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如果对中国的历史典籍有过了解，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由于断代史被规定为官方历史著作的体例，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的史书有越写越繁琐的趋势。
最初的《史记》不过52万字，却记载了3000多年的历史，到了《汉书》才230年的历史却用了80万字，然后再往下延伸，越写越繁。《宋史》高达300万字，《元史》160万字，《明史》也达280万字，《清史稿》更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400万字。
再往前追溯，成书于战国的《竹书纪年》、《左传》等等都不过几万字而已，但时间跨度非常的大，夸张的是由孔丘删订的《春秋》不过用了1万6千字，就记载了200多年的历史，基本是每年就用几句话来叙述，而且话中有话，叫做“微言大义”，因而衍生出了《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左传》对《春秋》中的事实进行了补充和扩张，并且加于详细化。
后世的史学家因而出现了错误的倾向，认为《春秋》不是历史书，《左传》才是历史书。认为写历史书籍要以详尽为务，这种观念导致历史家对历史材料无法进行增删取舍的概括，全都照搬照抄，把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记载整合到一起，使史籍变得臃肿不堪。后世的史家如欧阳修，曾想效仿孔丘，对史籍进行改革，推出了《新五代史》，但因书中夹杂主观观念太多，不尊重事实导致改革后果不理想。
欧阳修的《新唐书》及《新五代史》都饱受诟病
对于史书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写作体例、在于要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把汗牛充栋的史料呈现出来，而且呈现得简洁而系统。
中国史书体例有很多种，其中记言体与谱牒是最早的两种。最初的记言体并不是记载人物的私下言论，而是对各种公文、号令进行整理和汇总，例如《尚书》所载的典、谟、训、诰、誓、命之类；到了周朝，又有《周书》出，与《尚书》相类。
进入春秋战国后，天子势衰，诸侯纷立，公文、号令不能统一，《尚书》类的公文记言体鲜有人采用，而另一种记言体开始流行。这种新的记言体以《国语》和《战国策》为代表，二书旨在精选有价值的言论，而不管是否为官方正式公文。
《国语》适应诸侯并立的现实，将各种经典语录按国别进行划分，因此有人也称之为“国别史”。但是，“国别史”其实不是一种严格的体例，如果认为按国别可以确立史书的体例的话，那么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也应归入“国别史”而不是“记事史”了。
《国语》和《战国策》其实是记言体的一种发展，它们与《尚书》不同的地方在两点：一、不再局限于帝王将相的号令、公文，还收入了很多经典的私人语录；二、《尚书》是基于大一统时期，记载统一的号令、公文，《国语》和《战国策》是处于分裂时期，记载各地的精彩言论。
秦朝两汉后，积累了许多统一的号令、诏书和经典语录，于是晋朝时期的孔衍对汉魏时期的史书进行编辑，“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纂成新书，名为《春秋后语》、《汉尚书》、《后汉尚书》和《魏尚书》；隋朝再次统一中国后，也出现了体例类似的《隋书》。这是史家欲图恢复记言体的尝试，可是与古记言体相比，它们因在史料价值上的无足轻重而无法广为流传。由此可知，记言体是史学发展初期的一种体例，是人们呈现史料的一种方法，随着史学的发展，这种方法已被更为完善的体例所取代。
《尚书》是古代帝王的公文
谱谍产生的年代与记言体相近，记言是在国家层面上收录号令、公文之类的典籍，而谱牒则是宗法层面上，记载世系的史料。
《史记·三代世表》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这说明两点：一、谱牒是编年体的前身，二、谱牒在最初的时候是天子的世系记录，一般诸侯还不能编入。谱牒里不单有帝王的世系姓名，还有年代记载。司马迁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但是这些年数“古文咸不同，乖异。”因此孔子才对其进行甄别，编成了《春秋》。
《史记》提到的谱牒有《五帝系牒》、《春秋历谱牒》等，这些书大多都已失传，我们只能从《夏本纪》《殷本纪》里看出一点痕迹。谱牒里一般会记载帝王的姓名，在位年岁以及若干事件。
