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为何年近三十才发奋读书？

 

 

   

   苏洵《道中帖》，尺牍，行草书，35.3x53.2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洵顿首再拜　昨日道中草草上记　方以为惧　介使罪来　伏奉教翰　所以眷藉勤厚　见于累纸　感服情眷　愧怍益甚　晨兴薄凉　伏惟台候万福　洵以病暑加眩　意思极不佳　所以涉水迂涂　不敢人城府者　畏人事也　宠谕常安之行　仰戢爱与之重　深欲力疾　少承绪言　但闻台候不甚清快　冒暑远行非宜　兼水浸道涂　恐今晚亦未能至彼　虚烦大旆之出　曷若相忘于江湖　不过廿日后　便可承颜　或同涂为鄱阳之行如何　更几见察　幸甚　匆匆拜此　不宣　洵顿首再拜　提举监丞兄台坐  

 
    苏洵（1009-1066），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佑集》。工于书法，气韵有余。
   父亲苏序，母亲史氏，有两位兄长苏澹、苏涣。苏洵少时不好读，19岁时娶妻程氏，27岁时立下决心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苦读，学业大进。
　　仁宗嘉祐元年(1056)，苏洵领着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
　　嘉祐二年（1057年），二子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
　　嘉祐三年（1058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
　　嘉祐五年（1060年），经韩琦推荐任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又授命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年少时不喜读书，而喜游历名山大川，27岁始发愤读书。应进士及茂材异等试，皆不中，遂焚前所为文数百篇，绝意功名，而自托于学术。至皇皊末、至和初，著《几策》、《权书》、《衡论》数十篇，系统提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革新主张，被誉为“王佐才”。嘉皊元年送二子入京应试，知益州张方平极力举荐他，以文章谒欧阳修。欧阳修上其书于朝，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父子三人名动京师，苏氏文章遂擅天下。朝廷诏试策论，辞不赴命。5年，被任为试秘书省校书郎，除霸州文安县主簿，同修《太常因革礼》。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赂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很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祐集》15卷。

 

   苏洵画像

延伸阅读（一）
苏洵部分诗词：
　　云兴于山
　　云兴于山，霿霿为雾。匪山不仁，天实不顾。山川我享，为我百诉。岂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裙瘸亢拧Ｌ旌跷从辏嗖桓胬汀Ｋ酱ǎ蝗缬鹈
　　有骥在野
　　有骥在野，百过不呻。子不我良，岂无他人。絷我于厩，乃不我驾。遇我不终，不如在野。秃毛于霜，寄肉于狼。宁彼我伤，人不我顾？无子我忘。
　　有触者犊
　　有触者犊，再箠不却。为子已触，安所置角？天实畀我，子欲已我。恶我所为，盍夺我有？子欲不触，盍索之笠？
　　朝日载升
　　朝日载升，薨薨伊氓。于室有绩，于野有耕。于途有商，于边有征。天生斯民，相养以宁。嗟我何为？踽踽无营。初孰与我，今孰主我？我将往问，安所处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迎于门。来升我堂，来饮我尊。羞鳖不时，詈我不勤。求我何多，请辞不能。客谓主人：唯子我然。求子之多，责子之深，期子于贤。
　　颜书四十韵
　　任君北方来，手出《邠州碑》。为是鲁公写，遗我我不辞。鲁公实豪杰，慷慨忠义姿。忆在天宝末，变起渔阳师。猛士不敢当，儒生横义旗。感激数十郡，连衡斗羌夷。新造势尚弱，胡马力未衰。用兵竟不胜，叹息真数奇。杲兄死常山，烈士泪满颐。鲁公不死敌，天下皆熙熙。奈何不爱死，再使踏鲸鳍？公固不畏死，吾实悲当时。缅邈念高谊，惜哉我生迟。近日见异说，不知作者谁。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或云公尸解。虽见杀，而实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属公思。加以不死状，慰此苦叹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爱其平生迹，往往或孑遗。此字出公手，一见减叹咨。使公不善书，笔墨纷讹痴。思其平生事，岂忍弃路岐？况此字颇怪，堂堂伟形仪。骏极有深稳，骨老成支离。点画乃应和，关连不相违。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异状貌，各自相结维。离离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缀会，或作斗与箕。骨严体端重，安置无欹危。篆鼎兀大腹，高屋无弱楣。古器合尺度，法物应矩规。想其始下笔，庄重不自卑。虞柳岂不好，结束烦馽羁。笔法未离俗，庸手尚敢窥。自我见此字，得纸无所施。一车会百木，斤斧所易为。团团彼明月，欲画形终非。谁知忠义心，余力尚及斯。因此数幅纸，使我重叹嘻。
　　欧阳永叔白兔
　　飞鹰搏平原，禽兽乱衰草。苍茫就擒执，颠倒莫能保。白兔不忍杀，叹息爱其老。独生遂长拘，野性始惊矫。贵人识筠笼，驯扰渐可抱。谁知山林宽，穴处颇自好。高飚动槁叶，群窜迹如扫。异质不自藏，照野明暠暠。猎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当骑蟾蜍，灵杵手自捣。
　　六国论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苏洵《陈元实夜来帖》，约1047(庆历七年)，纸本，34.5x50.9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延伸阅读（二）

