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和马老师聊天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很复杂。在整理聊天记录的时候，我问过马老师，是否同意我公开这份聊天记录。她表示同意，只是希望化名。她说：“和我有相同苦恼的老师肯定还有很多，希望我的吐槽能够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让热爱班主任工作的老师不再有来自领导的烦恼。”
之所以我说我的心情很复杂，是因为我也担任过学校的管理者，知道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同一现象会有不同的看法，因而会有不同的处理。
马老师肯定没有错，相反，我认为马老师是一位真正把孩子放在心上的老师，如果不是这样，她怎会有这么多的苦恼呢？坦率地说，我从马老师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的影子。我当班主任时有一个原则，如果因为学生的原因和学校领导发生了冲突，我肯定是站在学生一边——当然，前提是学生的确没错。只是马老师没像我当年一样公开和领导“对着干”。但深入骨髓的儿童立场，这是非常可贵的教育品质，也是教师素养的核心。
二
但也很难说马老师学校的领导有什么错，他们不过是从管理者出发，希望学校更加有序，教育教学秩序能够得到保障。制度一旦建立，当然就得有执行力，否则一个学校岂不乱套？而且，在管理者看来，有时会为了整个学校的利益，不得不“损害”甚至“牺牲”个别学生的利益，而从长远看，这样的管理正是为了保证全校学生的健康发展。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不愿意貌似公允地“各打五十大板”，说一些“一方面……另一方面……”之类正确的废话，我想旗帜鲜明地说：不能说马老师没有改进之处，但总体上说，更应该改进的，是学校的管理，而改进管理的前提，是改变学校领导的观念。
不不，我这样说还不准确。与其说是“改变领导的观念”，不如说，是让包括学校领导在内的所有教育者回到教育的“起点”，或者说回到“初心”。
那么，教育的“起点”在哪里？教育的“初心”是什么呢？
就在许多学校的墙上：“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
三
类似的口号显赫地镌刻在许多校园里，但往往是作为“文化打造”来呈现的，或者纯粹是为了表明这个学校有“办学理念”。却很少有人追问两个问题——
在这口号中，第一，“学生”是什么？第二，“一切”又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比较简单：“学生不就是学生吗？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呀！”不对，同样是“学生”，在有的教育者眼里，是一片森林，而在有的教育者眼里，则是一棵一棵的树！对前者来说，口口声声的“学生”不过是写文章作演讲时的一个概念，而对后者来说，“学生”则是每天面对的一个个天真活泼的孩子：“王玲玲”“李超伟”“张小凤”“黎茜”“凌越”……如果“学生”只是一个集合概念，那么必然习惯于学生的服从与标准化，如大型团体操那般整齐划一；如果“学生”是一个个具体的人，那么以后更多地就要考虑每一个孩子的个性与特质，及其心灵的舒展与自由。
四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略微复杂一些。“一切”似乎包罗万象，但同时似乎又什么都没有。当然，有的教育者会解释说：“'一切’就包括了学生的德智体美劳方方面面的发展。”这样肯定没错，但还停留在教育的社会功能上，也就是说，所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社会、国家赋予教育的使命，即将学生培养为服务国家、振兴民族、推动文明的接班人、建设者和公民。这绝对没有错。如果教育不能完成这样的使命，就是失职。但教育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为“人”本身的发展服务。任何一个人都是社会人，具有工具属性；但同时，任何人都是他自己，其发展就是目的本身。因此，让人在最大程度上成为人自己，或者说，“成为最好的自己”，这也是教育的使命。
