。
前唐时期科举制度十分严格，进士每期不过三四十人，而相对应的宋朝，每期动辄四五百人，再加上统治阶级胡乱封官，各种加封和荫封，宋朝官僚体系几乎被撑爆。军费开支和政务开支，以及随后因战败而来的岁币开支，都极大损耗了北宋的财政。
王安石正是看到了这三个问题，才相对应的展开了“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等新法变革。
但遗憾的是，王安石变法触动了统治阶级的固有利益，随着变法推进越来越难，再加上宋神宗的不断动摇，晚年的王安石又经历了一场丧子之痛，这场改革终于还是被叫停了。
随着宋神宗的逝去，王安石失去了最后的后盾，在随后波澜诡谲的政局变幻中彻底失势，晚年的他回到了江宁，与山石之间建了一座“半山园”，看似寄居江湖之中，但内心却仍然惦念着庙堂之事。
王安石的离开，为司马光腾出了地方。在统治者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发动“元祐更化”，全面且彻底地废止了王安石新法。
一直故作轻松，寄情山水的王安石闻此噩耗，终于一病不起，而当他听说免役法也被废止时，忍不住惊呼道：“亦罢至此乎？”
那之后不久，王安石陷入了长久的昏迷，并在挣扎数天后，溘然长逝，年仅六十六岁。
而听到王安石去世的消息后，有好事者问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盖棺定论时，王安石这位年少时的挚友，政坛死对头，曾被王安石亲手贬黜，又亲手毁了王安石变法的老对手，沉默了良久，给了六个字回复：“不可毁之太过。”
也许时隔多年以后，司马光也开始从内心重新接受这位老对手，他渐渐懂得，这个顽固不化，不听人言的拗相公的心路历程。
王安石和其他所有文官阶层不一样，他什么都不要，他就要一个朗朗乾坤，就要一个四海清晏。就像是他的那句小诗一样：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
心如宝月映琉璃，何惧生前身后名？
纯人、纯臣、纯友，我想王安石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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