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之前，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且具有昭告天下意义的刻碑活动。第一次是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建立大秦帝国之后，命丞相李斯主持整理篆体文字（即“书同文”），伴随其出巡所立《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之刻石》《会稽刻石》等。第二次是东汉灵帝熹平四年（一七五）蔡邕主持的石经刻制工程，为校正儒家经典文本及建立隶书书写规范，把儒家七经书刻立石于洛阳太学，史称“熹平石经”。第三次是在唐文宗时期，以楷书字体书刻儒家十二部经典，共刻碑一百一十四块，立石于唐长安城国子监内，史称《开成石经》。秦代刻石使人感受到“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以及群臣颂德、昭示万代皇权。后两次刻碑活动，一个发生在东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的大环境中，一个发生在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兴盛发展时期。两次立碑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书刻文本，且立石于当时官方最高学府，同时又以其时的官方通行书体刻写。中国书法史上，汉隶与唐楷在演变与发展上最契合官方表达与艺术审美。如《熹平石经》与《开成石经》的书刻，不仅是对儒家经典文本的匡正，也在书写上建立了的规范。因宋代之前印刷技术尚不发达，勒石是最有效的传播方式，同时又具有昭告天下、恩泽世人的神圣职能。
“元祐党籍”碑诞生于印刷水平高度发达的宋代。它并没有使用下达文书、诏书时的纸绢材质，而是依仗皇权政治书刻勒石来告示天下。“元祐党籍”碑的书刻、毁禁、重刻，在宋代演绎出一段值得后人品评、追述的历史故事。笔者试以此类碑刻为主题，从党争下的文人、士大夫的荣辱观之变迁来了解元祐文人精神的塑造过程，并研究这种文人精神对“苏学”的影响及“苏字”在南宋的传播。
一 “元党籍”碑的书刻、毁禁和重刻始末
北宋元丰八年（一〇八五），宋神宗去世，年仅九岁的哲宗继位，由宣仁太后同处分军国事务。同年，司马光任宰相，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恢复旧制。元符元年(一〇九八)，哲宗亲政，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新党重掌朝政。由此，北宋开始了以王安石变法为起点的新、旧两党之争。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祐党人”。这种斗争到宋哲宗后期和徽宗时尤为激烈。崇宁元年（一一〇二），宋徽宗用蔡京为相，重又崇奉熙宁新政。崇宁元年九月，宋徽宗令中书省进呈元祐中反对新法及在元符中有过激言行的大臣姓名。遂蔡京将司马光、文彦博、吕公着、范纯仁、范纯礼、苏轼、苏辙、晁补之、黄庭坚等人列为“元祐党”，并作为重点打击对象。
北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为相，将元祐、元符年间因与自己政见相左而结下私怨的三百零九名文武官员(如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等)一律归类并定罪为元祐奸党，列写名单并以刻碑的形式告示天下，史称《元祐党籍》碑。
元祐党籍碑 拓片
起初，由宋徽宗赵佶下诏，刻石立于文德殿门之东壁，公示于众。即崇宁元年九月己亥(十七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端礼门”。这是皇帝亲定并亲笔书写的第一个元祐党人碑刻。
崇宁二年九月，又有“臣僚上言：近出府界，陈州人士有以端礼门石刻元祐奸党姓名间臣者。其姓名朝廷虽尝行下，至于御笔刻石，则未尽知也。欲乞特降睿旨，具列奸党，以御书刻石端礼门姓名，下外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立石刊记，以示万世”。因地方“未尽知”，为了使“下外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都可以知晓，第二次进行了“元祐党籍”碑的书刻。
祟宁三年六月，有书诏：“复位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郊等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六月壬戌(二十一日)，蔡京奏奉诏，令臣书元祐奸党姓名。恭惟皇帝嗣位之五年，族别淑愚，明信赏罚，默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定功，彰善瘴恶，以昭先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李梯继述之志！谨书元祐奸党姓名，仍连元书本进呈」。”此次碑刻内容由蔡京亲自书写并面向全国各州县官府，使之通告天下。
北宋 李公麟 维摩演教图 207.5cm×34.6cm 故宫博物院藏
