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射猎文化可谓是历史悠久，史书也多有记载狩猎之事。如《左传》就对狩猎做出了描绘，谓“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而文中所谓的“讲事”，主要是讲求武事，可见很早开始我国就把田猎当成一种练兵的形式。而以女真为主干的满族，作为渔猎民族，就非常重视本族的骑射传统，并时常举办“木兰秋狝”，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在清代有着重要的军事、政治意义，本文就来说说清代的“木兰秋狝”。
上面说道，我国的射猎文化历史悠久，尤其是北方的少数民族，由于射猎与其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对射猎活动十分重视，哪怕是入主中原建立王朝后，其依旧延续其射猎传统，通过围猎活动来检验和提高军士的战斗能力。如金国就是典型案例。
《大金国志·卷三十六》：金国酷喜田猎。昔都会宁，四时皆猎。……，一出必逾月，后妃、亲王、近臣皆随焉。每猎则以随驾军密布四围，名曰“围场”。待狐、兔、猪、鹿于围中，国主必先射之，或以鹰隼击之。次及亲王、近臣。
《大金国志》
而在清代建立之后，为了提高传统的骑射技能，保持战斗力，更是经常围猎以锤炼、检阅王公贵族和广大官兵的战斗技能。当然，也是突出民族性的重要方式，清太宗皇太极就经常在各种场合强调射猎打围的重要性，“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躭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盖射猎者，演武之法”。
《清太宗实录》
迨至康熙年间，由于承平日久，满族上至王公贵胄下至普通军士贪图享乐，战斗力日益退化。为了扭转好逸恶劳的颓废之风，遂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为理由，在秋冬时节，校猎于塞上，以保持满族“国语骑射”的传统，“从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至生疏矣”。
《清会典事例》
“木兰秋狝”的“木兰”满语意为“哨鹿”，由于在每年7～8月进行，又称为“秋狝”，木兰秋狝之制开始于康熙二十二年，“康熙二十年，幸塞外，猎南山。寻出山海关，次乌拉，皆御弓矢校猎。越二年六月，幸古北口外行围，木兰搜猎始此”。而用于秋狝的围场则是在康熙二十年左右设立的，本是喀喇沁、敖汉、翁牛特部的属地，后三部将此地献于清帝为校猎之所。其地位于内蒙古昭乌达蒙、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与察哈尔蒙古八旗接壤处，周环1300余里，其地水草茂盛，气候温和，野生动物繁衍旺盛，十分适合射猎讲武。
《养吉斋丛录》
每年“木兰行围”之际，由护军营、健锐营、前锋营、火器营、善扑营、虎枪营等兵1300余人随行护送清帝一行，到达由向导处精选的地点后，都会扎下大营，而主要防卫工作由护军营士兵负责。
护送清帝军队，此图虎枪营缺载，但根据乾隆时期的定制，护军营人数远远高于嘉庆《大清会典》记载，怪之
大营的最核心部分无疑是皇帝的驻地御幄所在地，是为“黄城”，其外环绕着内城、外城，其布局明显是对京师的模仿。
黄城图
大营总图
大营入口
根据乾隆年间的定制，最核心，也是最里层的部分是“黄城”，由黄布围成的方形幕帷组成，只向南开口，开口处由20名侍卫把守，东、西两隅各有20名侍卫守护，总共有上三旗60名随侍宿卫“贴身”保护皇帝的安全。而其左右两翼则是阿哥所和八旗下的附属机构。
嘉庆朝《大清会典》
而“内城”，就是“黄城”的外围一圈由175架帐篷组成，设南、东、西三门，每门设上三旗护军参领2人，护军校、护军20人。周围设汛9处，每汛以上三旗护军参领1人，护军校、护军18人守卫。共237名护军营官兵。
离“内城”十二丈处，就是外城，由254架帐篷组成，开东、南、西、北四门，每门由地位相对较低的下五旗护军参领2人，护军校、护军20人守卫。周围设汛4处，每处以参领1人，护军、护军校18人守卫。共164名护军营官兵。
