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史通》简介

 《史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刘刘知几是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史学家。他用毕生精力研究历史，完成了《史通》二十卷。

在这部书中，刘刘知几对过去的史学著作，从体例、史料、语言文字到人物评价、史事记述，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表现出不受传统观点束缚和敢于创新的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刘知几对于史家和写史都提出了一些标准。他主张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对于“识”尤其强调。对于写史，他提倡“直笔”，主张“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要求做到“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史通》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刘刘知几：私撰《史通》

武后圣历二年（699），三十八岁的刘刘知几在做了十九年获嘉县主簿这个九品芝麻官后，调任京师定王府仓曹。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如果说，此前近三十年读史研史生涯使他打下了做学问的坚实基础，近二十年的仕宦阅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识见的话，那末，以后的刘刘知几便是从事学术著述了。在他奔往京师的大道上，心情是怎么样呢？

尽管刘刘知几在仕途上兢兢业业，但他既没有当朝权贵的引荐，也缺乏取悦当权者的升官之术，仅凭着一颗效忠之心是决然无望的。何况他又是那样的认真，切直无隐地给武则天提了那么多意见，"后嘉其直，不能用也"，这就决定了他升不了官。凭刘知几的见识，他对未来的仕途并不会抱过高的希望。

这次调职，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此时的刘刘知几已经是闻名全国的学者。青少年时代已以文学知名，主簿任上多次上表，也展示了他的才华。

其二，则天诏修《三教珠英》，以为刘刘知几是个人选。据《旧唐书?徐坚传》载："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刘知几、右补阙张说同修《三教珠英》。“时在圣历二年（699）。编修《三教珠英》的动机何在？《新唐书?张昌宗传》所提供的是一种偶然性而且是相当低下的答案，说张易之兄弟及诸武杂侍后宫，”博争道为笑乐，或嘲诋公卿，淫蛊显行，无复羞畏"，"后知丑声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诏昌宗即禁中论著，引李峤、张说、宋之问、富嘉谟、徐彦伯等二十有六人撰《三教珠英》。"我们固然不必排除这种动机的可能，但武后诏修的根本动机还是推广她的文化政策，以加强统治。这就是她对儒、道、佛三教态度的反映。

我们说过，太宗、高宗颇重儒学。但到则天时期，由于佛学盛行，使儒学显得有几分冷落。光宅二年（685），陈子昂上疏说国家大学之废，积以岁月久矣。"学堂芜秽，略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①圣历二年十月，凤阁舍人韦嗣立上疏说："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余载，礼乐废散，胄子弃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②但从大体上说，武后虽崇佛抑道，对儒学并未加贬损。

道教在唐初交过好运。道教尊始祖老子，老子姓李，皇帝也姓李，把老子说成唐室的祖先，自然就为皇权套上了神圣的光环。贞观十一年（637）太宗下诏："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①高宗时，曾尊老子为老君太上玄元皇帝。武后当权，想变李氏天下，对道教也就不那么尊重了，因下诏，“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②其后，曾倡言“僧道并重”，但总是先佛而后道。中宗、睿宗时期，道教地位开始上升，及玄宗即位，发展到极盛。

至于佛教，由于李唐建国之初，奉行崇儒、尊道、礼佛的原则，因而，①《唐会要》卷三五。

②《唐会要》卷三五。

①《全唐文》卷六。

②《全唐文》卷九五。

并未受到轻视。李渊称帝不久便舍宅立寺，写经造象，建立道场。太宗支持建寺度僧，译写佛经。贞观十九年（645），玄类自印度回国，太宗对他优礼备至，不仅资助他译经，还亲自撰《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之初崇道礼佛，晚年受武后挟制而近乎于佞佛。则天推重佛教有其政治意图，既然李唐皇室自称是道教始祖老子之后，抑道自然有助她在帝后党争中的声威。在当时，抑道之方莫过于崇佛。又有僧徒怀义伪造《大云经》，陈符命，说武后是弥勒下生，合作人间人主，可见佞佛是为武周制造舆论。因之她“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③以致“里闺动有经坊，亦有精舍”④，唐代佛教在武则天时代达到鼎盛。

综上所述，唐初儒、佛、道三教并兴。其客观效果是冲击了传统的是非观念，活跃了当时的思想界。三教思想的精义在相互排斥中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富有批判综合精神的社会思潮。武则天诏修《三教珠英》正是这一时代风气的反映。反过来，《三教珠英》的修撰，也推动着这一社会思想的发展。

但是，在修撰时，总领张昌宗、李娇，广引文学之士，日夕谈论，赋诗聚会，弥年不下笔，还是徐坚与张说"专意撰综，条汇粗立，诸儒因之，乃成书。"①其中贡献最多的，徐、张之外，还有徐彦伯、刘刘知几。尽管该书以《文思博要》为本，但"更加佛、道二教，及亲属、姓氏、方域等部"，②说明预修诸人采撰渊博。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当修成《三教珠英》时，崔融集修书诸学士诗成《珠英学士集》五卷，内收刘知几诗三首。刘诗尚存，其第一首《旅泊》诗，当是已自获嘉来仕京都，自京至洛纪程诗。“川路虽未遥，心期顿为阻。”据诗可见刘知几上调京师的情绪未必就是欢快。

《三教珠英》于长安元年（701）修成，次年刘知几出任著作佐郎。时年四十二岁。适如他自己所说：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

从此开始了他的史官生涯。

著作佐郎是著作局里的职任。著作局设有著作郎和著作佐郎，佐郎六人，秩位从六品上。著作郎掌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魏太和年间，开始设置著作郎，职隶中书。晋元康初，又职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已来，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

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①到了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元北魏始于秘书置著作局，后别置修史局。北齐改修史局为馆，周、隋亦然，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到了唐代，由著作郎主管著作局，其责任是撰写碑志、祝文等，并③《新唐书?苏 传》。

④《唐会要》卷四九。

①《新唐书?徐坚传》。

②《唐会要》卷三六。

①《史通?史官建置》。

不参与修史。

刘知几说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这个"左史"也叫"起居郎"、"起居舍人"。"贞观二年，移起居舍人于门下省，改为起居郎。显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又改为中书省。起居舍人两员，品同起居郎。龙朔三年，改为左右史。咸亨元年，复为起居舍人。天授元年，又改为左右史。神龙元年，复为起居舍人焉。"载于《唐会要》卷五十六《起居郎、起居舍人》条这段文字之后，又引苏冕编会要的旧文说："贞观中，每日仗退后，太宗与宰臣参议政事，称为毕备。及高宗朝会，端拱无言，有司唯奏辞见二事。其后许敬宗、李义府用权，多妄论奏，恐史官直书其短，遂奏令随仗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因为故事。"可见左史记注，至是时已难毕备了。

但不管怎样，刘知几出任左史记注之官，负责记载天子言行，却是一项光荣的职务。刘知几前半生与世沉浮，仕途宦海，默默无闻。他潜心史传，期以述者自命，至此荣任史官，可谓如其夙愿。

