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以前，华夏守礼延续的是礼经。宋代的时候，因为时间相去久远，三代之礼的延续有很多已经不适合那时候的要求了。所以朱子根据当时情况重新制礼。这就是《朱子家礼》中提到的：
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於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中，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於实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因，於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於礼也。意思是，随着时代变化，礼也应该随之而变。三代之礼虽然完备，但是很多节文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时代了。当时的饱学之士虽然根据三代之礼以及现实情况进行了酌情的变化，但是详略不一，没有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进行普及推广，甚至有的忽略了根本而逐末，或者不重视内在之实而只重视外在节文。从而导致有志好礼之士，不能列出要点而遵从。贫困的人，忧患自己终老去世之后没有可以遵从的仪文以符合礼。
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於其间，以为一家之书。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务本实，以窃自附於孔子从先进之遗意。诚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於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
传统中国人对于宗祠的感情，朴素、淳厚，无可扼制，无法割裂。无疑，宗祠是传统中国人心中血缘崇拜的圣殿，是灵魂皈依所在。是宗族血脉所系，也是宗族盛衰的标志。兴旺的家族，四时祭享、香火不断；衰败的宗族，祠堂残颓，香火断绝。它以血缘为基石，以亲情为纽带，穿越漫长的时空隧道，使后人保持着与祖先心灵的沟通。在以血缘为坐标的宗族关系中，祠堂是尊祖敬宗的联结点。读懂了祠堂，也就读懂了宗族文化的真谛。
朱熹在《家礼》中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而且，'或有水盗，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品，后及家财'。在朱熹时期，祠堂被视为高于一切，为家族命运之所系，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正因为这样，名宦巨贾，豪门望族，均建祠堂，以显其本，以祭其祖。宗法、血缘观念也应运得以强化。可以说，每一座祠堂背后，都凝聚着世世代代许多人的情感。这种情感天长日久，延伸成为一种文化，一种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
我们现在提倡的良好家风，实则就是祠堂文化的流转，家族文化的延伸。曾国藩的田园思想就是基于保存曾氏家族的理想，这种思想非常接近孔夫子的家族制度。曾国藩身居显要，而其致子侄辈的家书中，殷殷切切的，皆是戒奢戒侈的劝导。在一封家书中他写道：'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中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他所以有此等勉励朴素勤劳之劝告，是因为他从心底希望家族壮大繁荣。曾国藩以为：大抵仕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则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七八世。朴素能令家族繁荣持久，又何尝不能令国家繁荣持久？
于是朱子遍览古籍，遵循大原则这些不能变得。而进行损益。大体以诚敬，忠恕之道的原则，以为礼之本。在实行的时候既能体现礼之文而又能重本务实。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慎终追远，以及教化民众的意义。
在三代以前庶人（普通老百姓）是无庙的，而朱子于此时明确提出了“祠堂法”。这就是祠堂正式的起源了，从此祠堂开始正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并且其重要意义一直影响至今。
在很多祠堂的墙壁上，往往挂有“家训”、“族规”、“家法”内容的牌匾，它包含了以“忠信孝悌”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其中有些如“君臣父子”、“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是属于我们需要批判的封建糟粕，但有些内容，如敬长老、孝父母、友兄弟、尊师长、睦近邻、崇俭朴、恤孤寡、戒淫逸、戒奢侈、禁赌博等伦理规范，包含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对今天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也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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