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被贬河北
梁 勇
北宋杰出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一生坎坷，多次被贬，在许多名城留下了他的宦迹。在历史文化名城正定，也留下过不朽的身影。庆历年间，这位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诸多辉煌的名人，曾奉使河北西路都转运使，相当于河北西路的“省长”。
正定在北宋时期是河北西路首府。韩琦、欧阳修、沈括等文化名人，曾先后出任河北西路地方官，为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欧阳修才高八斗，坎坷仕途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贫苦出身，四岁丧父，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23岁中进士。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是北宋古文运动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有《欧阳文忠集》，词集有《六一词》、《近体乐府》及《醉翁琴趣外编》。
欧阳修29岁时，赶上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湖北宜昌夷陵县令。
四年后，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启动《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编纂，提出一系列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新观点，因此，欧阳修是著名史学家。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被起用，支持新政。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
由于庆历新政触犯了权贵们的利益。因此，范仲淹等人遭到诽谤，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论调甚嚣尘上。
就是在这种风云变幻的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欧阳修作为庆历新政的参与者，被贬出京，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
一年后，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欧阳修也因被罗织的绯闻事件，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县）。
欧阳修出任河北都转运使，是他政治上第二次走向低谷的开始，也是在河北发生动荡时被排挤出京的。
欧阳修在参与庆历新政过程中，一直非常关心河北民生。
庆历三年他向皇帝提交了《论乞止绝河北伐民桑柘札子》指出：河北、京东诸州军队修建城防和军械时，从民间强征木材，使许多地方已没有木材可缴，只能砍伐桑柘等重要经济树木。
他认为，之所以出现公私匮乏现象，并不是外侵为患，而是贪官污吏所为。他们盘剥疲民，为国敛怨，所以必须澄汰天下官吏。要想抵御契丹入侵，必先抚慰河北民众。如果河北人心离叛，则内外之患，令人深忧。
欧阳修33岁时，辽兴宗屯兵幽州、蓟州边境，派使臣向北宋索要河瓦桥（今雄州境内）以南十个县，责问宋朝为何在北边修筑水田和桑枣作为防务。
宋仁宗诏令河北大修武备、招募义勇，加强防御，以大名为北京，意在昭示抗辽的决心。农历七月，辽国契丹大兵压境，逼迫北宋派使臣议和。
宋仁宗屈于辽的压力，被迫同意每年增加银子和丝绢十万匹，送到白沟，称为贡赋，以此赢得了暂时的安宁。
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保州(今保定)云翼军的兵卒叛乱，他们杀官吏，占城池，聚众造反，直接影响到宋辽边界的安全。
宋仁宗诏封知制诰、右正言田况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成德军（驻守真定），充真定府、定州路安抚使。37岁的欧阳修以右正言、知制诰、加龙图阁直学士、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
他们一到任，就从真定（正定）赶赴保州，平定军卒叛乱。
但边境之地，有些汉奸散步谣言，称军贼作乱，要引辽兵南下。
为防止辽国染指，欧阳修与田况商议，请朝廷对叛乱军卒实行诏安，并密令河北安抚使缉拿汉奸，就地处置。
皇帝诏安的诏书一出，保州2000多名叛军投降，动乱平息。朝廷下令坑杀了429名负隅顽抗者，其余2000余降兵，遣送到河北各州安置。
当时，河北宣抚使富弼担心这些叛卒日后再生变故，便约欧阳修到河南内黄，秘密商议，准备下令各州同时行动，捕获这些降卒，一并处死。