最初的谱牒只收入帝王的世系，东周时期，诸侯兴起，谱牒的收录范围也随之扩大。《世本》中就分为《帝王世本》、《诸侯世本》、《卿大夫世本》等，相比于编年体而言，谱牒侧重的是世系传承的记载而不是年月的排次。
谱牒发展到东周时期，随着天文历法的进步，年月的排次逐渐清晰起来。因此出现《夏殷春秋》、《竹书纪年》等书来追溯三代谱谍中的年代。将记载引入帝王世系中，记叙某年某月发生了某事。孔子作《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一年中必有春夏秋冬四个节点，可谓为“大事记”。彼时，谱牒收入诸侯世系，因此诸侯各国也各自出现《春秋》体史书，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
《春秋》体是谱牒转化为编年的时期，它呈现史料的特点是以时间为维度，记事于其中，且所记之事，或为大事，或为有价值之事，多依编者的主观判断和世俗的定论，故《春秋》最类于现在的“大事记”。
《左传》是《春秋》大事记演变成编年体的最终成果，《春秋》列大事记，系之于年月之下，然后只是举其大纲而已。《左传》本来是解释《春秋》的书，它的初旨是释义。如“不书即位，摄也。”“未王命，故不书爵”之类，皆是欲明《春秋》叙事之法，为释义笔法之类。然而欲明《春秋》，又不得不详叙《春秋》中的大事记，说明事件的具体缘由。因此又有“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公会齐候于防，谋伐宋也”之类，是补叙事件的缘由，不单纯拘泥于解经文。叙述缘由的进一步展开，就变成了具体的叙事，而在编年之下具体叙事的就是编年体，故称“经以提纲，传以述事”。
《左传》以编年为体例，将《春秋》大事记铺展开来，年中有事，事中有人，人因年月而见世系，又因事件而记其言论，故记言和谱谍也都包含在其中，又夹杂史评，纲举目张，条例清晰，成为呈现史料的绝佳方式。
《春秋》终篇于西狩获麟
纪传体成形于各种体例完备之后，司马迁著《史记》，以仿《春秋》而作《本纪》，纳谱牒而入《世表》《年表》及《月表》，《汉书》又加《诸侯王表》《古今人物表》等，《春秋》与谱牒遂融入纪传体中。
正因纪传体拥有包罗万象的特点，《史记》、《汉书》、《东观记》出现之后，记言、谱牒、编年都相继衰落了。至东汉末年，汉献帝嫌传记体文繁难省，不便阅读，于是命荀悦在《汉书》的基础上，改传记为编年，撰成《汉纪》三十卷，因其辞约事详的特点，在世上广为流传。东晋袁宏又有《后汉纪》，成书早于范晔的《后汉书》。干宝有《晋纪》，早于王隐、虞预的《晋书》，实现了编年体的复兴。南北朝时又有实录体出现，实录体本质上是编年体的进一步发展，将叙事变得更加详细、更加精确。所编之年也从《左传》的春夏秋冬变成十二个月，再变成月中的具体日期，在实录中甚至精确到具体时辰。
编年体发展到了《资治通鉴》是一个巅峰，如果说《史记》是纪传体中的通史，则《资治通鉴》便是编年体中的通史。《资治通鉴》之前的《汉纪》、《后汉纪》、《晋纪》、《宋略》、《十六国春秋》、《建康实录》等都是断代的编年，《资治通鉴》之后的《资治通鉴纪长编》、《续资治通鉴》、《明通鉴》、《清通鉴》等又是断代的编年，唯《资治通鉴》具有通史的特点，且增删得当，条例统一，实乃史家良著。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纪传体和编年体被当成最佳的史料记载方式。但是在近代，特别是民国之后，这两种编写方法都逐渐边缘化了，现在所通行的是从西方流传过来的章节体。它与传统的纪事本末还不一样，章节体一般所围绕的中心不是事件和人，而是历史的各个侧面，如诸如政治、军事、外交和宗教等。它只看到一个时代的侧面，而忽视了那个宏大的全体。在他们看来，明清时期就是封建制度的下坡路、君主专制的顶峰，此外什么都没有了。
宏大的历史被分割成各个小侧面
我们初高中的历史教材就是采用这章节体的体例，它把历史分为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个领域。然而，这种划分方式是主观的、而且是片面的，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间从来就没有严格的界限，更不存在明确的节点。章节体的作者根据自己的意见，强行在空间上给历史划分领域，在时间上又划分节点，比如硬说从某年起是近代史，某年前是古代史等等。
如果我们翻开一本历史书，它不给我们介绍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在里面高谈阔论，说哪些人代表什么阶级，那件事有什么意义。那么它不是在向我们讲述历史，而是在灌输某种政治观念。这种历史书到处都充斥着官方的意识形态，根本不值一读。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