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的时候，佛罗伦萨共和国做了一次人口普查。当时所谓人口普查，就是要数清有多少人以及这些人都叫啥，最后形成一个花名册。声势浩大的调查员队伍，深入到了佛罗伦萨的乡村街头。他们逮着人就问你叫啥，然后登记在小本子上。花了金钱、费了时间，终于搞出了一个花名册。
但这个花名册根本没法用。因为光叫乔瓦尼的，就有800多个；叫皮耶罗的，就有1200多个。一张EXCEL表格里全是这种内容，还能怎么用？
但是，商鞅变法的秦战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别管你叫阿猫还是叫阿狗，先说出你姓啥，没有就分你一个。然后，你爹姓啥、你就姓啥，你姓啥、你儿子就姓啥，父子传承不能搞乱。靠姓加名的组合，在两千年前的战国时代，秦国硬是把自家有多少人给数清楚了。
但是，别以为秦国的这张EXCEL表格只能统计人数。《商君书》足足开列了十三项数据，是国家必须要搞清楚的。包括粮仓、金库、成年男子、成年女子、老人、体弱的人、官员、吏员、游士、商人，牛、马、饲料。别说人口有多少要数清，就是牛马这些大牲口也得数清，甚至连大牲口的草料也要数字化。
这就是中国政治的早熟。
中华帝国能够长期领先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超前的政治设计和超越时代的统治能力。商鞅变法不止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变革，而是中华文明对其他文明，在政治上的碾压超越。这种文明级的超越，足足让欧洲国家追了两千多年。
在九百年前的北宋，中华帝国试图再一次实现这种超越。这就是王安石变法。
法国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说：税收是一种拔鹅毛，尽量让鹅少叫的艺术。到十八世纪，欧洲人关于财政的理解还是一个对鹅拔毛、与民争利的事情。而王安石却根本不这么看。王安石变法是通过增加商业行为来增加财政收入。这是一种政府养鹅和与鹅共赢的设计。
青苗法的初衷是什么？
青黄不接的时候，官府手里有钱，而农民家中无粮，那就政府向农民出贷。在大河有水而小河无水情况下，大河向小河输血。在上缴两税之际，农民随同两税一起还本付息。在大河无水而小河有水的情况下，小河向大河输血。
一来一回的动态交易中，政府府库的财富就能增加20%的收入，而农民也扛过了青黄不接。还有市易法、均输法，都是通过增加商业交易行为，实现动态理财。
在秦汉隋唐时代，充当组织社会的，要么是信陵君，要么是王谢豪族。这些人有足够的意愿和足够的能力，去组织平民开展大规模公共基础建设。
但是，在没有豪族的宋朝平民社会，公共基础建设该由谁来负责？政府必须出面。就像曹操组织屯田一样，北宋政府要组织百姓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以及推广更先进的农业技术。农田水利法，就是在做这个工作。政府只有搞好基础建设，百姓才能生产更多的财富。百姓富足了，政府财政也才会有钱。
免役法，方田均税法，这就是一种均衡财政负担的改革。让有钱的地主和官僚承担更多财政责任，让无钱的百姓少承担责任，甚至不承担责任。这就是现代政府的财政设计理念。
取士之法，就是试图从民间选拔有政务能力的官员，而不是选拔诗词歌赋的才子。科举也是一项超越同时代文明的制度。
即便这个制度，王安石变法仍要把它向前再推一步。保甲法和保马法是在转嫁政府的国防责任。但在和平时代，预备役制度俨然就是现代国家的标配选择。不打仗，就没有必要养活那么多的职业军人。
王安石变法，是要完成一种新的政治超越。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另一场商鞅变法。但这一次超越没能成功。
民情大于法治、法治大于自然条件。
商鞅变法，对宗法民情的颠覆是礼下庶人和刑上大夫。这不是彻底颠覆，而是扩大了范围、建立了法治。但王安石变法却要来一场古今之变。
要增加商业交易行为，一要确认私有产权；二要健全金融中介组织。但是，在前现代国家，这是无法做到的。权力只属于君主，而人民没有权利。民情和法治都不支撑这种转变。
要实现工商业的大发展，政府就要承担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北宋的确在努力，但北宋毕竟只是一种开明专制。开明专制也是一种专制，它无法建立一个现代性政府。还是一种法治的不允许。
最主要的是官员群体，这伙人毕竟是传统时代的产物，不可能人人都是王安石。王安石变法要落地，就要官员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这需要重新塑造官员队伍的伦理价值体系。但关键是要有人民对官员的监督、限制，甚至决定去留。民情和法治都不允许。
所以，王安石变法只能失败。
民情不支持、法治也不允许。变法的各项举措，闪烁着光辉的理想；在具体落实上，却只能接受现实无情的打击。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每一种人都很需要，也都很可贵，但为民请命和舍身求法的人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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