《史通?自叙》说：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

刘刘知几怀有宏伟抱负，志拟《春秋》，厘定群史，而朝廷又以载笔相推，主观愿望和客观环境符合了。他身居史职，以撰述为任，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宏伟抱负的大好时机。

我们说刘知几怀有宏伟抱负，其一是说他学孔子修《春秋》的榜样，"其文不刊，为后王法"。写出不刊之典，作为后世标准、楷模，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应该说这样的宏伟抱负是逐步树立起来的。刘知几并不怀疑自己的能力，但他担心的是会受到世俗的攻击，"将恐致惊未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①这里如实地表露了刘刘知几当时矛盾的心态：既意识到厘定群史的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又担心遭受世俗白眼，劳而无赏。刘刘知几终于冲破压力，勇敢地担当起历史重任，实际上这是一种可贵的自觉，他体会到时代的历史使命，厘定群史的工作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其二，他也选中了自己的位置，或者说找到了自己事业的突破口。他是站在史学领域里，对古代史学作系统的理论总结。于此，这个宏伟抱负就落到实处。刘知几献身于史学事业，对于他自己，对于社会，无疑都是一个良好的选择。

唐初修史，盛况空前。究其原因，"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是其一，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其二，借修史为李唐皇室歌功颂德是其三。贞观年间，不仅修前代史，也修当代史，成果累累。仅从唐初史学编修实践而论，必然需要做出理论的总结。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唐初丰富的修史实践，也就没有刘刘知几的史学总结。刘刘知几面临的时代使命，就是总结修史实践经验，探讨史学自身规律，建立史学理论、史学批评体系。如果刘刘知几不走这条路，①《史通?自叙》。

只有走如徐坚、吴兢等认定的路，当名史官，撰实录，修国史；或者回溯古代，象元行冲撰《魏典》，刘允济撰《鲁后春秋》。贞观时代编前代正史的任务已完成了。史官们最大的任务就是在监修大臣的主持下集体撰实录、修国史。刘刘知几出任史官，当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三十年的史学积累，培养成一位博学卓识的史学家，也确立了他的宏伟志愿。那么，实现志愿的道路是康庄大道还是崎岖小径呢？

问题还要回到刘刘知几任职的史馆上来。前已言之，唐初史馆修史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修前代史，一是修国史，包括皇帝实录。前一项任务是在武德年间开始，但主要是在贞观时期已顺利完成，高宗显庆年间收尾，这就是唐初八部纪传体前代史的修撰。后一项任务从贞观年间起也有作为，这就是高祖、太宗实录的编撰。

贞观十七年（643）七月，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等人上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高宗永徽元年（650），史官太尉长孙无忌等修《贞观实录》毕，起于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二十卷，同前《太宗实录》相衔接；高宗显庆元年（656）七月，无忌等修成国史，凡八十一卷，起义宁（617）尽贞观末，是记述高祖、太宗两朝的历史；显庆四年（659）二月，许敬宗等撰贞观二十三年后至显庆三年（658）实录，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参撰诸人，多受封赏。以上是刘知几出生前有唐政府诏修实录、国史的大体情况。

咸亨四年（673），高宗检验以往实录，发现许敬宗所纪"多非实录"，因责成监修国史刘仁轨等"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①。

刘仁轨等于是引左史李仁实专掌其事，将加刊改。垂拱元年（685）仁轨以八十四岁高龄卒于任上，修改国史之事又停顿了下来。到了长安三年（703）正月，武后诏修唐史。这时，四十三岁的刘刘知几，身为史官，第一次参加了修国史的工作。这是自贞观以来修国史实录的继续。

参加这次修史的有特进武三思、纳言李娇、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刘知几、直史馆吴兢等。②刘知几亦云："长安中，余与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奉诏更撰《唐书》，勒成八十卷。"③可见，这次修唐史，阵容颇强，刘知几及其志同道合的朱敬则、徐坚、吴兢等，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其他诸人，大都堪称其选。李峤以文学词彩获武后器重，"朝廷每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④徐彦伯少以文章得名，在官有善政，修史能直笔。魏知古性方直，早有名，弱冠举进士，累授著作郎，兼修国史，执政颇能举荐贤才，时论以为有知人之鉴。崔融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朝廷每有大手笔，多手敕付融。上述可知，参与本次撰修国史者，绝大多数是德才兼备的知名学者。

但李娇、崔融尽管颇富才学，却依附于有权势的二张。"时张易之兄弟颇招集文学之士，融与纳言李娇、凤阁侍郎苏味道、麟台少监王绍宗等俱以文才降节事之。"①这个苏味道与李峤同乡，少俱以文辞知名，时人谓之苏、李。

《旧唐书》作者评论说："观其章疏之能，非无奥赡；验以粥谐之道，罔有①《唐会要》卷六三。

②《唐会要》卷六三。

③《史通?古今正史》。

④《旧唐书?李峤传》。

①《旧唐书?崔融传》贞纯。故狄仁杰有言曰：'苏、李足为文吏矣。'"②分析长安三年修唐史的写作班子，可以这样说：论才学，皆堪称其选，集中了当时颇有声望的大家手笔；论德行，却可以一分为二。其中，朱敬则、徐坚、吴兢、刘刘知几、魏知古等德才兼备，而李峤、崔融等"文虽堪高，义无可则"。在正常情况下，也不能把他们的缺点看得过重了，但趋炎附势在关键时刻定会误人误己。此次修史，李娇为监修之一，刘知几受到排挤。在当时，担任监修的武三思则是个缺德少才的不学无术之辈。他凭借后族出身飞黄腾达，则天称帝，封梁王，拜天官尚书。证圣元年（695），转春官尚书，监修国史。圣历元年（699），检校内史。二年，拜特进、太子宾客，仍并依旧监修国史。"三思略涉文史，性倾巧便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则天数幸其第，赏赐甚厚。时薛怀义、张易之、昌宗皆承恩顾，三思与承嗣每折节事之。??三思又以则天厌居深宫，又欲与张易之、昌宗等扈从驰骋，以弄其权。"①这样的一个武三思掌握着监修大权。

自刘知几进入史馆后，面对着无数难以克服的矛盾，使他简直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之中。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回顾自己在史馆修史的往事，不无感慨地说：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义，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犹大为史官所嫉。