欧阳修虽与富弼为莫逆之交，都是一代忠良，共同参与庆历新政，又一起被贬出京，感情亲密。但欧阳修反对滥杀胁从，他说“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他以仁德的情怀说服了富弼，富弼幡然醒悟，使2000多兵卒幸免于死。
欧阳修被排挤出京，并没有因政治上的失意而沉默，仍不改刚直秉性，仗义直言。
平息叛乱后，欧阳修发现朝廷外戚、成德军(驻真定)留后、真定路都总管李昭亮与定州通判冯博文等人，在遣送叛卒时，强抢民女、私纳女眷，养为家奴。欧阳修对此深恶痛绝。即下令将定州通判冯博文革职入狱，并上书朝廷弹劾李昭亮。
他不避皇亲国戚，仗义执言，上《奏李昭亮私取叛兵子女》折子，以确凿证据说明，李昭亮私下扣留叛乱军卒女子为己有，使得通判等官竞相仿效的罪行。
李昭亮发现欧阳修追查此事，竟将私藏女子转移外地。欧阳修通过审讯冯博文，找到了被霸占的女子及转送女子的兵士杨遂、王在等三人。人证物证俱在，欧阳修请求朝廷惩治外戚李昭亮。但昏庸的宋仁宗竟放纵外戚，使李昭亮逍遥法外。
欧阳修不屈服皇帝的私情，坚持为民请命，再次上奏《乞推究李昭亮》折子。
他说：身为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的李昭亮，乃国家大将，不能统辖将士，导致保州兵乱。所幸朝廷颁诏安抚，叛卒归降。可李昭亮明里张贴号令，不许私纳人口、财物，暗处却将叛卒女人私入本家。
欧阳修指出：发现官吏罪行，如不追究，今后官吏犯罪者，无法纠察。特请皇帝处置此人。
但最终李昭亮被皇帝征调为淮康军留后，到异地为官。这对欧阳修的构成很大的伤害。
尽管皇帝一再挫伤欧阳修的政治抱负，但欧阳修坚持严明吏治，惩治腐败，迫使李昭亮将抢占的民女放出。
同时，因为保州兵乱和李昭亮事件，涉及到河北一些无能的官员，都因受到欧阳修弹劾先后被罢职。
欧阳修利用平叛和打击外戚势力的成功举措，对河北吏治给予整肃，为民除害，使河北的官场风气有所好转。
欧阳修在河北任职仅一年，但他勤政为民，爱国强边。
欧阳修38岁时，辽国在边界建造城寨，拘囚定州巡兵汤则，还强行闯过定州军城（今属唐县）、银坊、冶谷地界，进行挑衅。欧阳修几次上奏，请求朝廷派使臣向辽方抗议，维护国家尊严。但仁宗皇帝一直不敢作出决断。
欧阳修上奏《论契丹侵地界状》，尖锐抨击朝廷的对辽政策，指出：“今见朝廷常有惧敌之色，而无忧敌之心。……今边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机者，惧敌之意过深也。”
他分析了形势，认为：辽朝的契丹统治者实际上面临内忧外患，北面女真、渤海，对其攻劫，辽主内恐国中叛乱，外有西夏之虞，他很怕我们乘虚北袭。所以在边界虚张声势，囚我巡兵，侵我地界，实弱而示强。所以我们应据理力争，不必惧怕。
同时，他抨击朝中“小人”弄权，干预边境军事。言词犀利，锋芒毕露。这不仅与他前几次政治斗争中几起几落的经历有关，也是他在文坛的显赫地位使然。
他到了河北，朝中派系斗争激烈，不少贤臣、诤臣先后被贬。欧阳修的主张得不到支持，他满腔忧愤，在奏章中指出：被排斥的贤臣“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往往诬蔑为朋党，欲动摇贤良，则必诬以专权。
他还说:正人君子在朝，邪恶者所忌。而贤臣不用，乃是敌国之福。如今名相贤臣罢官，群邪相贺，四夷相贺。
针对朝廷的用人政策，他毫无掩饰的指出：“今缘边的知州、武臣不过诸司使、副通判”，可一些刚入京的朝官，就能全面了解朝廷军机。我们河北转运按察司却不得参与。他“请自今许令本司与闻机事。”公开要朝廷给予他参知机要的权力。
但他的逆耳忠言，不仅没得到朝廷理解，反招致奸佞嫉恨，处处给他掣肘，使他在河北的一系列政策很难实施。
他为了提高边境水面塘泊抗御辽国骑兵的能力，提出靠近塘泊附近的芦苇等，都不得采伐，就是要利用高大的芦苇作为屏障，令辽兵一旦入侵，陷入水泽芦苇之中。
为了加强北岳恒山（今阜平县大茂山）到白沟一线的防御，他请求从顺安军以西到西山，开凿水渠。凡是占用百姓的田土，应该用官地置换或给予补偿。利用水道构成防御契丹骑兵的防线。
这些建议，均没得到允准。于是，他在愤懑之中不得不上奏《自劾乞罢转运使》。以罢官向奸佞抗争。但他怀才不遇的情绪，招致奸佞的进一步嫉恨。
欧阳修的正义之言，遭到朝中奸佞嫉恨，于是，一些置军国大业和边境国防于不顾的小人，罗织罪名，陷害于他。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欧阳修好友、真定〈河北正定〉节度使田况改到甘肃天水赴任，欧阳修临时代管三个月真定府节度使的官差，也惹得一些小人弹劾。
御史钱明逸，因记恨欧阳修在编纂《新五代史》时，贬斥他的祖宗、五代十国吴越国王钱氏家族，所以记恨在心，借机诬告欧阳修私贪公款。
开封府尹以前在益州四川成都时，欧阳修曾弹劾他贪污官银，也嫉恨在心，于是附会姓钱的御史。仁宗命要臣进行审核，证明欧阳修没有挪用真定府衙的资金，乃是姓钱的诬告。
可这姓钱的不顾历史上钱越王朝的腐败事实，就是记恨欧阳修，想方设法罗织罪名，必欲置欧阳修于死地。
当年，欧阳修的妹妹嫁给张龟正，不久守寡，两人无子，只有张龟正前妻所生一女。欧阳修怜悯她们，便把妹妹和外甥女接到自家。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甥女成人后，嫁给欧阳修远房侄子。可这个“外甥女”竟与家仆私通，被发现后送到官府。不知是屈打成招或受人唆使。这个外甥女张氏竟说欧阳修和她有不伦之情，并欺占她家的财务。钱明逸为了陷害欧阳修，还用张氏的家财买了田地，写上欧阳修的名号，制造伪证，罗织罪名，诋毁欧阳修。