一门三文豪苏洵教子有何奇招？
   在唐宋八大家里，苏家独占三席，可以称得上是文坛奇观。李白、杜甫、陶渊明才华出众，可是他们的后代都很平庸，中国古代文坛如果按家庭为单位比赛，冠军非苏家莫属。
   在苏家，苏轼无疑是代表人物，在唐宋八大家中有实力争夺第一，而苏洵、苏辙在其中则不太出众。不过论对苏家团队崛起的贡献，苏洵是最大的。传说中苏轼、苏辙小时候都非常调皮，不喜欢读书。苏洵用了许多办法，都不见效。后来他终于想出一条妙计，当两个儿子在玩耍时，他就躲在一个他们看得见的角落看书。两兄弟好奇，跑过来看老爸偷偷摸摸在干什么。苏洵每每故意慌慌张张地把书藏起来，于是苏轼兄弟更好奇了，想方设法偷老爸的书看。由于本身天资聪慧，他们渐渐都迷上了读书。
  中国古代盛产严母，比如岳母、孟母，她们在教育领域名气很大，被千古传颂。其实从素质教育角度而言，苏洵善于利用青少年逆反心理，用启发诱导的方式让儿子把读书当成乐趣，这种思路更为科学，效果也更为理想。也许因为中国人在教育上推崇“严”，不太喜欢“慈”，苏洵这位慈父在教育界没有赢得多少名气。
   除了在家庭教育上称得上是天下父亲的典范，在自学成材上，苏洵也是后人的楷模。“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这是《三字经》里对于苏洵的描述。苏洵在27岁前是不爱学习的，自我感觉却还不错，在第一次进京考试惨败之后终于幡然醒悟。回来后他把自己多年文稿送进了火炉，搞得满屋黑烟，让邻居们以为失了火。发愤苦读五六年后，苏洵开始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其时已经三十多岁了。苏洵的成材经历对于“年过三十不学艺”的旧思想是一种否定，论证了多大年纪开始学习都不为晚，不必以年龄作为不学习的借口。
   作为文人，苏洵颇喜言兵，写了许多用兵方面的文章。由于没有机会参军，这些言论当然最终只是纸上谈兵。应该说苏洵的运气不错，假如皇上真的给他统兵的机会，焉知他不会像赵括一样成为眼高手低夸夸其谈的千古典范。古代文人社会地位通常高于武人，因此文人常常以为打仗是不需要实战经验的。
   苏洵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写作的目的是“言当世之要”，为了“施之于今”。嘉佑元年，他带着苏轼、苏辙进京拜访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到欧阳修赏识后在京城名声大振。嘉佑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面试，他却推托有病，不肯应诏。此举颇令人费解，联系到苏洵喜欢言兵，或许是出于欲擒故纵的考虑。从诸葛亮开始，文人似乎都在潜意识里期盼着主子三顾茅庐来请自己，似乎这样才有了体面。从苏洵托病来看，他也算是个典型的中国文人。
   苏洵是幸运的，创造了中国第一文人家庭的奇迹。然而因为苏轼太出名，苏洵的文名相当程度被世人忽略了，可见凡事有利必有弊。

