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归去来兮辞》研究综述
陈 芳
摘要：本文将结合近三十年间关于陶渊明及其《归去来兮辞》的研究成果，从创作时间和地点，陶渊明归隐的原因，作品渊源与艺术特色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总结。
关键词：近三十年；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研究；综述
自1979年至2008年这三十年间，陶渊明研究的硕果累累，对近三十年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研究发展里程进行回顾，具有一定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一、《归去来兮辞》的创作时间和地点
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归隐田园，再未出仕。《归去来兮辞》及序，自述出仕及弃官过程，最为详核，其可靠性无可置疑，是理解陶渊明最重要的文献。
关于《归去来兮辞》一文的创作地点，几种权威的说法是在陶渊明的老家柴桑，如逯钦立所云[1]；王瑶先生说：“文中前半述归时之事，后半述归后之情。”从内容上认定为归家后所作；朱东润先生认为：“本篇是作者辞去彭泽令后初归家时所作。写归家时的愉快心情和隐居的乐趣。”是明确地断言《归去来兮辞》为归隐后之作。另外，李华先生也将该文的创作地说成是老家柴桑。周明《欣慰、苦闷、解脱——重读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01期）中认同逯钦立先生的观点，认为此赋的写作当在归田之后的第二年（406年）或稍后的一段时间，赋中所描绘的生活情景是纪实而非想象。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
钱钟书先生首先提出了质疑，他的《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1224-1232）中指出，宋代人最为推崇陶潜，《归去来兮辞》尤其受宗仰。但王若虚认为《归去来兮辞》有瑕疵：“将归而赋耳，既归之事，当想象而言之。今自问途以下，皆追录之语，其于畦径，无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总结而为断也，不宜更及耘耔，啸咏之事”；刘祁《归潜志》卷八中谓此文“前想象，后直述，不相侔”。钱钟书先生根据《归去来兮辞》序，道出自己的观点。《序》云：“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辞》。乙巳岁十一月也。”钱钟书认为：“《归去来兮辞》作于‘归去’之前，故‘去’后着‘来’,白话中尚多同此”。周振甫认为：“《序》称《归去来兮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怎么会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又怎么会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乎西畴’、‘或植杖以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而喻矣。”这段话率先对历史上的“追录”、“直述”的观点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对此，钱钟书先生进一步补充道：“本文自‘舟遥遥以轻飏’至‘亦崎岖而经丘’一节，续启程之初之抵家以后诸况，心先历历想而如身正一一经。”周、钱两位先生在此明确地表示：《归去来兮辞》创作于陶渊明未归之前，且有想象的言辞。
欧阳楠和肖春华《关于<归去来兮辞>的创作时间问题——并与朱东润先生商榷》（云梦学刊1986年第1期）详细罗列了十二位学者关于陶渊明归隐时间的观点，大都认为该文抒写了陶渊明归途中所见所感和回到田园的自得自乐，其中包括逯钦立先生的观点。但欧阳楠和肖春华均给予否定和质疑，他们同意周、钱两位先生的想象说，认为陶渊明是在去县之前完成了这篇千古名作，并加之美学思想使得《归去来兮辞》一文的艺术价值大大提升。张学成和李桂奎的《<归去来兮辞>创作地考辨》（九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也肯定地提出，《归去来兮辞》一文的创作地应为县衙彭泽。
对于这个疑点重重的问题，历来的陶学者都各抒己见，使得这个话题更加耐人寻味，但是有一点大家的观点是一致的：陶渊明于晋安帝义熙元年，也就是公元405年的8月出任彭泽令，在任八十余天后，于十一月辞去彭泽令离职归田，卒于公元427年。
二、陶渊明归隐的原因
（一）质性自然而厌官场
