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思想的诞生，起于思想家对美学问题的哲学追问。西方美学的奠基者柏拉图要从“美的瓦罐”、“美的小姐”开始，追问“美本身”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庄子追问的，也涉及到了一些哲学层面的问题，如“孰知天下之正色？”（《齐物论》）又如“天下有至乐无有哉？”（《至乐》）用美学的理论语言来表述，也就是问：天下有没有一种判断美丑的确定标准？有没有一种彻底的、不会改易的精神享受？
庄子对这些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认为，“正色”是没有的，因为凡评判正与不正的时候，总不免杂入了“我”的有限的意识，不免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樊然淆乱”。但“至乐”的确又是可能的。最高的乐，不存在于通常人所追求的感性享受当中，也不是一般的喜好厌憎的情绪和是非的判断，而恰恰来自于对那些流逝易变的精神状态的否定。这是一种“哀乐不能入”、“不以好恶内伤其身”的境界。庄子用“无用”、“无情”来概括这种境界。从美学上看，“哀乐不入”传达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观念。正是这一观念塑造了庄子美学思想的面貌。
庄子美学的核心内容是对于“自由”的观念的讨论，以及对于“自由”和审美的关系的讨论。这种“自由”主要是指内心的自由，即不受制于内心的欲望、外部的环境和恶劣的命运，自由地为人生、世界赋予意义。精神自由就是内心里没有限隔，没有挂碍，用庄子的话说就是“无待于物”。人本来处于与世界万物的一体之中，本来就是自由的，但是在世俗生活中，我们习惯于用分别和对立的眼光看待世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被看成可利用的或供评判的对象，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就有了间隔，有了对待。产生间隔和对待的根本原因还是人的内心不能安宁，自己给自己设置了种种障碍，如陆象山所说：“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象山全集》卷一）所谓追求精神的自由，就是打破我与人、我与物之间的间隔，解开自心的纠结，回归存在的本原。用庄子的话说，就是“齐”，齐是非，齐物。
《庄子》内七篇的内容显示了庄子探索精神自由的两大方向。
其一，以审美的心胸来摆脱精神的困境。美的反面不是丑，而是对于意义的桎梏，或者说，是对审美意象生成过程的阻遏。这种阻遏有很多种表现，主要归为两种类型，一个是功利欲望，另一个是所谓“小知”，即二元对立的思维造成的僵化的是非心，其中也包括对于“美”和“丑”的判断。庄子把有限的美丑善恶统一于“气“（”通天下一气”），主张“照之于天”（《齐物论》），并提出用“忘”来和解是非，涵养生命。庄子还通过“象罔得玄珠”的寓言阐释了超越有限知识的必要性。总之，庄子的审美心胸论是以超越而得精神上的自由，即超越于功利欲望的自由、超越于有限知识和是非判断的自由、超越于生命最根本的有限性的自由。
其二，回归当下的体验而领略“道”的“大美”与“大乐”。庄子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了那些摆脱日常存在的困境、自由地掌握生命意义的“真人”。他们与天地的大化合一，与大自然的生命共存。他们“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德充符》），“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大宗师》），“游心于淡”（《应帝王》）。从美学的角度看，“真人”的特点就是其心灵与天地万象的交通，以及由此成就的意象世界的丰富与廓大。形成这种意象世界的前提，就是尊重自然万物各自的秩序，以欣赏的态度相与往还。庄子提出的“以鸟养养鸟”的思想与当今时代的生态观念相互辉映。
真人的意象世界来自“用心若镜”的心性工夫。安于当下的体验，使得心能够彻底摆脱苦乐、得失、生死的忧患，所以真人能够“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德充符》）。庄子由此提出的“安之若命”（《人间世》）、“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养生主》）等命题，造成了中国人一系列别具特色的审美心理和美学观念：其一，以“无情”的态度面对“物”的引诱，形成了中国美学对快感保持淡漠的思想传统；其二，飘风振海而心平不起的“大人”观念，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观照“壮美”的态度；其三，真人的意象世界是在有限中寄寓着无限，后世美学将之凝为“意境”的观念，其中蕴涵着超越生死的宗教感。
最后，超越阻碍与回归大道这两个方面统一在一起，其表现形式是“游”，其存在状态则为“逸”。“游”有两个内容：一是精神的自由超脱，就是人的精神从实用功利和知识是非的束缚中超脱出来。“游”的又一个内容是与大道合一的自由体验。“逸”则是超脱浊世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境界。在“游”与“逸”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古典美学形成了“飘逸”的文化大风格。
庄子的思想与文风是高度一致的。闻一多说，庄子是“最真实的诗人”，“他的思想的本身就是一首绝妙的诗”。释德清说：“庄子心胸广大，故其为文真似长风鼓窍，不知所自。立言之间，举意构思，即包括始终，但言不顿彰，且又笔端鼓舞，故观者茫然不知其脉络耳。”（《庄子内篇注·齐物论》）刘熙载评论《庄子》说：“文之神妙，莫过能飞。庄子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艺概·文概》）乘着春天的大风，大鹏怒而飞，《庄子》也乘着诸子争鸣的运势而飞，还屡与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辩论。但庄子无意于辩。他自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就是不用逻辑的、理论的、论辩的方式言说，而是用随手拈来的譬喻、寓言或者假托的名人来与读者分享思想和经验。这种新的言说方式不仅让人易于接受（“叔诡可观”），而且不会陷入到作茧自缚的是非界限中，可以随着各种角度的解读而现出层层新意（“其理不竭”）。
闻一多说庄子的思想带有浓浓的诗意：“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所谓“神秘的怅惘”大概最集中地体现于庄子对于终极问题的思索当中。
选自叶朗主编：《中国美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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