在离“外城”的六十丈处，设警跸帐篷40架，每架旁建护军旗一面，每面旗有护军参领1人，护军校、护军15人。共640名护军官兵。
乾隆时期大营定制
而外藩蒙古为了表达对大清皇帝的忠诚和敬仰，自然要派兵随围。这些蒙古兵皆是来自漠南蒙古，计有喀喇沁、翁牛特兵共1000名，敖汉兵50名，科尔沁兵100名，巴林、克什克腾兵100名，兼有各部火铳手112人。共1362人。行围时，这些外藩蒙古兵充当“虞卒”，将所划打围区域圈起来，负责围合禽兽。除此之外，还有来自索伦部的射生手。
外藩蒙古随围
围中设黄色大纛为中军，左右两翼以红、白两纛为识别，两翼末（乌图里）皆以蓝纛为标志，皆听中军节制。
行围之制主要有二：
一为行围。只以数百人，分翼进入山林，围而不合。
二为合围。合围人数众多，也是围猎项目的重点，在五更之前，由满洲、蒙古王公大臣充当的管围大臣率领虞卒、八旗官兵、虎枪营官兵、索伦部射生手冲出营盘。捕猎大军视围场大小山川远近，绕出围场之后，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以看城（清代皇帝行围打猎时设立的瞭望点）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在合围形成后，两翼末的虞卒脱帽，以鞭擎举，高声呼喊玛尔噶口号，逐次传递至中军，中军便知合围已成，遂徐徐拥纛前进，等待皇帝入围。
而形成包围圈的士兵不断将野兽由外向里压，直到人与人并肩，马与马并耳的距离，不断缩小包围圈内牲畜的活动空间，而在包围圈的外层设置了虎枪营士兵及索伦射生手对漏围的野兽进行射杀。
日出前，待时机完全成熟，皇帝便率扈从、侍卫、虎枪营、御枪处的士兵射取野兽。不过，为了皇帝的安全，如果有围中有虎出现，“则围暂不行”，由虎枪营的士兵一拥而上将老虎击毙，皇帝再下场。当然，凡事都不能一概而论，像康熙、乾隆为了显示“尚武”，遇到老虎，下场冲动较为强烈，肯定会在众兵保护周全的情况下，“如围中有熊虎猛兽，则驰报，命虎枪官兵掩杀，或御神枪及弓矢，亲殪之”。在快要收场的时候，皇帝就行至看城观看诸王与射生手击毙野兽，如果场内野兽太多，皇帝则会大展好生之德，“特开一面以逸之，围外诸人不准逐射”，散围后，皇帝以及诸军士、外藩蒙古回营。
《清稗类钞》中记载的行围经过
《养吉斋丛录》记载的行围经过
在行围时，如遇到“哨鹿”日，其制又与普通行围略有不同，至少在人数规模上远远少于行围。皇帝在五更之前出营，侍卫和差遣人员分为三队，三队在距哨鹿地处按远近分别驻扎。由于鹿只往往隐蔽在丛林深处，需要侍卫用木制口哨模仿鹿鸣之声诱其出动，鹿至之后，皇帝箭在弦上，即时射毙，“取其血饮之。不惟延年益壮，亦以为习劳也”。
《啸亭杂录》
在行围过后，外藩诸蒙古恭进筵宴，并借此将皇帝展示自己的才艺，一般来说有相扑、什榜（以传统蒙古乐器助兴）、诈马（赛马）、教駣（表演驯化马匹），此所谓“塞宴四事”也。一般来说行围、哨鹿、塞宴四事这套流程要举行二十日，“木兰秋狝”才算完全结束。
塞宴四事
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代，“木兰秋狝”最为繁荣的是在康熙、乾隆时期，大举次数是相当频繁。比如康熙，简直就是堪称野生动物杀手了，还搞出了“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的记录，“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随便射获野兽，不胜计矣”。
《清会典事例》
木兰秋狝之制是康熙始创，但在雍正年间由于政务繁忙、兄弟争权兼之清世宗运动能力不强等原因被长期中断。直到乾隆六年，清高宗力排众议才恢复木兰秋狝。
《清高宗实录》
根据乾隆帝对反对诸臣的驳斥，其举行木兰秋狝的目的有二：第一、以猎讲武。自古以来有所作为的的君王，“皆因田猎以讲武事”，口外行兵，“于军伍最为有益”。第二、怀柔蒙古。出围之时，途经外藩蒙古，“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怀远之略”。至于下文就是对木兰秋狝恐怕耽误政务，使皇帝耽于享乐的批驳。总而言之，着力陈述木兰秋狝的必要性。
事实上，正如乾隆皇帝所说，木兰秋狝并不是单纯射猎活动，而是承担着重要的军事、政治任务。