蔡京主持《元祐党籍》碑的建造，不仅是为报复党争中的守旧派，同时也为对变法派中与自己政见不和者进行迫害。例如，王安石的学生陆佃及变法派人物李清臣等人，因得罪蔡京，竟也被打入“元祐党籍”。党争由最初的政见之争衍化到后来的人身攻击、残酷迫害，甚至发展到对其后人一并进行打压。章、蔡二人不仅仅是北宋党争的推动者，而且是使党争的性质由争斗转向人身迫害的始作俑者，他们不余遗力地打击元祐大臣及其追随者。《元祐党籍》碑颁布到朝野之后，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一批有威望、有学养的饱学之士定为奸党，并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也不许其参加科考，碑上列名的党人一律“永不录用”，引起朝野上下文士们的强烈不满。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北宋徽宗朝甚至南宋高宗时代。以章、蔡为代表的执掌朝政的南方官僚集团，分别于一〇九三年和一一〇二年对以北方世族为主的变法反对者进行大清洗，以后一次尤为广泛和惨烈。
崇宁四年(一一〇五)九月，在朝野舆论压力之下借名九鼎铸成的大庆大赦天下，“诏元祐奸党，久责遐裔，用示至仁，稍从内徙，应岭南移荆湖，荆湖移江淮，江淮移近地”。崇宁五年(一一〇六)正月发生星变，宋徽宗被迫下令毁碑，“诏毁元祐党人碑”。又诏：“朝堂石刻，已令除毁，如外地有奸党石刻，亦令除毁。”至此，朝府、各郡县之碑刻荡然无存，可谓人心所向，天命使然。
建炎南渡，赵构建立了南宋政权，为稳定人心，大开党禁，有褒赠追复党人官职及推恩其子孙的政策，而其依据即为党籍碑。由于党籍碑已禁毁殆尽，这就使得南宋时期党人之后纷纷收集党籍碑碑拓，甚至重新出现一些不避冒犯徽宗而重新树立党籍碑者，他们借此揭露蔡京罪状并表彰自己的祖宗，以身为元祐党人之后为荣。因此，南宋有多处重刻“元祐党籍”碑的活动。现存的有广西桂林龙隐岩的《元祐党籍碑》，此碑非宋徽宗时所遗留，而是时隔九十余年之后于南宋时重新刻制。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也有重刻的《元祐党籍碑》，可惜已毁于十年动乱中，但还有拓本流传。在文献方面，光宗绍熙年间的《挥座后录》卷一所载：“近日扬州重刻《元祐党人碑》。”元祐党禁与南宋文士对“元祐精神”的接受值得深入探究，对梳理南宋文艺思潮中审美脉络的发展具有极大意义。
二 从“元党籍”碑的重刻看元文人精神在南宋的塑造
桂林龙隐岩的《元祐党籍碑》是党人梁焘之曾孙（桂林府黔辖梁律）与静江府司理饶祖尧于庆元四年（一一九八）依据家藏拓本而重刻，其意在于为祖先申辩功过，使元祐党人名垂千古。从碑刻后附饶祖尧的跋语可知其经过。跋文曰：“世之是非，未有久失其当者，所谓公论天地并存，日月并明，亘亿万年矛盾驰互，此脉终不可乱，欲势力变置之有是哉。元祐党议，徽宗固随感悟，高宗亦继昭雪。观国史谓实录及诸公家传等书，大抵有考。庆元戊午，备末橼桂林，始获识左丞梁公之曾孙府铃辖律，爱其有前辈风度，相与光，暇日从容及籍中名氏，因谓欲刻诸石，使垂传。夫前此一时之屈，而后此万世之伸，其所得孰多，然惟是焉。计浅之为丈夫耳，非所施于昔贤，特碑苟无恙。彼小人者有所瞒惠，其污蔑君子，本以利己，浮说定罪，恶反易位，而至于我，生遗家祸，死贻鬼诛，盖至严其邪心，要必少浚明，斯举也似不无补。岁九月旦，吉川饶祖尧敬跋。”此碑后还附有一段明代的题跋诗：“元祐由来五百秋，党人姓字此间留。中衰宋室匡攸定，贝锦谗言谮不休。岩石坚刚胜竹帛，薜萝掩覆若金瓯。贤良自是流芳远，追贬徒劳奸佞谋。”可见后人对元祐党人的推崇与赞誉。此碑磨崖为后人所重视，“人争拓之”。历八百余年，仍高悬崖壁，字迹清晰，书韵别具，且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历史、文献价值，为后人研究宋代历史特别是宋代党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南宋 刘松年 唐五学士图 106.6cm×174.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党禁极为恶劣的环境中，以苏轼为首的“元祐学术”为世人所重。从以下两则逸事中可窥知一二：“东坡诗文，及身已盛行。当徽宗禁锢苏、黄集甚严，至有藏于衣褐，间道出京，为逻人所获者。”“东坡既南窜，议者复请悉除其所为之文，诏从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祸，所在石刻，多见毁。徐州黄楼，东坡所作，而子由为之赋，坡自书。时为守者独不忍毁，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楼名'观风'。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见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苖仲先者，适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数千本，忽语僚属曰：'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立碎之，人闻石毁，墨本之价益增。仲先秩满，携至京师，尽鬻之，所获不赀。”有禁而不止，“藏于衣褐，间道出京”，这是对禁“元祐学术”的莫大的嘲讽；“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苏轼之文为贵游者争相崇尚；而苖仲先摹印苏轼《黄楼赋》数千本，“所获不赀”。此二则故事的真实性已无从知晓，但可以窥探出南宋文士们对苏轼及“元祐党人”具有普遍的崇敬之情。
