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国维考证，商朝实行传弟制度，引起九世之乱，使国家的政治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最终导致灭亡。 周朝为了避免这一弊端，改而实行父传子之制度。然而在一夫多妻制的背景下，几乎每个国君都有众多同父异母的子嗣，以何标准立储就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争位之乱，讲究亲疏贵贱之别的周王朝统治者进而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所谓“嫡长子”，包含两层含义：“立嫡以长， 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即如有嫡子，则从嫡子中选年岁最长的；若无嫡子，则从众庶子中选地位最贵的。而确立贵贱的原则正是“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他们所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以身份“贵”定资格，而绝对避免以能力“贤”定资格。 可见，嫡长子继承制的本质在于以身份定继承权，而不是根据父亲的喜爱，自身的贤德。这种先天的差别非人为所能改变，这样就避免了许多储位之争，确保君位代代顺利相传。这种制度虽然使许多平庸之人成为嗣子，但却换来了最宝贵的安定太平。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嫡长子继承制并未为整个周王朝换来太平盛世，春秋时期便多次出现弑君篡权内乱之事。《淮南子》提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史记》也沿用了这一说法。之所以发生如此多的内乱，除了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外，嫡长子继承制并未彻底实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嫡长子可以细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按照“立嫡以长”原则确立的，可以称之为“真嫡长子”；第二类是按照“立子以贵”的原则确立的，为国君的庶子。据“母以子贵”的原则， 一旦儿子被立为嗣子，母亲往往以子之贵晋为嫡夫人。这样，再根据“子以母贵”的原则，她们的儿子也就成了嫡子。我们可以把这种经过转化而成的嫡长 子称为“伪嫡长子”。
后者的存在恰恰动摇了前者的地位与继承权。由于“伪嫡长子”是经过转化而来，这就为野心家提供了争位的契机。既然可以转化，便有各个野心家把自己转化为“伪嫡长 子”。这样，嫡长子之位不仅未能起到定名份、息事宁人之效，反添了许多乱事。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统治者也不例外。嫡长子继承制以资格定继承权的纯客观要求往往不能与国君主观的人情人性相一致，其违背之处主要在于统治者宠爱别子，置嫡长子继承制于不顾，而欲顺其私情立爱子为嗣。无论其愿望是否实现，都给国家带来了或大或小的动乱。
如晋国骊姬与奚齐之乱。太子申生之母年老失 宠，奚齐之母骊姬年轻多宠，骊姬欲立其子为太子，一 步步陷害太子申生终于将其逼死，又把年长的公子重耳与夷吾逼走，使其子得立，然而晋献公死后里克等率三公子之徒作乱，杀掉骊姬与奚齐甚至骊姬妹妹的儿子公子卓，引起晋国数十年之乱，极大地削弱了晋献公时积累的国力。
其次，国君嫡妻喜欢小儿子的情怀亦与嫡长子继承制的要求相柢牾。若嫡妻喜欢小儿子，且得宠，权力很大，便也容易发生内乱。《左传》中详细记载了两次这样的内乱，即著名的“郑伯克段于鄢”与“王子带之乱”。
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混乱时期，如何自立甚至称霸成为每个负责任的国君及其臣民最 关心的问题。国君谢世、权力交接之时，国家最易发生动乱，也为其他诸侯国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若权力得以顺利交接，新即位的国君年长贤能，能迅速稳定政局，这种被外诸侯侵略的威胁便能快速解除。 相反，这种威胁便会加剧，强国将失去其霸主地位，弱国甚至面临亡国的危险。因此，立一位年长成熟贤能有德之君便成为现实政治的迫切要求。当国君早亡，太子年幼，这种立长立贤的现实政治需要便往往与立嫡立贵的嫡长子继承制度的要求相矛盾。而与强大的政治现实相比，没有任何保障的单一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显得极为单薄无力。尤其在战乱频繁和权力逐渐下移的春秋后期， 为了国家的安全考虑，臣民常常抛弃嫡长子继承制度而立年长有德之人为国君。
在竞争激烈的春秋时期，如果嗣君是一位年幼无知之人，废幼立贤长便成为面对现实政治的迫切要求所作出的合理变通，然而这种变通却违背了嫡长子继承制，给野心家以篡位的借口，使嫡长子继承制实施起来更加艰难。
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 为正名份，绝觊觎，避免权力之争，确立生而有之的嫡长子继承权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在人情人性与现实政治的合围之下，嫡长子继承制难以有力实施，因而未能起到避免内乱之效。
在这种制度最初产生的周代尚且如此，后世各朝更难实施嫡长子继承制。被奉为华夏正统的辉煌的秦、汉、隋、唐时期， 著名的汉武帝、汉昭帝、汉明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等等绝大多数君主都非嫡长子，其即位过程都经历了或大或小的动乱。
附：
历代以嫡长子继承的（自秦始皇以后），大致有：
西汉惠帝、西汉景帝、西汉元帝、西汉成帝、东汉少帝，宋钦宗、宋光宗，元英宗、元宁宗，明仁宗、明宣宗、明武宗，清道光帝。
周朝的嫡长子继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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