"凿枘相违，龃龉难入"，语出《楚辞?九辩》："圜凿而方柏兮，吾故知其  而难入。"圜凿，凿成圆孔。方枘，方的榫头。  同龃龉，言矛盾不相配合。刘知几的修史主张同世俗之见有着尖锐的矛盾。按刘知几的主张，写史应根据已变化的情况从实而书。但这种正确的意见往往不被采纳。《史通?邑里》刘知几原注云："时修国史，予被配纂《李义琰传》。琰家于魏州昌乐，已经三代。因云：'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监修者大笑，以为深乖史体，遂依李氏旧望，改为陇西成纪人。既言不见从，故有此说。"按照刘知几的观点，"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②因此，他主张"国有弛张，乡有 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①这是一种用变化发展的观点对待事物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有的史家因习成性，不管"州郡则废置不恒，名目则古今各异"等变化的事实，而"皆取旧号，施之于今"，在这种情况下，"欲求实录，不亦难乎？"②刘知几同监修和某些史家的意见分歧，是两种历史观点的分歧。一种意见是因俗随时之义，一种意见因仍旧贯，袭用不改。汉魏已降，士人多以族望相矜，而自晋迁江左，侨立州县，南人北籍，虚引旧号，这是一种门阀制度下的思想观念和作法，如此②《旧唐书》卷九四《史臣曰》。

①《旧唐书?外戚列传》。

②《史通?因习》。

①《史通?邑里》。

②《史通?邑里》。

对待历史，致使版籍混乱，邑里难详。如，"近代史为王氏传，云'琅琊临沂人'；为李氏传，曰'陇西成纪人'之类是也。非惟王、李二族久离本居，亦自当时无此郡县，皆是晋、魏已前旧名号。"③然而正确的意见不被采纳，反而遭到耻笑。象李义琰家于魏州昌乐，已经三代，还要写成陇西成纪。真是"积习相传，寝以成俗，迷而不返"，"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④传统习惯势力实在大啊！

刘知几与监修的矛盾如果仅仅是一些具体认识问题，通过疏导还有解决的希望。自然，由于刘知几自负、介直的个性，一旦正确的意见遭到拒绝，甚至嘲笑，那是无法容忍的。当时他"委国史于著作郎吴兢，别撰《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⑤就是对史馆监修的消极反抗。

刘知几与史馆监修的矛盾并非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意见不合，而是对史馆监修大臣的工作及其修史思想的不可调和。

自长安以来，至景龙年间，先后担任史馆监修大臣的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韦巨源、纪处钠、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等。武三思与张易之兄弟都是"专横骄纵，图为逆乱"的政治野心家。韦巨源等都是武韦集团的主要成员：韦巨源于神龙年间附入韦后三等亲，叙为兄弟，编在属籍。佞媚官爵，鱼肉百姓；杨再思为人巧佞邪媚，善于随风转舵，为了取得武后信任，多方讨好二张。历事三主，知政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宗楚客为则天从父姊之子，以拥戴则天称帝，累迁内史。后迹附韦氏，与纪处讷共为朋党；纪处讷，娶武三思妻之姊，由是累迁太府卿；萧至忠趋附武三思，神龙间，代韦巨源为侍中，寻迁中书令。宗、楚"潜怀奸计，自树朋党，韦巨源、杨再思、李峤皆唯诺自全，无所匡正。至忠处于其间，颇存正道"。①后因参与宫廷政治斗争被杀。用这些人监修国史，史馆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衙门，成了权贵结党营私的场所。刘刘知几揭露说："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故凡所引进者，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致擢。"②史馆可以"养拙"、"藏愚"，成了一个"素餐之窟宅，尸禄之渊薮"③。这样，史馆又怎么能承担起修史的重任呢？

在修史的指导思想上，刘刘知几与史馆监修大臣也有着矛盾。

《唐史》之成，在长安三年（703）。中宗神龙元年（705），刘知几奉令与徐坚、吴兢等重修《则天实录》，期年而毕。刘知几说到这次撰修，"虽言无可择，事多遗恨，庶将来削稿，犹有凭焉。"①刘知几所谓"遗恨"，盖指载削多不能如意，因为开始刘知几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②刘知几的好友吴兢预修《唐书》，亦深以曲笔为憾。故后来他在担任地方官期间重修《唐书》和《唐春秋》。开元十四年（726）他上奏说："臣往③《史通?邑里》原注。

④《史通?邑里》。

⑤《旧唐书?刘子玄传》。

①《旧唐书?萧至忠传》。

②《史通?辨职》。

③《史通?辨职》。

①《史通?古今正史》。

②《新唐书?刘刘知几传》。

者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钠、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旧章，敬饰虚词，殊非直笔。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遂潜心积思，别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密室。"③是直书还是曲笔是刘知几同监修大臣们在修史指导思想上的根本分歧。

刘刘知几侧身史官，怀有踵武前修的志愿，"凡所著述，常欲行其旧义。"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与他格格不入。在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中，使刘知几深切感受到："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④刘知几的"道"和"美志"就是做一名真正的史官，坚持史家善恶必书的直书原则，写出能劝善惩恶的史书来。他认为修史是一项不朽的事业，"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⑤其基本宗旨在善恶必书，劝善惩恶。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可使后人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但是当时的史馆违背善恶必书，也不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这使刘刘知几的修史理想与现实史馆的矛盾达到无法解决的境地。

史馆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伴随着刘刘知几修史理想与史馆的矛盾还有刘刘知几的仕途追求与现实社会的矛盾。作为封建社会一名知识分子的刘刘知几，他也有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即自己的人生观。这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求得功名富贵，以留名青史，光照千秋。他说：夫人寓行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

浦起龙在《史通通释》这段话后加了一个解释："原史之所为作也。史者千秋金镜，只从名心落想，故曰庸浅。"其后又加按说："其举意出辞，颇浅庸近俗，宜可蔓雍。"果然，到乾隆时纪昀的《史通削繁》便把上面这段话连同下面的我们经常引用的"史之为用"的论述一并作为"芜蔓"而"芟 "了。浦起龙、纪昀自以为高雅，实际上他们掩盖了实质，所谓千秋金镜的史学也就失去了现实基础。对待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希望书名竹帛，并非是一种消极的庸浅的心态，而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追求。他们沿着古代圣贤所规划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建立功名，这其中既包括了他们自己的功名富贵，也包括了献身国家建功立业。两者互为一体，追求功名，就是孔夫子也如是想如是做。"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原是孔子的话，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引用了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亦暗示太史公立名著述之美。

但是，现实社会并没有给刘刘知几的仕途铺平道路，中宗时期，"韦武弄权，母媪预政。士有附丽之者，起家而绾朱紫，予以无所傅会，取摈当时。"①在当时的昏暗的政治统治下，刘知几深切感到"于是小人道长，纲纪日坏"，③《唐会要》卷63《史馆上?在外修史》。

④《史通?自叙》。

⑤《史通?史官建置》。

①《史通?史官建置》。

①《史通?忤时》。

故"仕于其间，忽忽不乐"。由于他"守兹介直，不附奸回"②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刚烈的本性所决定，又决然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而随波逐流，与世浮沉，因此他也摆脱不了"郁快孤愤，无以寄怀"③的苦闷境地。然而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④，不甘心默默无闻地离开这个世界。在这里，追求功名的强烈愿望同"取摈当时"的遭遇无办法调和，因而苦闷也无法解脱。