    苏迈《致主管学士》，尺牍，行草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迈顿首再拜　主管学士坐下　辱书愈勤　感不胜道　即日庚暑　伏惟台候万福　拉承叙迁崇秩　想惟庆慰　未即瞻近　切几精意保理以前异渥　不宣　迈顿首再拜　主管学士坐下

    苏迈（1059-?），字伯达，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轼长子。驾部员外郎。善为文，工书，东坡帖乃迈所作，亦自可喜。苏氏诸子源同派异，种种皆有过人处。

 

延伸阅读
苏迈与狱中苏东坡暗号联络？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因作诗“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担当团练副使。这是一个闲差使，43岁的苏轼得以有闲经常与长子苏迈一起读书作文，说古论今。有一天，父子俩不知怎的竟谈到了鄱阳湖畔石钟山的名称由来。苏迈从《水经注》等古书中找出许多说法，如“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止响腾，余音徐歇”。对这些说法，苏轼都觉得是牵强附会，实不可信。苏迈想找其他书，苏轼阻止了他：“不用找了。大凡研究学问、考证事物，切不可人云亦云，或者光凭道听途说就妄下结论。看来，石钟山这个问题，还必须实地考察求实才能解决呢！”
　　“石钟名称由来”这一问题，在苏轼父子俩的心中一悬就是5年，一直到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才有了解决的机会。是年六月初九丁丑日，苏迈到饶州德兴县（今江西省鄱阳湖东）担任县尉，48岁的苏轼送他到湖口，顺便带着苏迈一起考察石钟山。白天，庙里的和尚叫一个小童拿着斧头，在乱石间挑了其中的一二块石头来敲打地，父子俩当然不相信。月光明亮的当晚，父子俩乘着小舟来到山的绝壁下，沿着山脚寻找。寻到一个地方，只听见一阵阵清畅高扬的声音，“噌　如钟鼓不绝”，原来，这里的山脚下遍布石窍，大小、形状、深浅各不相同。它们不停地受到波涛撞击，所以才发出各种不同的音响，宛若周景王的无射钟，魏庄子的歌钟，庞大乐队中的钟鼓齐鸣一般……父子俩此刻终于恍然大悟：这才是“石钟”名称的由来啊！
　　难能可贵的是，苏轼能抓住父子俩同探石钟山这件事，谆谆告诫儿子苏迈：“石钟”名称由来，此事本不难明白，只须实地考察就行了，由于一般人不肯去下这功夫，宁愿到书本里去寻找答案，而浅薄的人又往往附会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来解释，最终以讹传讹，使本不难明白的事千百年来不得明白。你应当切切记住，“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是不可能找到正确答案的！
　　为让儿子更深刻地理解“求实”的重要性，苏轼又提笔撰文。于是，苏迈乃至后人就读到了出自苏轼笔下的名篇《石钟山记》。
　　《水浒传》写的小苏学士,指的是苏轼的弟弟苏辙。但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说“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水浒传》则让小苏学士为其兄背了个黑锅。