从军事上来讲，木兰秋狝对排兵布阵、队伍整齐非常重视，每次行围就像一场军事操练，要求官兵严格执行指令，部伍整肃，“围猎之制，贵乎严整，不可出入参差”，并出台林林总总的律法约束官兵的行为，如果不遵守，将受到处罚。如顺治初年，就规定“围场随猎官兵人等，如有行走不齐，前后杂乱，以致呼应不灵者，该管官罚俸一月”。在木兰秋狝中，遇到猛兽，更应该以对敌之势奋勇向前，“毋许一二人逗留在后，有逗留者执之”。
在历次木兰秋狝中，乾隆帝经常对参加行围的官兵，就其技艺和从猎表现做出训诫和嘉奖。如乾隆六年，就指出“此次巡幸木兰，所有随围之兵丁，首推东三省暨察哈尔之巴尔呼等。汉仗好，马上熟练，手技便捷，行围整齐。至他省及京兵，汉仗弓马膂力骨格，尚属去得。当差亦甚勤奋，但于行围耐劳等处，较之稍逊”。并要求官兵悉心训练。
《清高宗实录》
因为皇帝在木兰秋狝中强势旁观，官兵为了避免受罚和为了得到皇帝的赏识，就比较玩命，就会造成重大伤亡。就比如在《簷曝杂记》中就有虎枪营官兵为了捕获老虎，“被伤者三人，一最重”的记载。
《簷曝杂记》
有时候围猎风险极高，至于达官显贵，受伤也在所难免。超勇亲王之孙拉旺多尔济就在木兰秋狝中为了保护皇帝为熊所伤落下了终身残疾。
《清稗类钞·技勇类》：仁宗驾幸木兰打围，群臣方驰逐，有一熊突至御前，连伤侍卫数人。七额驸直前，与熊持良久，为熊所擒，坐身下不得脱。额驸急屈右足竭力跌熊，熊仆于山麓，糜烂而死，然其足自是跛矣。
《清稗类钞》
亦有侍卫在木兰秋狝中表现高光，而被清朝皇帝赏识者，如西布特哈达斡尔侍卫由屯，在木兰秋狝中，“车驾前一发得虎。高宗壮之，取视其矢叹曰：'箭与锸耳，吕布善射未必能尔’”。加入西征准噶尔序列，功至正白旗蒙古副都统。
《布特哈志略》
从政治上来说，怀柔蒙古的作用收到了不错的成效，清朝皇帝每次木兰秋狝，以科尔沁为首的蒙古王公或亲至行营恭迎圣驾，或派专使前来请安，参与随围的王公亦踊跃前来。总而言之，以秋狝怀柔蒙古效果还是不错的，赵翼总结道：“上每岁行狝，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诸蒙古，使之畏威怀德，弭首帖伏不敢生心也。”
《簷曝杂记》
木兰秋狝自康乾之后逐渐衰弱最后被废止。自嘉庆皇帝登基之后，清朝国势衰退，遍及数省的白莲教起义正如火如荼，搞得他焦头烂额，再加上水灾频仍，为了节省开支，不得不一切从简，干脆暂停了木兰秋狝，所谓“今秋往木兰行围，大营所用车辆及除道成梁等事，皆需民力，此次大水所淹，岂止数十州县，秋禾无望，若重费民力，予心不忍”。
《清会典事例》
随着清朝江河日下，吏治败坏，从嘉庆朝开始，围场管理开始松懈败坏，围场官兵形同虚设，“任听附近民人及蒙古私伐林木”，围场的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而野兽则“以草木为渊薮”，随着生态环境被破坏，野兽完全绝迹。嘉庆七年，清仁宗举行木兰秋狝，竟然“查阅数十围不见麋鹿之迹”。
尽管嘉庆朝有11次木兰秋狝的纪录，但是也只是勉强为之，其质量和效率相比于前代简直是天差地别。而随着时代的前进，军事技术不断发展，以锻炼弓马骑射为目的的木兰秋狝已经早已不适应近代战争。在清王朝国力衰弱，围场环境破坏，不适应近代化战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木兰秋狝在道光年间被彻底废除。“道光以后，不复秋狝。旧迹湮灭，非曩时景象矣”。
综上所述，木兰秋狝在清代做为练兵习武的重要活动，对八旗军事素质的提高和扶绥外藩蒙古有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以及清王朝的衰弱，它也失去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意义，最后只能被时代所淘汰。
引用文献：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大清会典》、《清高宗实录》、《清太宗实录》、《清稗类钞》、《簷曝杂记》、《啸亭杂录》、《布特哈志略》、《养吉斋丛录》、《清会典图》、《大金国志》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