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黄宗羲在《原君》一文中所说，君主乃天下之大害，“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像这样一个能够“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的天下最大寄生虫的角色，自然没有人愿意跟别人分享，所以中外古代史上，都是以独一无二的君主统治整个国家的体制为主。在战争时代，常常出现两个乃至更多个君主并立的情况，而必定会为了争夺这个天下最大寄生虫的角色而一次次地重演伏尸百万，血流千里的惨剧。最后，也必然会回归到独家垄断的局面。
但世界历史的丰富性，决定了任何事物总有例外产生。这里要谈论的，是在和平条件下，一个国家内部同时有两个合法的、被广泛接受的君主稳定地共享整个国家的情况。一国内部两个君主并立的情况，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两个君主平起平坐，另一种是一个正王和一个地位稍低的副王。
两个君主平起平坐的情况，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该国的制度本身要求必须有两个君主共享权力，第二种则是由于特殊情况而导致两个君主共享权力。
第一种情况以古希腊斯巴达城邦的双王制为典型代表。斯巴达双王制的特点是两个并立的国王分别由两个王族家族内部独立世袭，两个王族——Agiad家族与Eurypontid家族之间也地位平等。两个国王平时只作为贵族会议的成员参与处理政务，但在战时地位骤升，由其中一个国王领兵出征，另一个留守后方总揽内政。那个率领斯巴达300勇士血战温泉关，为希腊诸城邦抗击波斯帝国的侵略立下头功的李奥尼达王，就是出自Agiad家族的国王。除了双王之外，在平时真正掌握国家大权的是贵族会议（又译为吉罗西亚会议），国家大事都必须在贵族会议上讨论决定。斯巴达双王制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定维持，关键之处在于一个实力强大的贵族会议的存在，稀释了权力的集中度，从而降低了两个王族为了权力而火拼的可能性。
在国家制度上实行双王制，还有可能是由于邦联制造成的，典型代表就是罗马帝国后期的“四帝共治制”。这是戴克里先为了缓解罗马帝国后期危机而创立的一种制度，为了解决罗马帝国疆域过于庞大，政治中心辐射范围难以覆盖整个帝国的难题，戴克里先立他的副手马克西米安为共治者（尊号为“奥古斯都”），将帝国一分为二，两帝分东西而治。后来两帝又分别指定了一个副手（尊号为“凯撒”），将自己统治的那部分分一半给副手管理，形成四帝共治。这种制度实施初期，尚有分封制的性质，相当于戴克里先裂土分封了几个诸侯，发展到后期，诸帝之间的地位差别逐渐模糊化，仅以军力来决雌雄，随着野心家不断出现，帝国分裂倾向不断加大，最终完成了从邦联制到暂时分裂，再到永久分裂的历程。
还有一个使双王制成为常规化制度的国家，是埃及和希腊文化的杂交产物--托勒密王国。与前面两个例子不同的是，托勒密的双王都产生自统一家族，采用夫妻双王的形式。托勒密王室为保证血统纯洁，一直推行王室内部通婚，而且国王的妻子与国王地位平等，共掌权力。托勒密王国总计产生了15个国王和14个女王，是世界历史上产生女王数量最多的国家。最为著名的自然是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她与弟弟托勒密十三世结婚，并在父亲托勒密十二世死后，与托勒密十三世一起继承王位，成为双王。后来夫妻反目，埃及艳后勾搭上凯撒，借助凯撒的力量赶走托勒密十三世，改立她的另一个弟弟托勒密十四世为丈夫和共治者，在托勒密十四世死后，又立她与凯撒的儿子托勒密十五世为共治者。埃及艳后虽然长期掌权，但始终有一位男性国王作为她名义上的共治者。
“夫妻双王”这种形式在欧洲各国历史上也时有出现，但一般只在特殊情况下产生。最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的伊莎贝尔一世和斐迪南二世这对“天主教双王”。1469年的伊比利亚半岛上，阿拉贡王国的王储斐迪南和卡斯特王国的女王储伊莎贝尔结婚。1474年伊莎贝尔继承了卡斯特王国的王位，1479年斐迪南又继承了阿拉贡王国的王位，于是，这两个王国便合而为一，成为西班牙王国。这对夫妻也共享西班牙王国的王位，史称为“天主教双王”。这场堪称人类历史上最牛的婚姻，缔造了西班牙这个国家，并把西班牙的国运带入了百余年的巅峰期。
这种形式的双王，还有英国女王玛丽二世和她的丈夫威廉三世共享英国王位的例子。在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因顽固的宗教政策而众叛亲离之后，1688年，荷兰执政威廉三世率军渡海作战赶跑了岳父大人詹姆士二世，帮妻子玛丽公主夺取了英国王位（这场战争就是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光荣革命”，是英国进入稳定的君主立宪制阶段的序幕）。此后，英国议会宣布玛丽和威廉共同继承詹姆士二世的王位。因此，威廉三世在英国与妻子共享王位，在荷兰则是自己独享执政之位。
总体而言，夫妻双王的形式跟单一君主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毕竟都是在同一张床上决定国家大事。与“夫妻双王”一样，“父子双王”这种形式也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广泛存在。“父子双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老国王担忧继承人威望不足，在自己死后无法顺利接班，因而赶在自己咽气之前将继承人扶上一程，立为共治国王以让众人归心。第二种是老国王因为疾病衰老等原因无法独立承担国王职责，因而需要立一个共治国王来辅助。这两种情形之中，两位国王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更类似于正王和副王的模式，在后面讨论副王的部分再探讨。
