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思州田氏之败亡
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在明初的发展好景并不长，洪武一朝对西南诸土司大量废止，永乐初年重新颁制匡定后，首先对思州二土司实施了改土归流。二土司的改流起因于双方相互间的仇杀、争夺，《明史·贵州土司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洪武末永乐初，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分别由田大雅子宗鼎和田弘正子琛袭职，双方因争沙坑地而结怨，相互仇杀。永乐八年(1410)，思州宣慰使田琛联结原为思南司宣慰副使、后改辰州知府的黄禧，分别自称天主、大将，率兵进攻思南司，杀田宗鼎之弟，发其祖宗坟墓，并戮其母尸。田宗鼎诉于朝，田琛等抗命不遵，明廷遣行人蒋廷瓒召之，又命镇远侯顾成率兵五万压其境，执琛、禧二人械送京师伏法。田宗鼎复职思南后，必得报怨，以绝祸根，明成祖“以宗鼎幸免祸，不自惩，乃更逞忿，亦留之。”后田宗鼎缢杀亲母之事被揭发，帝以其渎乱人伦，命刑部正其罪。顾成“遂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贵州为内陆，自是始。两宣慰废，田氏遂亡。”八府指以思南十七长官司所改之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及以思州二十二长官司所改之思州、石阡、黎平、新化四府；四州指镇远、安顺、永宁、普安四州，其建置不在一时，《明史》此处乃以类书之，故《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一年二月辛亥条载此事，只以二司改设作府，不言四州事。
关于二田被灭的经过，史有不同记载，《罪惟录》卷34《蛮苗列传》之《思州田氏》云：二田拘杀如故，“(永乐)十一年，上遣旗校数人潜入二司，执琛、宗鼎去，城中无知者。顷之，忽一官开黄榜谕诸夷日：‘首恶既擒，余无所问。’诸夷始惊伏。琛、宗鼎至京，咸伏法，遂灭之。”这一记载与《明史》所载有两处明显的差别：《明史》说顾成率兵五万临思州境，而此说以旗校数人潜入二司；《明史》说田琛与田宗鼎是分别两次被擒至京正法，而此说以为同时执二人去京。各朝有关方志或取前说，或采后说，又或并列二说，少有辨其是非者。从二田被平的现实情形而论，以其素来势大兵强，仅以数人潜入即能将其擒获，阖司遂平，似乎有悖常情。且思南与思州尚有距离，也难以同时潜入二司，而“城中无知者”。故《明史》之说更合逻辑。
又二司的构杀，诸史均只以其起于互争沙坑，其实这只是直接起因，更深的根源在于元末以来的相互仇杀。二田土司自元末以来就世代仇杀不断，时至明初，不仅毫无收敛，反而愈演愈烈，这成为明廷最终下决心将二司废除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原因。至此，源远流长，百余年来称霸黔东的思州土司冰消玉解。
思南、思州二宣慰司的改流，决非偶然，从表面上看，似乎因田琛和田宗鼎之争引起，但实际上却是因社会经济基础改变，势在必行。思南、思州之地，邻近湖广、四川，自唐以来，多在此置州设县，逐渐有所开发，人口日渐稠密。据《太平寰宇记》所载，唐开元间，思州户一千五百九十九，费州(今贵州德江县)户四千二十九。费州多田县“以土稍平，田堪种植，故以多田为名”，说明了土地的开发。元代，思州、思南、铜仁、镇远、施秉一带为驿道所经，成为水陆交通枢纽。据《元史·兵志》，至元二十一年(1284)二月，“境给各处马札子，……思州、播州两处宣慰司各二道。”《经世大典·站赤》曰：“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拟自岳州西抵镇远府，设水站二十四处。”可见，这一带当时已是湖广至云贵的必经要道。明代在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地周边广设卫所，对思南、思州地区的进一步开发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嘉靖《思南府志》云：“夷佬渐被德化，欲效中华，务本力穑”；“多巨族，负地望，颇以富足夸诈”；“务川有砂坑之利，商贾辐辏，人多殷富”。弘治《贵州图经》云，黎平府?其民以耕为业，悉被华风”。《平溪卫志》谓平溪地方称“小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改变着落后的社会基础，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必然随之改变，改土归流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必需。明成祖永乐十一年对思南、思州二土司的改土归流，正是适应了当地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因而取得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思南、思州的改土归流并不彻底，两大宣慰司虽已覆亡，但数十长官司仍然存在，这种状况，正反映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就是说，在先进地区，土司制度已不能适应业已发展的社会，但在偏远落后地区，却依然有土司存在的社会基础。
(责任编辑 华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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