陶渊明最初出仕的原因，首先是“家贫”，为生活所迫。在《饮酒》其十九中他写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中继续这样写道：”其弃官基本原因，则为：‘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此点正面叙述弃官原因，最为重要。”陶渊明“质性自然”的本性与官场“矫励”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只是“怅然慷慨”，最终无法调和而辞官。徐公持先生还认为，陶渊明弃官的原因，并无具体政治问题或个人关系方面含义，基本上就是人生观问题，或曰性格问题。“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二句譬喻渊明的出仕及弃官的缘由，最为切合。徐公持先生细致的分析，《归去来兮辞》及序中，都可见陶渊明对于当时政治局势及官僚集团或官员个人的态度。陶渊明在职期间，与诸官长相处，个人关系似乎尚可，至少不曾发生明显的冲突。而在具体政治见解及措置上，陶渊明亦未曾表示任何异议，这一点不仅在本篇中如此，于今存其他诗文中也从未流露过。由此可知陶渊明在出仕期间的不快心情，其产生原因与具体人事关系及政见基本没有关系。
龚斌《陶渊明传论》中这样说过：“陶渊明喜好自然，刚直绝俗的个性，是其归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那追求精神自由，不肯向世俗低头的个性，必然会与东晋末年贪卑污下，廉耻丧尽的社会发生冲突。在他十年左右仕隐不定的经历中，始终贯穿着个性与社会的冲突。”[2]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也认为陶渊明思想的核心是崇尚自然。他说“质性自然”，“自然”是指导陶渊明生活和创作的最高准则。返回自然是陶渊明总的思想倾向。这样观点的还有张韵《千古隐逸一诗人——试论陶渊明归隐的主要原因》（古典文学研究2006年第03期）。
东晋是门阀士族制度极为盛行的年代，士族享有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大贵族官僚们可以世袭官爵，世代把持朝政，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现实。而贫寒出身的人，在政治上根本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家道中落的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陶渊明，怀着大济苍生的远大理想出仕为官，可直到二十九岁他才开始为官，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一些小官职，一直抑郁无为，他逐渐看穿了黑暗腐朽的现实社会与自己的格格不入，最终辞官归隐。如潘多灵《对痛苦的审美与超越：论陶渊明的内心世界》（世界文学评论2007年1期）中指出，陶渊明不得不在现实的荒诞和自己“无能”的刺痛中选择放弃，最终在辞官时所做的《归去来兮辞》里卸下了仕与隐矛盾抉择的痛苦。龙庆荣《再谈陶渊明归隐的原因》（考试周刊2007年第47期）和刘波《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探析》（安康师专学报2006年第3期），亦持此见。
被誉为扭转诬陶风习的陶学家——吴云在《从陶渊明的归隐看他的政治态度》（河南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是这样评价陶渊明的：“陶渊明青年时代是个有抱负，关怀祖国统一，想为国家作一番事业的人。”仅以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来说，就经历了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的专权；王国宝的乱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夺位，以及后来的刘裕篡夺了晋政权。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既有帝室之间的矛盾（如晋武帝与司马道子兄弟之间的争夺），也有晋帝室与大族之间的矛盾（如王恭、殷仲堪、桓玄、庾楷等起兵反晋室）。这群穷凶极恶的统治者，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和民族的存亡，只知享乐。作为一个有理想，关怀祖国统一事业的诗人，陶渊明必定会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愤恨。
（二）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任彭泽令时，寻阳郡督邮到县督察，县吏告之：“应束带见之！”他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当天解去印绶，辞官回家了。这就是备受后人推崇的督邮事件（即所谓“不为五斗米折腰”事），并认为“五斗米”是当时县令的微薄俸禄。龚斌著《陶渊明传论》中这样说，“关于陶渊明辞官彭泽的原因，史传称渊明因督邮而去，确实是皮相之见。”可见旧说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虽不是其归隐的根本原因，但是他彭泽辞官归隐的一个导火线。
缪钺先生关于“不为五斗米折腰”则有新的诠释（《缪钺全集·冰茧庵读史存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68-176）。他首先证实这个故事是可靠的；其次他推定南朝郡守年俸米是八百斛，俸米之外还应有钱有绢。虽然南朝县令的俸禄史传中无具体记载，但就郡守俸米的比例可推测，陶渊明彭泽县令应收郡守俸米八百斛的一半稍多，那么所说“五斗米”为陶渊明的年或月俸是绝不合理的。缪钺先生认为这足以说明陶渊明所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与当时县令俸禄绝无关系。而作者论证南朝士大夫的食量是每月五斗米左右，再证以陶潜做官的态度与心情，可知陶渊明弃官时所说的“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应当理解为“我不能为求一饱之故折腰向乡里小人”。