欧阳修上表为自己辩白。仁宗皇帝多次做出批示，为欧阳修洗刷恶名，而且亲笔给欧阳修写了手诏，让他放置家中，以示其名节不可污，维护欧阳修的名声。
但这个姓钱的御史，联合朝中几个姓钱的官吏坚决弹劾欧阳修，宋仁宗无奈，在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一纸诏书，免了欧阳修的河北西路的官职，降知制诰、滁州知州〈今安徽滁县〉，时年欧阳修39岁。
这次绯闻事件，不仅对欧阳修的仕途造成巨大打击，而且影响到欧阳修的声誉。他贬徙滁州，再次遭到仕途和精神上的巨大打击，所以39岁竟自号“醉翁”。
欧阳修作为北宋杰出的文学家、金石家，于政治、军事公务之余，曾遍访河北的名胜古迹，搜集大量金石碑文。
他在《集古录》及其子为之整理的《集古录目》中，保存了大批河北珍贵金石资料。其中关于真定《龙藏寺碑》的记载，对研究这通中国书法史占有重要地位隋碑，具有重要价值。
《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恒州刺史王孝仙劝修龙藏寺时刻立，被称为“楷书第一碑”，现存于正定隆兴寺内，史学界一直以此断定，隆兴寺就是隋朝的龙藏寺。
但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载：“龙藏寺碑，齐张公礼撰。龙藏寺己废，今在常山府署之门，书字颇佳”。这说明，隋朝创建的龙藏寺，在当时真定府官衙（今正定县政府）对面，与隆兴寺根本不是一处寺院。现存于隆兴寺的隋代《龙藏寺碑》，是从龙藏寺废墟中移到隆兴寺的。这为后世研究隋龙藏寺和隆兴寺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再如，欧阳修在河北发现了唐朝调露二年(680年)恒州刺史为唐朝军队北驱突厥伐木造桥、刊石指路的《恒岳岭路铭》，作了详细记载。
他还以金石学家的学识和远见，对一些重要碑刻采取了保护措施。据元代纳新《河朔访古记》载：“真定府治庑下有唐恒明刺史陶云碑一通……昔宋欧阳文忠公为河北都转运使，至真定，见碑仆府门外，半埋土中，命工掘出，立于庑下”。可见欧阳修保护文物碑刻用心良苦。
欧阳修在河北的这段经历很不幸，他满怀报国之心，提出的一系列忠言，都没得到朝廷赏识。政治上失意，精神上愤懑，所以，经常在真定府饮酒酣醉，玩物赋诗。甚至经常告病。留下的一系列诗词。
这些诗词，不仅为后人研究当时真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保留了珍贵史料，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位文坛巨擎和政坛斗士的内心世界。
欧阳修在写给密友梅尧臣的《与梅圣俞书》中说：：“昨在真定，有诗七八首，今录去，班门弄斧，可笑可笑。”可见，他在真定，至少写过七八首他自认为能够示人的诗。
在《初伏日招王几道小饮》诗中写到：
“北园数亩官墙下，嗟我官居如传舍。
滹沱北滤马踏冰，西山病归花已谢。
………
人生有酒复何求，官事无了须偷暇。”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他染病在身。写给好友梅尧臣的诗《病中代书奉寄圣俞二十五兄》，满怀深情的回忆了他和圣俞（梅尧臣）的友谊：
这些抒情咏物的诗句，真切反映了他当时受到诽谤、身心交悴的孤独之情，也是他奉使河北不幸遭遇的情感写照。
欧阳修被贬滁州后,又改知扬州、安徽阜阳和河南商丘应天府。
47岁奉诏入京,再次与宋祁合作同修《新唐书》。
50岁时，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
嘉佑五年(1060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等职。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变法。欧阳修曾表异议，被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致仕，居住颍州（今属安徽）。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颍州家中溘然长逝。
欧阳修一生才高气傲，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敢于为民请命、仗义之言，受到当时和后世的敬仰。因此欧阳修一生为官的地方，都被当地视为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欧阳修奉使河北的这段经历，不仅为河北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对后世为官者提供了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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