刘刘知几自长安二年（702）进入史馆，至中宗景龙四年（710），九年之中，"三为史臣，再入东观"。"长安二年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这是一为史臣，一入东观（史馆）。中宗即位之后，"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这就是二为史臣。中宗还京不久，"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①这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这些年，他参与修过《唐史》，重修《则天实录》等。但是，修史并没有给刘刘知几的功名追求带来多少帮助。比如神龙二年（706），武三思、魏元忠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秘书少监柳冲、国子司业崔融、中书舍人岑羲、徐坚等修上《则天实录》二十卷，"赐物各有差"，刘知几实预其事，盖以官卑未列名受赐。对此，刘知几自然感到不平。他援古自况，说刘炫仕隋，为蜀王侍读，尚书牛弘问他"君王待子，其礼如何？"他说"相期高于周、孔，见待下于奴仆。"牛弘不悟其言，请闻其义。刘炫解释说："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见访，是相期高于周、孔。酒食左右皆餍，而我余沥不雷，是见待下于奴仆也。"刘知几说，"求史才则千里降迫，语宦途则十年不进。""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礼。??位使士有澹雅若 严君平，清廉如段干木，与仆易地而处，亦将弹铗告劳，积薪为恨。况仆未能免俗，能不蒂芥于心者乎！"②言为心声。刘知几这番话道出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没有比对自己事业价值的承认更重要的，但刘知几没有，隶名修史，却赏不见名。如果说受赏者皆功劳卓著，遗漏者贡献颇少，刘知几也不会难过。问题在于名实不符，功赏不副。他揭露当时的实情说："而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①这正是"小人道长，纲纪日坏"的具体体现。

刘知几身居史职，希望在"勒成国典，贻彼后来"②，如此既可为国家建功立业，又可使自己书名竹帛，所谓兢兢业业献身于史职的史志、史道，全在此矣。然而，小人当道，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直道不存。在这种情况下，刘刘知几只有一个选择：退出史馆，走自己的路！

②《史通?忤时》。

③《史通?自叙》。

④《史通?自叙》。原注：则天朝为著作佐郎，转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长安中，以本官兼修国史。会迁中书舍人，暂罢史职。神龙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国史，迄今不改。今之史馆，即古之东观也。

①以上引《史通原序》。

②《史通?忤时》。

①《史通?史官建置》。

②《史通?忤时》。

注：

刘刘知几：(661-721) 唐代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进士。武则天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唐中宗时官至凤阁舍人，暂停史职。不久又除著作郎，仍兼修国史。后参与纂修《则天皇后实录》，因与纂修大臣武三思不合，请辞史馆职，但不久又三度入馆。唐玄宗时，官至左散骑常侍。他自幼笃爱史籍，入仕后数入史馆，得以博览群籍，又洞悉史馆利弊。因和监史大臣宗楚客等屡相琲牾，不能自行其道，乃私撰《史通》以见志。他一生著述很多，还有《刘氏家乘》、《刘氏谱考》、《睿宗实录》、《刘子玄集》等。

刘秩：彭城人，刘刘知几第四子。唐朝开元末，任左监门卫录事参军事。稍迁宪部员外郎。安禄山反，上书谏阻杨国忠罢哥纾翰守潼关。至德初，（公元七五六年）迁给事中。久之，出为阆州刺刺史。唐以前，历朝政治、经济、文化等典章制度的记载均附于断代史中，分别写成“职官志”“食货志”等等，没有人从头至尾一以贯之写成一部专史。唐玄宗开元末年，著名史学家刘之几的第四子。

刘秩依照《周礼》六官的职掌，采经史百家之言，分类经次，著《政典》35卷，初具了这类专门史书的雏形，为我国最早的政书。后来杜佑（735年～812年），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和改编，用了三十余年时间完成了《通典》二百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记载了从上古直到唐代宗年间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对于唐朝（天宝以前）的记载尤其详细。此书不仅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为后来的典章制度分类专史开创了先例。

《史通》的学术价值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意义

内容摘要：《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 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历史编纂学、史学概论、史学批评、史学史、史料学和目录学等学科， 内容极其丰富， 颇多精当之论， 予后人以极大启示， 爰至晚清， 尚无全面超越之作， 不少观点迄今还被史学理论类著作所沿用。不过， 此书虽然主观上想作分门别类的论述， 但仍呈现多学科内容混杂之特点， 反映了古代学术不专的情况。

关键词：历史编纂学  史学理论  多学科交叉

《史通》的学术价值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意义

我国史学的发展至唐朝已近鼎盛，体裁多样，数量繁多，为史学理论著作的问世创造了条件，刘知幾《史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一、撰写时间

《史通》又名《史通子》，20 卷，分内外二篇，各10 卷。今存内篇39 篇，其中3 篇有目无文；外篇13 篇，故名为52 篇实则49 篇，与两《唐书》刘氏本传分别记载的20 卷和49 篇吻合。因修《新唐书》时已仅见49 篇，故3 篇亡佚于宋以前。

据刘知幾自序，此书写定于景龙四年（710 年） 仲春，但未记始撰时间，而有关记载又不尽相同。如《自叙》篇云，因修《武后实录》时与武三思等不合，“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时在神龙元年（705年），则历时6 年半成书；又据《原序》，自长安二年（702 年） 起三入史馆，“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又说：“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综合以上二说，可知刘知幾开始并无著书计划，只是在次之余写下大量文字，退出史馆后才将这些零篇散章整理成帙，所以有“区分”和“编次”之说。值得注意的是《原序》中“于是”二字。于是者，或指前因，或谓此时，尽管作者未指明二者孰是，但据《自叙》和《新唐书》本传，似当指景龙四年得罪权臣、退出史馆之时。

因此， 《史通》的撰写应历时9 年（702－710）：据此书丰富内容度之，需花费相当长时间撰写。

二、主要贡献

《史通》一出，就大受著名史家吴竞、徐坚等人的推崇，认为居史职者应置之座右；唐玄宗读后称善，派人到其家抄录。不过，历代亦多诟病。唐末柳灿曾著《史通析微》批驳，主要斥其不尊经典；宋代刘祁则说刘知幾“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明清以降，研究者渐众，郭延年、李维桢、王维俭、黄叔琳、浦起龙等各有专著。爰及现代，又有陈汉章《史通补释》、刘咸炘《史通驳议》、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程千帆《史通笺记》等专著及大量论文。这些论著观点不一，有的评价甚高，有的则认为称为理论著作不尽妥当。其实，此书内容丰富，行文要言不烦，颇多精当之论，影响极大，爰至晚清，后人尚无法全面突破其矩矱，不少观点迄今还被史学理论类著作所沿用。现就《史通》涉及今之史学各分支归类论述，力求得出恰当之评价。