应该说，教育的“服务社会”和“发展个人”这两种使命和功能是统一的，并不矛盾。但侧重有所不同——前者更多的是考虑国家和社会需要怎样的“人才”，后者着眼于怎样才能成就一个完整的“人”。如果说，在教育功能与目的上，我们以前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而强调社会本位，那么中国发展到现在，我们应该强调教育本来就有的个人本位——人本身的丰富多彩的发展。因此，作为关注人本身发展的“一切”就不仅仅是“德智体美劳”了，还有每一个孩子的特质的独一无二以及他们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还有源于不同个体的所有需求……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个性的张扬、心灵的舒展与精神的自由。所谓“为了孩子的一切”之“一切”首先就应该包括这些内容。
简言之，让每一个学生健康、自由而符合个性地发展，成为一个既有社会理想和建设能力又有自己精神生活的幸福的人，就是我们的教育初心。
五
遗憾的是，目前我们一些学校的管理思路，往往是着眼于学生的“听话”“服从”“整齐划一”“循规蹈矩”。这显然是与我们的教育初心相悖的。而如果站在教育初心的高度——其实这个“高度”不过是我们的教育起点而已——自然就会明白，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听话”的庸人，而是造就“创造”的公民。
以这个立场来简单分析一下马老师说的那几个例子——
班主任提倡并创造条件让孩子们课外阅读，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可是，孩子们课间阅读时却被没收了书籍。也许没收书的老师认为学生阅读的书还不够“正能量”，也许他认为学生阅读这些与考试无关的书会影响考试，且不说这些“认为”是否有道理，就算这些担心是成立的，那也应该在对学生多一分理解的前提下，尽可能充满尊重地引导，而不是简单地没收。在这里，教育者还是习惯于学生对自己“说一不二”的服从，完全没考虑过孩子的感受。
学校倡导积极的审美观念，包括通过学生的发式来引导学生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这都没错。但“倡导”不等于强制，学校规定男生的短发必须短到伸开五指插入头顶头发，握拳抓不住才算合格，就有些过分了。更过分的是，有些学校对发式“不规范”的学生采取包括班主任亲自操刀剪发的方式予以粗暴“强制”，这严重伤害了学生尊严。
六
曾经有一个高一学生告诉我，班主任规定，课间除了上厕所，一进教室就必须学习。“我们连上厕所都得小跑。有时候看见班主任老师不在教室，我们便放松说笑起来，一旦看到班主任进来了，大家赶紧坐好，装作在做作业的样子！”我不知道这个孩子说的有多少代表性，反正我听了特别心疼。所以马老师允许学生课间下棋、掰手腕，就让我特别感动！然而，孩子们课间的这点娱乐也要被干涉，我真不理解这“教育”为什么要与孩子们过不去！我很想问问没收孩子象棋的老师，你怎么下得去手？当然，学生上自习课也下棋那肯定是不对的，该遵守的纪律还得遵守，问题是，简单粗暴地收缴就能解决问题吗？何况有的孩子是课间下棋也被没收了象棋。有老师会说：“课间下棋，会影响上课的，因为十分钟很难下完一盘棋，上课后学生还会继续想着下棋，这就会影响听课。”以想象中的担心为由，粗暴践踏孩子的课间娱乐，我实在看不出这样的教育有半点温度。何况，我认为这是一种被夸大了的担心，照这个逻辑，孩子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他上课会继续想啊！”
与抑郁症学生的家长签订责任协议，并要求家长到学校来陪孩子读书，我完全理解学校的做法，因为我也当过校长。问题是，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更细致入微地关心孩子，而不是仅仅为了“别在学校出事”。遗憾的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怕担责而简单处理。当然，一般来说，学校是应该考虑绝大多数学生的学习环境、条件不被干扰，但同时我们同样应该关注具体的“这一个”抑郁症患者，“为了一切孩子”不就包括这个抑郁症孩子吗？一般来说，家长陪读是应该的，问题是这个孩子有其特殊性，她与父母的矛盾只会加重她的病情，所以对她的关照就应该更细致一些，一切以有利于她的学习和生活为准。当然，这会给学校领导、老师额外增加许多工作或者说“麻烦”，但平时所说的“一切为了孩子”就应该体现在这里。