历史上另一种两个君主平起平坐局面的出现，是激烈的权力斗争达到平衡状态的结果。俄国最有作为的君主——彼得一世就曾经跟他的哥哥伊凡五世共享沙皇之位。1682年，沙皇费奥多尔无后而终，他有两个弟弟可以继承皇位，分别是伊凡和彼得。较年长的伊凡不但弱智、基本失明，而且还体弱多病，而彼得虽然很聪明，但年龄还不到10岁，不谙世事。当时，贵族中分成两派，一派以东正教大牧首伊奥阿基姆和纳雷什金家族为首，主张拥立彼得，另一派以伊凡和彼得的姐姐索菲亚公主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为首，主张拥立伊凡。双方矛盾激化，并发生火拼，近卫军在索菲亚公主的鼓动下加入冲突，眼看内战一触即发。最后，为避免内战，双方达成妥协，由伊凡和彼得共享沙皇之位，分别称为伊凡五世和彼得一世，实际权力掌握在摄政王索菲亚公主手中。但这样的平衡状态一直受到各种威胁，新的斗争在持续酝酿之中。14年后，伊凡五世病逝，然后彼得一世又通过政变夺取了其姐的权力，俄国历史终于顺利进入到彼得大帝改革的时代，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除了两个国王平等共享王权的模式之外，还有一种模式是是两个国王分为正王和副王，地位有所区别。这又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正王为真正的君主，副王实际上相当于宰相、王储或摄政王的角色；第二种是副王才是事实上的君主，而正王只是名义上的老大，实际上不负责具体政务。
历史上一些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都曾经出现过“副王”这个职务。一些东南亚国家，如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历史上都长期存在副王（viceking，也译“第二国王”），一般由王室成员担任，帮助国王处理内政外交政务，相当于首相的职责，但地位上高于首相，除非触犯国法，一般不会被随意罢免。有时，副王也由王储兼任，或者在国王年幼时担任摄政王的角色。我国唐代时东北地区的渤海国，也设有副王，一般由王长子担任。这种形式的“双王”，跟单一君主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个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副王应当与太子、宰相、太师等职位存在根本区别。副王之所以为副王，是因为他也能分享到王权，他与正王处于同一层次，而不是跟臣属处于同一层次。在正常情况下，正王应当不具备废黜副王的权力。
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副王模式，应该是上面所提到的罗马帝国后期“四帝共治制”了。在“四帝共治制”建立初期，实质上是戴克里先为自己选了个副帝，然后又与副帝分别再立一个副帝，帮自己打理超出承受范围的国土部分。但到了后期，各帝之间都以军事实力论英雄，不再是实质上的副帝了。
另一种情形，副王才是事实上的君主，而正王只是“名誉君主”，这种模式主要出现在欧洲国家。我们可以匈牙利副王为代表理解这种模式。从1699年起，匈牙利全境落入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哈布斯堡王朝全盛时期统治的疆域很大，包括现在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的全部和波兰、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匈牙利本身是一个民族国家，而它与其它民族国家一起拥戴同一个君主，又是奥地利君主国的一部分（这种“双重国家”的概念，咱中国人理解起来有点费劲）。匈牙利国王一职，必须由奥地利皇帝兼任，但奥地利皇帝统治整个过于庞大的帝国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也出于抚慰匈牙利民族主义者的考虑，便委任一个匈牙利人当副王，作为匈牙利的实际统治者，副王一般来说在匈牙利本土贵族之间产生，而且常常由匈牙利本土贵族举荐，再由奥地利皇帝任命。名义上是匈牙利正王的奥地利皇帝，一般不大干预匈牙利内部事务。
还有一种形式的副王，其职责跟中国历史上的留守差不多。中国历史上，皇帝亲自出征或出巡，常常会指定亲王或大臣留守京城，得便宜行事，称为“留守”。在海盗时代的丹麦，国王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征战，实际上行使丹麦国王权力的常常是国王委任的副王。比如海盗帝国的巅峰统治者克努特大帝，建立了包括今丹麦、挪威、英格兰、苏格兰大部和瑞典南部的北海大帝国。克努特大部分时间在外征战，后来又常驻在英格兰，便任命他的妹夫乌尔夫伯爵当丹麦的副王，实际上行使丹麦国王的职权，后来乌尔夫伯爵试图“转正”，被克努特大帝率军回国击败。
总结上述所列出的例子，斯巴达的双王制显然是最典型的。首先在于双王之间地位平等、分工协作，体现了平衡制约的原则，而并非单一君主制的变种。其次，斯巴达的双王制延续了长达700余年，长期运作良好，为斯巴达的国家发展提供了正能量。当然，斯巴达双王制成功的关键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贵族会议，对双王形成制约。三点才能支撑一个平面，数学定律往往能够体现在历史规律之中。
对于自汉代就已经形成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观念的中国人来说，会有很多人觉得双王制是历史的怪胎。但当我们仔细考察历史上实行双王制的例子之后，可以看到，双王制并不一定比单一君主制更不稳定，只要是根据这些国家自身情况摸索出来的，往往都能在特定条件下发挥其积极作用，弥补了一些在单一君主制的条件下难以避免的缺陷。这也应了一个真理：没有任何制度永远是都最好的，最适合自身情况的，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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