根据今天的学术分类， 《史通》涉及历史编纂学、史学概论、史学批评、史学史、史料学和目录学，具有多学科特点。《内篇》以前二者为主， 《外篇》则以后三者为主，但因古代学术不专而致畛域不清，故一篇之中往往不止一个主题。

《六家》、《二体》列于卷首，重要性不言而喻。刘知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史书体裁及其演变：“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其体”，认为史书内容和形式都是变化的，没有固定模式；并将史书分为六类，指出各自特征： 《尚书》家，记言； 《春秋》家，记事； 《左传》家，编年； 《国语》家，国别史； 《史记》家，纪传通史； 《汉书》家，纪传断代史，进而将六家抽象为编年、纪传二体。这是他对史书体裁所做的理论概括，至今仍被认可。他还认为，编年、纪传二体已经满足了体裁的需要，后人无法突破：“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这个观点，争议颇多。有人认为六家二体不能包举所有的史书体裁，而“后来作者，不出二途”的结论更被史学发展所否定。其实，如果说六家不能包举所有史书体裁尚有道理，因其内涵较大，外延难免有限；但二体是对六家的再次抽象，包容性却十分广泛。即使被认为不可包举的职官、刑法类史书，一般也是以时间为序编纂，就此意义而言，可谓被编年体所包含。因此，说史书以二体为主未尚不可，只是以今天的标准衡量，显得不够严谨，而这反映了当时理论程度不高。至于刘知幾所说的“后来作者”，显然是指唐以前人，并未包括后世，因为此书是总结前代史学，而不是预言未来。另外，说他不重视已经发展并渐趋成熟的典志体，从而“缩小了史学范围，使史学道路变窄”云云，似不符合事实。唐中叶以前，典志体并无影响，直到刘知幾之子刘秩的《政典》问世，才引起时人的重视。使史学范围变小、道路变窄的是唐代日益严重的政治干预，而以刘知幾等人为代表的馆外修史，作用正好相反， 《史通》本身就是不属于二体的新体裁史著。

刘知幾反对通史，主张断代史。他认为，即使通史的典范《史记》也存在叙事隔越、重复等缺点，梁武帝《通史》以下，更是芜累，以致“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而《汉书》则包举一代，“学者寻讨，易为其功。” 由于通史年代邈远，剪裁不易，且无法避免与前史重复，故除《史记》外，至唐代无传世之作；而断代相续，界限分明，容易成功，唐代更是一举完成六部，使人印象深刻。主张断代史，是刘知幾受时代影响的结果。

史书体裁和体例是既有联系又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刘知幾已经意识到两者的区别，并作了大量论述。他认为，古代不讲体例，今天则不同：“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史著要具备人物、时间、地点三要素，内容随时代而变化，不可“翦截今文，模拟古法。”为避免叙事时夹入长篇议论，造成体例不纯的情况，他主张纪传体“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 专收诏令奏议及诗文。此议虽然未被修史者采纳，但《直斋书录解题》首设“诏令奏议”类，似即受其影响。

刘知幾重视体例与唐代以馆修史书为主有关。因集体修史，为避免抵牾，设专职拟定体例成为惯例，其中尤甚者， 《晋书》定体例者竟达六人。刘知幾曾长期任史官，自然深知体例的重要：“夫史之有体，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只有确定体例之后，修史时才能各守畛域。唐代修史取得巨大成就，除了史官待遇优渥等原因外，体例完善是重要因素。

刘知幾认为，书名、断限、书法等均属于体例范畴：“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编年月者谓之纪，如《汉纪》，列纪传者谓之书，如前、后《汉书》，而《吕氏春秋》既非编年亦非纪事，只是子书杂记，不能称为史书。史书的断限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断代问题。一部史书的开头“因有沿革，遂相交互”， 代之兴与前代之亡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两代的上下限必然交错，对前朝只可略作交代，不可越限，否则即为不知剪裁。其次是内容取舍，包括史书结构和史事记载。前一点与断代有关，如《汉书》表、志尽同《史记》，与书名不符。后一点则说，记事虽可互见，但须有详有略。书法也是体例的一部分。刘知幾虽然反对文人修史，但并不轻视文字表述的作用：“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 他提出的行文原则是不虚美、不隐恶，同时要做到文约事丰。他精辟地论述了文字、结构、主旨三者的关系：“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不过，在他看来，好的史书除了有严格的体例、合理的结构、优美的文字之外，最重要的是秉笔直书，在《直书》、《曲笔》等篇中，刘知幾就此再三致意。他强调：“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以风声”，要使贼臣乱主“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反对“舞词弄札，饰非文过”，即使合于名教的为君亲讳，也被斥为“直道不足”。上述观点与他所提出的史家须兼才学识“三长”论中“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一脉相承，这个观点后来被章学诚提炼为著名的“史德”原则。

《史通》又是史学批评著作，每于概论之后，继以具体评判。例如，马班优劣，历来聚讼不已：“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他们或以“文义浃备，纪事详赡”为标准，或以文字烦省为标准。刘知幾不赞成上述观点，认为史书烦省与否在内容而不在卷帙：“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而且时代不同，繁简也不必相同。他对《史记》、《汉书》的评价是：“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如果撇开思想性，可谓笃论。

刘知幾将儒家经典也视为史书，故《史通》评论史书从《尚书》、《春秋》始，毫无顾忌。历代批判儒家正统的学者并不罕见，东汉王充的《论衡》尤为尖锐。但他主要从思想方面着眼，而刘知幾则从实录原则出发，指摘《尚书》“理有难晓”， 《春秋》为贤者讳。与《论衡》直斥孔子相比，《史通》虽然思想性有所不及，但学术性更强，做到了“广彼旧疑，增其新觉”，且言必有据。

《史通》的评论很少涉及历史本身，因此，无法了解其系统的史观，这可能就是被认为不应视作理论著作的原因。其实，《史通》作为理论著作是当之无愧的。这首先表现在，它的一些内容已成为史学理论遗产，如区分史书体裁，分别记注、撰述，直书原则等都被今天不少史学概论类著作所继承，有的还直接援引其“断限、标目、载言、载文”等篇目作为标题。其次，在一些议论中，亦可窥得刘知幾史观之一斑。例如他反对今不如昔，事必师古的历史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又如《史记》、《通鉴》都认为周威烈王承认三家分晋是周朝瓦解的原因，刘知幾却指出，当时周室微弱，政出诸侯，天下早已分崩离析，实时势所然。他还批评天人感应的唯心史观：“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他认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会因人而异：“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指出了客观历史与成文史的不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他要求“铨核得中”。以上所述，反映了刘知幾史观的主要方面，即历史是发展的，不必厚古薄今；历史进程由时势决定，而非人的意志所能左右；谋事成败在人不在天；必须注意史书的真实性，要客观地评价历史，等等。