    《桤木卷帖》又称《书杜工部桤木诗卷帖》。苏轼书杜甫诗，墨迹本，澄心堂纸本。行书，十九行，一百五十九字。原台北兰千山馆藏，现寄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此帖多用正锋，精神凝聚，结构圆熟，字形匀称，其墨法最有特点。安岐评论说：“此卷字画沉着，用墨浓淡适中，较丰墨者别有生动之趣。”明代金冕跋云：“昔先生尝赞美杜子美诗、颜鲁公书皆求之于声律点画之外，今观先生书杜诗，后千百年，宛然若昨日挥洒者，盖寓精神于翰墨而才品所自到尔。倘拘以宇宙之得而论之，是未可同赏妙也。”在这短幅中，苏轼以其笔墨骨肉赋其形，以其才学品性灌注其神情生气；吟物有所寓，咏诗有所悟，读杜有所思，挥毫有神助，使后人“爱玩不忍舍”。　

    苏辙《与定国帖》

 

    苏辙（1039-1112）北宋散文家。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仁宗嘉佑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佑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哲宗元佑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佑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佑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唐宋八大家（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延伸阅读
苏辙改对显才华

    一天，苏轼带着年少的弟弟苏辙游巫山。山上一位老道听说神童苏轼光临，便想当面考考他。老道出了个异字同音对：“无山得似巫山好。”苏轼不假思索，立即对出下联：“何叶能如荷叶圆？”老道连连称好。
    谁知，苏辙在一旁却说：“兄长的下联对得还不甚工稳，不如改一改。”苏轼问：“怎么改？”苏辙便念道：“何水能如河水清？”
    苏轼和老道一听，以“水”对“山”更工稳，齐声叫好。从此，苏辙也远近闻名了。

 
    苏轼书《前赤壁赋》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中国书法的一撇一捺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它蕴含着文人情感和修养，体现了独具特色的优雅意境。所谓“尚意”，就是注重个人意趣、情怀的表现，这种重主观、重个性的美学思潮特别强调了书法艺术的抒情功能。这样，书法艺术就与人的品格性情有了直接的关系，书法的美就不仅在于其外在的形态，更在于其内在的神韵，即它所传达的情趣、学养、品性、胸襟、抱负等精神内涵。
    书法经过初唐四杰到晚唐的颜真卿、柳公权，才算是彻底完成了楷书的成熟过程，楷书的创作也发展到了尽善尽美的阶段，同时也进入了法度森严的阶段，形成了唐朝“尚法”的书风。从唐末经过五代十国到宋初，“尚法”书风一直沿袭下来。有法可依固然使得书法有了规矩和标准，但是，书法毕竟是人类精神的产品、艺术的创造，过于严谨的法度必然会限制人的创造性。宋初的书坛，缺乏引领时代风气的书法大家，欧阳修认为“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感叹当朝没有可以与前朝书法大家相抗衡的书法家。不过没过多久，这种现状就被当时的大文豪、大书法家苏轼所改变。
    紧跟着晋唐这样一个文艺繁荣、大师辈出的时代之后，要想在艺术上自成一家，有所突破，必须独辟蹊径，所以最早是由苏轼提出了“尚意”的口号。苏东坡就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颗耀眼的彗星，他的光芒其他人无法代替。他把词从诗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开创了豪放词派，使宋词得以和唐诗、元曲并列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三座高峰；他的书法更是北宋四大家之首。
    宋代的大书法家有一个明显区别于其他朝代的特点，他们的文人修养之高是历代书法家所无法比拟的，而苏轼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书法，追求的是以文章才学为根基的个体心性的自然流露，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唐朝以来以书写法度为要义的风气，而将艺术素质作为书法要义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
    苏轼被贬谪黄州第三个年头的三月初七，写下《寒食帖》，其情感波澜起伏。前七行，心境还比较平和，书写中规中矩，结字以扁平为主；随着情感逐渐向激越过渡，用笔也逐渐沉着痛快，字形出现正斜交替变化，用笔无拘无束，率意奔放；书到后面，越发恣肆挥洒，特别是“哭塗穷”这三个字，字形猛然放大，突兀地出现在读者眼前，产生了令人心惊胆战的视觉冲击力。《寒食帖》的书法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凝重与流动、豪放与平和，有机地融为一体。苏轼一生中写下的最后一件书作是《江上帖》。《江上帖》用笔雄健，结字精美，章法自然，表现出他睥睨一切的气概和“人书俱老”的境界。
    苏轼书法中所充盈的文章学问之气，淋漓尽致地从笔墨之间散发出来。这种浓郁的文人气息，自宋以来，一直影响了中国书法艺术道路900多年，直至今日。                       (佚名)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苏轼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而后，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五岁（因为其为12月19所生，所以年龄比实际大两岁）。