七
“因材施教”说了两千多年了，我们也经常挂在嘴上，但一遇到具体的学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需要说明的是，“因材施教”之“材”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成才”，而是每一朵花儿都有自己独特的芬芳。非要让所有学生都削足适履地被一个模子塑造，这是教育的悲剧，更是教育给孩子造成的悲剧。马老师说的那个学生也许永远都不可能在学习成绩上让老师满意，或到达某个统一的标准，但他有自己的独特的禀赋等待我们去发现，除此之外，马老师所发现的他的“孝顺”与“懂事”等品质，都是他做人的优点。如果我们关注“这一个”孩子，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从而赢得属于自己的成功。但学校为了“升学率”而以“分班”为由将这孩子换到了新的环境，完全打断了原来有利于他的成长环境，于是出现了你感到很心痛的后果。在这里，站在保“升学率”的“大局”角度，学校没有错，无可厚非，但换个角度，站在有利于“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角度，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的教育有时候就在这里背离了自己的初衷。应试教育的坦克突飞猛进，它在攻占“升学率”高地的同时，必然碾压着无数升学无望的“小草”。“为了一切学生”在这里成了一句漂亮而苍白甚至具有讽刺意味的口号。这才是教育真正的悲剧！
说了半天，朋友们最关心的是：“怎么办？”“该怎么做？”
八
说实话，我不是教育决策部门的管理者，所写所说不一定管用，但我还是愿意以一名心怀初心的老班主任的名义提点建议——
对普通班主任来说，应该像马老师一样，尽可能在自己有所作为的范围内“枪口抬高一厘米”，或者说，守好自己的“一厘米主权”。前年，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们老师有没有自己的“一厘米主权”呢？当然有的。在应试压力下，我们无法改变教材，改变考试，改变评价，但我们至少不要变本加厉，相反我们应该尽量通过自己的教育智慧，适当给孩子减轻点来自学习的恐惧，用我们成人的肩膀为孩子承受住一些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让他们能够在课堂上开心一些，在班级里快乐一些，对他们说话柔和一些，对他们的眼光温暖一些……这就是我们的“枪口抬高一厘米”。
当然，这样做需要良知，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但并非做不到。至少，马老师就做到了，虽然她在做到的同时很痛苦，但她让自己的学生少了许多痛苦。
另外，我还建议班主任多和学校领导沟通，这里的“沟通”不仅仅是发生冲突后的解释和声辩，而是平时找机会多和有关领导聊天，聊教育观念，聊儿童立场，聊教育的人性与温度……好的老师要善于“转化”或“感化”自己的领导。我以前当班主任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多次成功。
当然，我很清楚，并不是所有校长都具有从善如流的民主胸襟，所以我这个建议在许多老师那里可能并不可行。
九
其实，我一开始就说了，“更应该改进的，是学校的管理”，所以，我特别想对校长、分管校长和德育主任提两条建议——
第一，让学校的所有规定，都尽可能符合儿童的特点，让教育管理成为每一个儿童个性而自由发展的保障而不是阻碍。
作为几百上千人的学校，当然要有秩序；作为成长中的孩子，当然要有规则。所以，我从来就不反对学校的纪律和班级的规章，因为学校不是为某一个孩子而开设，是为所有学生而存在。关于纪律和规章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对此我不必赘述。
问题是，纪律和规章永远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康德说：“人是目的。”苏霍姆林斯基说：“人是最高价值。”所以，作为教育手段的纪律，一定要尽可能符合儿童的特点，考虑儿童的尊严。当然，面对所有学生的纪律，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实际情况，但儿童共有的特点，完全应该在纪律制定者的视野之内。问题是，我们现在一些学校的规定，恰恰无视儿童的特点和他们的天性，甚至无视孩子的存在。