浦起龙说：“《史通》一书皆议论体，独《史官》、《正史》二篇属叙事体。”原因在于这两篇是我国最早的史学史著作，因此以叙事为主。史书编纂与职司密不可分，因此刘知幾首先系统地描述了上古至唐代的史职沿革：史官之设，“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分为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其中太史最重要，故事迹最详。汉武帝置太史公，位在宰相之上。司马迁卒，宣帝改太史公为太史令，职责变化，仅行文书而已。另外，此前太史以著作为主，兼掌历象等职，此后以他职兼领史职，“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唯知占候而已”，以致太史徒有其名。《史通》勾勒的我国史官及修史制度轮廓，被现在多种史学史著作所引用。不过，其中也有一些争议问题。例如，太史公是否位高于宰相，古今多所诘难。如果说“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宰相”之语因太史掌著述之职，可以优先看到各种材料而尚属可信，但因此认为其职权超过宰相则不合情理：以司马迁下狱后无法凑满赎金、亦无有力同僚相救观之，其所任显非要职。另据虞喜《志林》云，太史一职至汉代位已转卑，仅朝会时坐位犹在公上，④则显系清望之职。

《古今正史》篇之“古今”二字，含义不明，有人主张以陈寿为界。此篇论及史书73 部（不计中辍之作），包括虽无书名，但作者可考的4 部。主要为简介内容和作者情况，评论虽少，但不乏精当之论。如说《史记》乃“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言”成书，将史书的编撰看作古籍整理的一种形式，今人史籍整理应该包括史书修撰的观点明显受其启发。

刘知幾写史学史与今人按朝代为序不同。除了《春秋》之前因著述少而按著者先后叙述外，其他均按史书记载之时代先后分叙。如《春秋》三传所释内容相同，但作者不同时，仍并列叙述。从《史记》至唐代，分为14 个段落，脉络清晰。叙述间及史官废置和修史中发生的大事，如崔浩因直笔而灭三族，同撰者死128 人；又如梁武帝素称好著述，却因吴均不避讳而焚其所著《齐春秋》。刘知幾的论述极精炼，非大善大恶不详录，花笔墨最多者数《汉书》、《魏书》。虽论二体，但所举两汉以后编年体仅6 部，原因是此类著作数量较少。他对编年体十分重视，荀悦《汉纪》、裴子野《宋略》、袁宏《后汉纪》都得到很高评价。

《史通》在史料学上有不少贡献。刘知幾虽然推崇正史，但不排斥其他著述，，主张扩大史料来源。他指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这些书虽然语言鄙朴，记事不完整，但“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不过，这些书“得失纷糅，善恶相兼”，必须仔细鉴别，择善而从。由于著史者难免个人好恶，他要求对史事“探赜索隐，致远钩深”，进行认真考辨。他自己就对一些史事作过考证。如《竹书纪年》记事与儒家经典、《史记》等多有不同，他往往宁信前者，于经典的字里行间看出很多牴牾，一一予以辨正， 《疑古》、《惑经》、《杂说》等篇，有关论述甚多。此外，由于《史通》所述之书多亡佚，后人只能据以转引，故此书又具史料价值。

《史通》的《杂述》篇涉及目录学。它将与正史“参行”的“偏记小说”40 部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语、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史之杂等11类，加上纪传和编年，史部共13 类，与《隋书·经籍志》史部类目数相同，其中不少类目虽名称不同而性质相同。这种分类法的优点是不拘成见，敢于扩大史部范围，但因全然不顾传统，好立异说而忽视实用，如不设起居注、职官、仪注、刑法、簿录等有着大量现存书的类目，故不得行于后世。

三、几点不足

《史通》作为开创性著作，地位重要，但由于史学发展阶段的局限，某些结论不适用于后世。如他极力反对集体修史，主张独断；反对通史，主张断代，等等。这与他长期担任史职，深悉馆修史书弊病有关。中唐以后，史官职滥，馆修史书汗青无日，而吴竞等人的馆外修史却取得很大成绩，于是就有《史通》的主断贬通。

《史通》还存在一些其他缺点。刘知幾既反对效法古人语言，又使用骈文，甚至因此改动引文，删节人名、地名，致失原貌。又如反对陈胜、项羽入世家、本纪，名曰严格体例，其实不免正统之嫌；虽不信灾祥之说，但不够彻底。其论点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如《辨职》篇说，史以彰善贬恶，不避强御为上，董狐、南史即是；编次勒成，郁为不朽次之，左丘明、司马迁即是。而《杂说》篇又说史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马、班好善，董、南嫉恶，则马又居前。不过，上述缺点与此书贡献相比，可谓微不足道。