 

延伸阅读
苏轼与高俅
　　《水浒传》第二回讲述高俅的发迹史，说他原本是开封府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在临淮州住了几年后，经人介绍，来到京城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家，董将士不想留他，于是转荐他到“小苏学士”处，“小苏学士”只留高俅在府中住了一夜，便又把他介绍给了驸马都尉王晋卿，此后结识了当时为端王的宋徽宗，由于踢得一脚好球，平步青云，做了太尉。
　　读者诸君大概不清楚这位“小苏学士”究竟是何人，怎么能有这么大的面子，把一个卑微小吏推荐给当朝驸马爷。原来这位“小苏学士”，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大苏学士”，就是人人熟知的东坡居士苏轼。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对高俅的发迹言之较详，我们再结合其他相关资料，知道高俅原本是苏东坡府中的小吏，苏学士见高俅的文章颇具风采，故而很欣赏他。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自翰林院出任中山府知府，便将他举荐给翰林学士承旨曾布，曾布府中属僚本已不少，所以没有接纳，苏轼又将高俅转而荐于驸马都尉王晋卿。高俅在王府中一住就是七年，直到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才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端王。事有凑巧，一个月后，哲宗驾崩，端王即皇帝位为徽宗，高俅受到徽宗的“不次迁拜”，数年后官至节度使，渐升为枢密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父高敦复升为节度使，兄高伸也借着高俅的势焰，位居显臣之列，其子弟皆为郎官，一门荣耀至极。
　　再说苏轼由于朝廷内部党争，屡屡遭贬，元祐八年（1093年），宣仁皇太后崩，哲宗亲政。身为旧党人物的苏轼知道自己的政见为新政所不容，很识趣地自请外补为中山知府。不到一年，政局变得越来越坏，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朝臣弹劾他在担任翰林学士时所作的制词中有讥谤先朝之语，被贬为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知州，还没到任，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惠州。这还不算，没过多久，他被再贬为琼州别驾，居住在昌化军，过着“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的艰难生活，直到徽宗即位（1101年），才遇赦北归，不久死于常州。可以说，高俅飞黄腾达之日，正是苏轼遭遇灭顶之灾之时。此后二人之间尚有何联系呢？《挥麈后录》说：高俅始终对苏轼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苏学士奖拔之情，每当苏轼的子孙亲友来京师时，高俅都要亲自抚问，赠以金银财物，以周济其贫。由此看来，苏轼把高俅荐给王晋卿，并非是由于厌恶他轻薄浮浪，恰恰是出于对他才干的欣赏。苏轼一生磊落豪侠，对人从不设防。宋人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说：“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其弟苏辙，人称'小苏学士’）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人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苏轼和高俅在政治上见解相左，在人生取向上也大相径庭，可以说完全不是同道之人，然而当苏门子弟贫不能存的时候，恰恰是高俅反过来救了他们的命，使苏轼子侄得以在南宋重振家风，这或许正得益于苏轼一生“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对谁都以诚相待，才使得政敌也为他的宽阔襟怀所感动。
　　这里顺便再交待一下高俅的晚年。靖康初，高俅护送徽宗南逃，到了临淮突然发病，不得不返回京城。当时大奸臣童贯、梁师成被朝廷诛杀，蔡京被流放。惟独高俅免于此祸，后来病死于家中。这大概是由于他这一生对得起苏学士，阎王老子没有让他做刀下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