然而，逯钦立先生认为，这里实指当时的江州刺史王凝之。“五斗米”，指五斗米教，此义始见于东汉。《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据此可知“五斗”、“五斗米”的最早意义都和“五斗米道”有密切关系。陶氏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不向五斗米道徒折腰。在当时门阀制度森严的东晋，王凝之出身豪门，看不起下品寒流。陶渊明为人刚直，不愿媚事上司，以在王氏手下做僚属为耻，宁可辞官，也不能卑躬屈膝地侍奉这位五斗米道徒。“可见，陶渊明不屑于事王凝之”。（逯钦立《陶渊明集》附录二《陶渊明事迹系年》，中华书局，1979年）秦崇海《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考辨》（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同样认为五斗米指五斗米道的笃诚信徒江州刺史王凝之，而乡里小人指寻阳郡督邮。
（三）程氏妹去世
《归去来兮辞》序中陶渊明这样说过：“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徐公持先生《魏晋文学史》中概括陶渊明归隐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程氏妹的去世。“其弃官又有具体事因，即‘程氏妹’于武昌去世，‘情在骏奔’，急于前往奔丧。渊明原拟‘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打算一年后再去职，为此提前‘自免’。”龚斌《陶渊明传论》中则认为：“《归去来兮辞》云妹丧，虽为实情，亦为托词。”
陶渊明归隐的原因还有东晋时期推崇到极至的隐逸之风（参见龚斌著《陶渊明传论》）、思想渊源（参见吴怀东《论陶渊明隐逸思想之继承与创新》，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和龚斌著《陶渊明传论》等等，但因为与《归去来兮辞》关系不大，所以从略。
总之，通过以上几点，可以看到陶渊明彭泽辞官归隐的前因后果。戴建业《对人际的超越与关怀——再论陶渊明归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这样概括陶渊明的归隐：陶渊明以其能真正脱弃轩冕不待世荣而“高于晋、宋人物”，并赢得“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美誉，同时他归隐后仍然“结庐在人境”，执著于人际的是非，挂怀于人间的冷暖，所以他又高于那般岩居穴处冷漠弃世的僻隐之流。他归隐田园固然是对人际利害的超越，又何尝不是出于对人间的至爱与关怀。
三、《归去来兮辞》的渊源和艺术特色
（一）《归去来兮辞》是否受到佛教的影响
评论陶渊明的哲学思想，历来评论学者各执一端，但都不外儒、道、佛三家，说得最多的是儒道二家。关于陶诗所受的佛教影响，有丁永忠《陶诗佛音辨》。1999年4月龚斌发表《陶渊明受佛教影响说质疑——读丁永忠<陶诗佛音辨>》（九江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龚斌提到，关于陶渊明的思想，是陶学研究中相当复杂的问题之一。古今研究者或将渊明归于儒家，或归于道家。自宋以后，喜欢以禅说诗的人，将陶诗的言约旨远与禅宗的不立文字相提并论，于是就称陶诗“默契禅宗”。丁永忠先生集陶渊明信佛说之大成，著《陶诗佛音辨》以佛经比附渊明诗文，论证渊明深受佛教影响。但对于种“新论”，龚斌先生提出质疑。龚斌《陶渊明传论》中认为，陶渊明不接受佛教中观学派的经论；其次，将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思想，看作是中观学派所谓的“正反双边否定”的方法论的说法，不过是似是而非的类比；最后他认为借历来以禅说陶诗者，证明渊明受佛教影响，实属影响之论。
龚斌先生这样认为，《归去来兮辞》以“辞”为题，而《楚辞》后世分流为赋和辞，这就表明了《归去来兮辞》的形式源于《楚辞》。可是丁永忠先生称“归去来”为阿弥陀净土信仰的流行赞辞。龚斌发表《陶渊明受佛教影响说质疑——读丁永忠<陶诗佛音辨>》中指出“归去来”的“语源和语义都为中土固有，与佛曲无关”，并且“归去来”佛曲是因厌世而幻想走进西天佛国，从现实走向虚幻，可是陶渊明的“归欤”是经历了宦海风波、人身失去自由以后的反思，是对故乡、田园和平静生活的向往和呼唤，这两者“相去何止万里!”丁永忠《陶渊明真的未受佛教影响吗？——答龚斌先生质疑》（九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则称“归去来”的确陶渊明首创，但龚斌的观点是以偏概全，曲解全文，而且对《陶诗佛音辨》的“感情基调”有误读。