从刘知几论述史书体例看其循名责实的史学精神

　　【摘要】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在其著作《史通》之中,总结了唐以前历代的史学著作,并对史书体例特别进行了评述。后人对此褒贬不一,大多认为刘氏之史识不及司马迁。然而,从这些体例的论述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循名责实的史学精神,确是后人在研读这部著作时所应当引起重视的一个方面,而对于史书著述方面而言,却也可以视作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刘知几;《史通》;史书体例;循名责实 
　　 
　　刘知几在论述史书体例时所体现的循名责实的思想,是《史通》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循名责实,即在《史通·本纪》一文中所提及的“求名责实”之意,主要是指依据或遵循一种体例名称的界定,来确定其中所要或应当予以记载的历史事实,同时要求史家在史书编撰过程中严格遵守这一规则。 
　　刘知几自身就非常重视史书编撰的体例,在整部《史通》的起始处即讨论了史书编写体例方面的问题。自司马迁创作《史记》以来,历经后代的史书流传,史书的体例大致上确立,主要有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等几种,这在《史通》中有详细的评述,现举《本纪》一篇略述其意。 
　　刘知几认为本纪这一体例因其内容是“书君上以显国统”[i],而在帝制时代更具有一种纲领性的重要意义。身处其时的刘氏也格外重视此一体例之“纯”。对于本纪的阐释,刘氏先明确“纪”之由来以及其含义即“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然后在行文中渐次表明“盖纪之为体,尤《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并且说明“纪”的意义及写法是为“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 
　　同时,刘知几也指出“纪”之成为一种体例,是创例于司马迁的《史记》:“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史家著史时因袭了这种体例,并且“此道常行,莫之能易也。”虽然刘氏比较赞赏司马迁创立本纪这一体例,但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史记》中不符合自己所创立的规范的乱例,即“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这也是后世诸家对其诟病最多的一点。而在此篇中刘氏的观点极其鲜明,认为未实际登上帝位者,坚决不能写入本纪,如果写入,则与原本所创之例不相符合,“求名责实,再三乖谬。” 
　　从上述对体例的论述来看,刘知几主要是从史书体例的名称定义方面入手来总结评述前朝史著之中的优劣得失,其中尤为多见的是批评司马迁虽创立了史书的体例,而在实际中却并不循其所创之例来进行史书的编著,同时刘知几也指出此“不循例而为”的做法对后世史家著书的影响尤其重大。这在关于各篇体例的文本中多有论及,可见刘知几对于史书体例这一构成史著的原则的重视程度,概括而言,可用“循名责实”一词来表述。而实际上,《史通》之中所表现的此类求实的观点,也是后世学者、史家评论其苛责古人或过分拘泥于体例形式而不知变通的重要方面,同时大多学者也认为刘知几在这一点所表现出来的史识不及史家先辈司马迁。然而,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一种比较。在此,笔者将以刘知几对于《史记》中“项羽入本纪”的论述为例试做分析。 
　　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中,项羽不仅被放入“本纪”之中,并且位列于汉高祖刘邦之前,可见司马氏对于项羽的褒扬。而后世不仅唐代的刘知几对此持有异议,在司马迁之后不久的班固也并不认同这样的排序。然而,司马迁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其《太史公自序》之中就表明了他创作的主要思想即“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寻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ii]“王迹所兴”是司马迁著作本纪各篇目时的一个标准:实际上成为当时时局主宰者的人物,就是“王”,就应当列入本纪。因此,在秦末号令天下诸侯的项羽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列入《史记》本纪的“王”。而在刘知几看来,则完全不应该如此来写,其原因是刘氏所理解的“本纪”定义是在于“天子帝王”并且“唯叙天子一人”“以显国统”,所以能列入本纪的,惟有真正登基即位的帝王,即便是太子或后世追尊的“太上皇”亦不符条件,如果有这类情况记著于本纪这一体例之中,就是与体例规范“名实不符”。 
　　在此暂不论各人的体例定义如何,且先从史实来看,秦末的暴政导致了人民起义以及诸侯征伐,而在推翻秦王朝的过程中,尽管名义上还尊义帝为君主,但项羽实际上指挥各路诸侯作战,并最终打败秦军,推翻秦朝统治。而此后楚汉战争的最终结果是项羽战败自刭,建立新王朝并登基称帝的是刘邦。从这个历史事件当中可以看到如下事实:第一,义帝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象征,项羽实际上号令了天下诸侯;第二,战争最终的结局是项羽战败自刎,并未登上帝位。 
　　对于项羽“实际上号令群雄”与“没有登基称帝”这些史实,司马迁与刘知几两位史家据各自不同的立场与理解做出了不同的判断。二者的差别仅仅是在于所取舍的标准不同:从司马迁的观点来看,他以实际上掌控天下的情况为依据,将项羽列入“本纪”之中,这是其依实而著的表现,而从《史记》自身所确立的体系而言,其实并没有过多的不妥之处;同样,刘知几从他的理解、认识出发“求名责实”,认为只有登基即位才是帝王正统的体现,所以,没有实际登上帝位并且当时之名号仅是“霸王”的项羽,是不应该被列入本纪的,据此角度而言也并不为过。在史实与体例问题的处理上比较可见,二者都着眼于对史实的强调,区别仅在于对一种体例名称之内涵的理解不同,由此也难以区分其间的高下优劣。 
　　从史书的内容方面看来,刘知几以史书体例的定义为标准来看待记入史书的史实,从而发现问题并提出批评,不论如何这都是其对于历史著作的一种认真、求实态度的表现。过往的历史无法完整地重现,而留存于世的史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过去的重要途径,虽然相对于广博的历史,成著的史书所能够予以记录的仅是沧海一粟。在现代历史哲学中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被大多数西方学者视为一种对于传统史学的挑战,其原因恰恰就在于这一种思想对于传统历史著作的真实性提出了几近于颠覆性的质疑——海登·怀特在其《元史学》一书中更提出史学是一种诗学的观点。[iii]在此不论后现代这一思潮是不是形成了一种实质性的冲击或挑战,其中值得历史研究者引起重视的应是历史著作中对于历史事实的记录过程:话语描述难免会带有作者的主观意识,但能否将这种主观意识降到最低以凸显尽可能大的历史真实呢?“名副其实”,刘知几对司马迁《史记》异于一般的评价所显现的正是在史书撰写过程中,史家对于史实求真、求实的一种追求。 
　　从史书体例方面而言,“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iv]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史书体例的重要性,这相当于史书成著的一个基准。条框的规定性固然会使作者在实际编撰过程之中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对于浩如烟海的史料,如果没有相对清晰、稳定的体例规定,那么对于史料的取舍又当如何做出界定呢?史之成书,不是也不能是简单的史料堆砌,如果这样不仅会给读者造成阅读上的不便,同时对于史家自身在编撰过程中也会产生诸多问题。而“从编辑审读的角度来看,……体例既定,界限必分;不然,必是体例混乱,名实无准。”尽管“刘知几对司马迁之所以那样做的缘故是充分理解的……但破坏体例的问题不能不指正。”[v]明确体例规范,这也使作者在规划、行文之时能够再一次梳理、检验相关史料,以做到真正的“名实相符”。由此可见,著书体例之规范、确定,尤其对于史书著作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虽然这样的体例论述也许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刘知几当时及后世的人们多有不同意见,未给予普遍认同,但对于史书体例的总结评述,刘知几则堪称“先行者”,而这不仅是我国古代史学之成就,更是可将其看作史学撰述方法上的一次尝试,此于史学理论及著述方面的意义可见一斑。 
　　刘知几的《史通》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自身不免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因而对其的理解、研究也应当关注到其所处的时代。而刘氏在论述史书体例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对于史书记录循名责实的精神,尤其是求实的精神,则是在任何一个时代的史家在史学研究工作中都应当牢记并且不懈追求的一点。 
　　【参考文献】 
　　[1]本文中《史通》章句引用,皆引自清人浦起龙所著《史通通释》,上海书店1988年版。 
　　[2][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 
　　[3]参考[美]海登·怀特著,陈薪译,《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4][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书店1988版,第57页。 

　　 