北宋 苏轼 邂逅帖（又称《江上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祐文人精神是一种集士大夫学问、道德与文人审美于一体，融合儒、释、道三家哲学内涵，既受文人们景仰又亲近生活的状态。这一文人精神传承着中国古代文化基因，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是对元祐文人精神的直观呈现。他们或会聚于木石水溪之间，或围坐在芭蕉古松之下，赏画、题诗、品茗、参禅、说道，把文章道德、人伦义理杂糅于生活趣味之中，鲜活中见真趣。黄庭坚曾评苏轼书为“石压蛤蟆”，苏轼又讥讽黄字似“死蛇挂树”。然而在哲宗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张浩邀请黄庭坚一起品鉴《黄州寒食诗帖》，山谷则题跋赞云：“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可见苏、黄二人之间的至真情感与各自艺术性情的真实流露。
元祐文人精神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外部社会环境的推动，由于徽宗朝党禁已久，苏轼等“元祐党人”的遭遇对朝野文士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另一方面是由于“元祐学术”本身所具备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画家李公麟曾两次作《西园雅集图》，描绘了以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元祐文人集团在王诜家中作画、题石、弹琴、赋诗、谈禅、论道的文化生活。尽管李公麟的原迹没有流传于世，但在宋代文人的著录中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西园雅集图》的描绘。秦观、晁补之、毛滂的诗句中也曾多次描写“西园雅集”，还有疑为托名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
“西园雅集”作为元祐文人的“标签”被南宋文士所接受。他们纷纷临摹《西园雅集图》，用绘画的方式把元祐文人精神呈现给世人，其中以赵伯驹、僧梵隆、刘松年、马远等人的临作最为知名。值得注意的是，赵伯驹是宋皇室身份，刘松年、马远二人是宫廷画家，而梵隆是南宋僧人画家，从他们的身份中可以看出朝野文士对元祐党人的态度。此外，从楼玥的《题王诜〈潇湘小景〉》和刘克庄的《跋西园雅集图》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元祐文人雅集的向往和推崇，由此也透露出南宋文士对元祐雅士生活与精神风貌的解读。
“西园雅集”题材一直延续到元、明、清乃至近代。赵孟、仇英、唐寅、李士达、陈洪绶、周翰、顾洛、华岩等画家、文人演绎出各自时代背景下的“元祐文人精神”世界。如张大千于一九四七年在成都昭觉寺创作的《西园雅集图》，名流、贤达、高僧、学士、儿童、少女置身于松柏、芭蕉、竹溪、锦石之间，画面营造出高古、典雅、欢愉、轻松的氛围，也传达出近代文人对元祐文人精神的解读与向往。
三 “人传元之学”与苏轼书法在南宋的传播
南宋 马远 雪屐观梅图 上海博物馆藏
《老学庵笔记》载：“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南宋时，苏轼的文章一度成为“元祐党”后人博取功名的重要门径。从陆游此番言语可以看出，党禁解除之后苏轼的文章在南宋被接受的程度。建炎四年（一一三〇），高宗曾从苏辙的儿子苏迟处得苏轼书，称：“轼书无非正论，言皆有益。朕不独取其字画之工而已。”这无疑是对其文学与艺术的极大肯定。宋孝宗对苏轼也有很高的赞誉：“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机余暇，绸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着，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把苏轼定为“雄视百代”“一代文章之宗”并不为过，如罗大经所言：“孝宗最重大苏之文，御制序赞，太学翕然诵读，所谓'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盖纪实也。”
南宋 马远 踏歌图
南宋文士之所以认可“苏学”，其原因有四：其一，南渡文士们内心的“元祐情节”；其二，高宗、孝宗朝政治策略的引导；其三，苏轼的文学情韵与生活旨趣的感召力；其四，蜀地学人和元祐党人的子孙对“苏学”的传播，如四川张拭等。张拭师从胡宏，潜心研究理学，且自成一派，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在南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曾受聘岳麓书院进行讲学，培养了一大批学子，不仅使伊洛之学大昌于湖南，且间接传播“苏学”的作用。
本文作者系苏州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节选自《荣宝斋》2019-04 总第1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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