陶渊明到底有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这样的探讨只会有益于陶渊明研究的深化，但无论陶渊明是否受到佛教的影响，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二）《归去来兮辞》的艺术特色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的辞赋名篇，更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它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研究陶渊明思想的重要文献。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对《归去来兮辞》有着这样的充分概括：“《归去来兮辞》文中所写归途的情景，抵家后与家人团聚的情景，来年春天耕种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辞，于逼真的想象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对自由的向往。文中不乏华丽的段落，跌宕的节奏，将诗人归隐田园欢喜的状态呈现给大家。欧阳修称晋文章唯此一篇，陶诗的艺术特色是情、景、事、理的相互融合，并且是在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文中的确用了大量的篇幅写归家之后田园生活之乐。但是陶渊明为什么会把“饥冻虽切”的农村生活写得那么美好？或许，在这美好的背后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容。《归去来兮辞》中可以看到“无心”出仕的陶渊明，“倦飞”官场的陶渊明，以及最终“知还”田园的陶渊明。周明《欣慰、苦闷、解脱——重读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认为《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在人生道路上面临一次重大的选择和激烈的思想矛盾的产物，是他产生矛盾和化解矛盾的忠实纪录，是他诀别官场、守拙归田的宣言书。还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表达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如徐新平《<归去来兮辞>题旨辨析》（《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2期）,陈朝鲜《从陶渊明的性真心善看其归隐的和谐与自得》（《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9期）和蔡觉敏《和谐后的不和谐——论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四、《归去来兮辞》的影响
《归去来兮辞》作为一首自由的宣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苏东坡岁至晚年还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缩写成词，成就了东坡词中的《哨遍》。金志仁《苏东坡的<哨遍>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名作欣赏1989年第6期）中将二者做了比较，表明《哨遍》并不仅仅是陶文的简单压缩，而是苏东坡根据自己的思想而进行了一次创造性的撰写；这样的比较作品还有：单南平《情怀·境界·诗品——<归去来兮辞>与<梦游天姥吟留别>之比较》（名作欣赏2006年第10期）、刘长森《各蕴风流自出机杼——<兰亭集序>与<归去来兮辞>的比较解读》（山东教育2005年第17期）、高国藩《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与张衡的<归田赋>之比较》（九江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陈丽平《从<归田赋>、<归去来兮辞>看士大夫对’隐’与’仕’的抉择》（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和王韶华《直线和圆圈——<归田赋><归去来兮辞>的“归”之别》（昌吉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在近代作品中，又有人从画面来比较《故乡》与《归去来兮辞并序》，看出鲁迅和陶渊明这两位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同样遭受着理想的幻灭，又在幻灭中挣扎。范卫东和夏欣才《“走”与“化”：人生理想的幻灭和挣扎——鲁迅<故乡>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的对比阅读》（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表示“走”与“化”是两位文人各自永恒的人生姿态。还有人将《归去来兮辞》与国外作品比较，如周蓉《从栖居到逍遥——试比较荷尔德林<返乡——致亲人>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
参考文献：
[1]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龚斌.陶渊明传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