从刘知几论述史书体例看其循名责实的史学精神

　　【摘要】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在其著作《史通》之中,总结了唐以前历代的史学著作,并对史书体例特别进行了评述。后人对此褒贬不一,大多认为刘氏之史识不及司马迁。然而,从这些体例的论述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循名责实的史学精神,确是后人在研读这部著作时所应当引起重视的一个方面,而对于史书著述方面而言,却也可以视作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刘知几;《史通》;史书体例;循名责实 
　　 
　　刘知几在论述史书体例时所体现的循名责实的思想,是《史通》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循名责实,即在《史通·本纪》一文中所提及的“求名责实”之意,主要是指依据或遵循一种体例名称的界定,来确定其中所要或应当予以记载的历史事实,同时要求史家在史书编撰过程中严格遵守这一规则。 
　　刘知几自身就非常重视史书编撰的体例,在整部《史通》的起始处即讨论了史书编写体例方面的问题。自司马迁创作《史记》以来,历经后代的史书流传,史书的体例大致上确立,主要有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等几种,这在《史通》中有详细的评述,现举《本纪》一篇略述其意。 
　　刘知几认为本纪这一体例因其内容是“书君上以显国统”[i],而在帝制时代更具有一种纲领性的重要意义。身处其时的刘氏也格外重视此一体例之“纯”。对于本纪的阐释,刘氏先明确“纪”之由来以及其含义即“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然后在行文中渐次表明“盖纪之为体,尤《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并且说明“纪”的意义及写法是为“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 
　　同时,刘知几也指出“纪”之成为一种体例,是创例于司马迁的《史记》:“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史家著史时因袭了这种体例,并且“此道常行,莫之能易也。”虽然刘氏比较赞赏司马迁创立本纪这一体例,但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史记》中不符合自己所创立的规范的乱例,即“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这也是后世诸家对其诟病最多的一点。而在此篇中刘氏的观点极其鲜明,认为未实际登上帝位者,坚决不能写入本纪,如果写入,则与原本所创之例不相符合,“求名责实,再三乖谬。” 
　　从上述对体例的论述来看,刘知几主要是从史书体例的名称定义方面入手来总结评述前朝史著之中的优劣得失,其中尤为多见的是批评司马迁虽创立了史书的体例,而在实际中却并不循其所创之例来进行史书的编著,同时刘知几也指出此“不循例而为”的做法对后世史家著书的影响尤其重大。这在关于各篇体例的文本中多有论及,可见刘知几对于史书体例这一构成史著的原则的重视程度,概括而言,可用“循名责实”一词来表述。而实际上,《史通》之中所表现的此类求实的观点,也是后世学者、史家评论其苛责古人或过分拘泥于体例形式而不知变通的重要方面,同时大多学者也认为刘知几在这一点所表现出来的史识不及史家先辈司马迁。然而,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一种比较。在此,笔者将以刘知几对于《史记》中“项羽入本纪”的论述为例试做分析。 
　　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中,项羽不仅被放入“本纪”之中,并且位列于汉高祖刘邦之前,可见司马氏对于项羽的褒扬。而后世不仅唐代的刘知几对此持有异议,在司马迁之后不久的班固也并不认同这样的排序。然而,司马迁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其《太史公自序》之中就表明了他创作的主要思想即“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寻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ii]“王迹所兴”是司马迁著作本纪各篇目时的一个标准:实际上成为当时时局主宰者的人物,就是“王”,就应当列入本纪。因此,在秦末号令天下诸侯的项羽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列入《史记》本纪的“王”。而在刘知几看来,则完全不应该如此来写,其原因是刘氏所理解的“本纪”定义是在于“天子帝王”并且“唯叙天子一人”“以显国统”,所以能列入本纪的,惟有真正登基即位的帝王,即便是太子或后世追尊的“太上皇”亦不符条件,如果有这类情况记著于本纪这一体例之中,就是与体例规范“名实不符”。 
　　在此暂不论各人的体例定义如何,且先从史实来看,秦末的暴政导致了人民起义以及诸侯征伐,而在推翻秦王朝的过程中,尽管名义上还尊义帝为君主,但项羽实际上指挥各路诸侯作战,并最终打败秦军,推翻秦朝统治。而此后楚汉战争的最终结果是项羽战败自刭,建立新王朝并登基称帝的是刘邦。从这个历史事件当中可以看到如下事实:第一,义帝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象征,项羽实际上号令了天下诸侯;第二,战争最终的结局是项羽战败自刎,并未登上帝位。 
　　对于项羽“实际上号令群雄”与“没有登基称帝”这些史实,司马迁与刘知几两位史家据各自不同的立场与理解做出了不同的判断。二者的差别仅仅是在于所取舍的标准不同:从司马迁的观点来看,他以实际上掌控天下的情况为依据,将项羽列入“本纪”之中,这是其依实而著的表现,而从《史记》自身所确立的体系而言,其实并没有过多的不妥之处;同样,刘知几从他的理解、认识出发“求名责实”,认为只有登基即位才是帝王正统的体现,所以,没有实际登上帝位并且当时之名号仅是“霸王”的项羽,是不应该被列入本纪的,据此角度而言也并不为过。在史实与体例问题的处理上比较可见,二者都着眼于对史实的强调,区别仅在于对一种体例名称之内涵的理解不同,由此也难以区分其间的高下优劣。 
　　从史书的内容方面看来,刘知几以史书体例的定义为标准来看待记入史书的史实,从而发现问题并提出批评,不论如何这都是其对于历史著作的一种认真、求实态度的表现。过往的历史无法完整地重现,而留存于世的史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过去的重要途径,虽然相对于广博的历史,成著的史书所能够予以记录的仅是沧海一粟。在现代历史哲学中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被大多数西方学者视为一种对于传统史学的挑战,其原因恰恰就在于这一种思想对于传统历史著作的真实性提出了几近于颠覆性的质疑——海登·怀特在其《元史学》一书中更提出史学是一种诗学的观点。[iii]在此不论后现代这一思潮是不是形成了一种实质性的冲击或挑战,其中值得历史研究者引起重视的应是历史著作中对于历史事实的记录过程:话语描述难免会带有作者的主观意识,但能否将这种主观意识降到最低以凸显尽可能大的历史真实呢?“名副其实”,刘知几对司马迁《史记》异于一般的评价所显现的正是在史书撰写过程中,史家对于史实求真、求实的一种追求。 
　　从史书体例方面而言,“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iv]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史书体例的重要性,这相当于史书成著的一个基准。条框的规定性固然会使作者在实际编撰过程之中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对于浩如烟海的史料,如果没有相对清晰、稳定的体例规定,那么对于史料的取舍又当如何做出界定呢?史之成书,不是也不能是简单的史料堆砌,如果这样不仅会给读者造成阅读上的不便,同时对于史家自身在编撰过程中也会产生诸多问题。而“从编辑审读的角度来看,……体例既定,界限必分;不然,必是体例混乱,名实无准。”尽管“刘知几对司马迁之所以那样做的缘故是充分理解的……但破坏体例的问题不能不指正。”[v]明确体例规范,这也使作者在规划、行文之时能够再一次梳理、检验相关史料,以做到真正的“名实相符”。由此可见,著书体例之规范、确定,尤其对于史书著作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虽然这样的体例论述也许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刘知几当时及后世的人们多有不同意见,未给予普遍认同,但对于史书体例的总结评述,刘知几则堪称“先行者”,而这不仅是我国古代史学之成就,更是可将其看作史学撰述方法上的一次尝试,此于史学理论及著述方面的意义可见一斑。 
　　刘知几的《史通》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自身不免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因而对其的理解、研究也应当关注到其所处的时代。而刘氏在论述史书体例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对于史书记录循名责实的精神,尤其是求实的精神,则是在任何一个时代的史家在史学研究工作中都应当牢记并且不懈追求的一点。 
　　【参考文献】 
　　[1]本文中《史通》章句引用,皆引自清人浦起龙所著《史通通释》,上海书店1988年版。 
　　[2][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 
　　[3]参考[美]海登·怀特著,陈薪译,《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4][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书店1988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