举个例子。我在不少学校都看到这样的规定：“校园内不得高声喧哗。”“校园内不得追逐打闹。”我想，儿童的特点和天性不就是欢声笑语、活蹦乱跳吗？即“纪律”所指的“高声喧哗”“追逐打闹”。你禁止了这种活泼，就是扼杀了儿童的天性。
我想到苏联教育家阿莫拉什维利的一段著名的话：“谁爱儿童的唧唧喳喳声,谁就愿意从事教育工作,而谁爱儿童的唧唧喳喳声已经爱得入迷,谁就能获得自己的职业幸福。”每一个读到这段话的老师都会感动。
可是，现在学校不许孩子们“叽叽喳喳”，你让热爱教育的老师们到哪里去“获得自己职业的幸福”？
而且，校园没有了“高声喧哗”，没有“追逐打闹”，没有“叽叽喳喳”，这是医院，还是教堂？
十
当然，举止文明的习惯养成，也是孩子成长的必修课，但得分清时间和地点。所以，在我的学校和我的班级，我是这样规定的：“上课和集队集会以及其他庄严场合，不得高声喧哗。”“教学区内不得追逐打闹。”除此之外，就是孩子们的自由。
另外，任何规定都无法排除特殊孩子的特殊情况。当某种特殊孩子的特殊情况和学校相关规定发生冲突时，教育者的人道主义情怀就发生作用了。这里，我没有刻意迁就学生而“网开一面”的意思，我是想说，孩子毕竟不是成人，成人世界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时候（注意，我说的是“有时候”）并不能同理可推地“兑换”成“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教育公平的含义之一，恰恰是差别化对待。“因材施教”正是教育公平的体现。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对特殊孩子“特殊关怀”一下，没有什么不好。当然，这需要教育的智慧、艺术，更需要教育者的初心。
十一
第二，应该给班主任以尽可能多的自主权，让班主任真正成为自己所带班的“国王”，而不是校长和德育主任的“助理”或“干事”。
学校管理者应该是从教育理念上为教师定向，在大的方面做一些符合教育特点的导向性规定，为包括班主任在内的教师提供教育教学的帮助，包括创造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而不必巨细无漏地将管理的触角伸到每个班级，比如连学生课间下棋都要管，这样的领导就有些太“呕心沥血”了；连学生的发式都要亲自操刀“搞定”，这样的领导也太“身先士卒”了。你把什么活儿都干了，要班主任干什么呢？
而且，领导们的“率先垂范”往往干的都是“消灭”的事，即将一切与众不同掐死在萌芽状态。因为我们的教育总是习惯于一切都整齐划一。所以在很多时候，即使教育思想完全一致，班主任和学生在表现形式上的任何一点“与众不同”也会遭到扼杀。于是，班会的主题是统一的，墙报的内容是统一的，教室的布置是统一的，教案的写法是统一的，教学的程序是统一的，学生的评语是统一的，歌咏的曲目是统一的，学生的服装是统一的，课桌的套布是统一的……教育失去了个性，也就失去了生命！
像马老师讲述的那些事儿，如果她的学校给她一点自主权，那些事儿就不是事儿了，她也就少了很多烦恼，当然，她的学生也就会幸福得多，他们的成长也会顺利得多。
十二
我们总习惯于对“所有学生”都统一要求，但忘记了，“所有”是由许多“单个”构成，没有了“单个”，所谓的“所有”便不存在。我希望所有的教育者永远记住：学生不是概念，而是你每天面对的一个个模样和性格都千姿百态的孩子。不是简单地规范他们的行为，而是进入、倾听并影响他们不同的心灵，真正的教育才可能发生。
也许领导有一万个理由证明“严明规定”“严格要求”“严肃处理”的必要性，但一个理由就足以让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教育——这首先是人学。不了解孩子——不了解他的智力发展，他的思维、兴趣、爱好、才能、禀赋、倾向，就谈不上教育。”（苏霍姆林斯基《育人三部曲》毕淑芝等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第11页）
2020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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