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志祥
一
作为大明第十三位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从个性上其实颇像自己的祖父嘉靖皇帝，是一个头脑很有才能的人，在他做皇帝的四十八年里，很多细微末节的小事他看似不着痕迹，实则不然，在处理朝政大事时都有自己的指示，如果我们简单的以为，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的时间都是所谓的两宫皇太后（陈皇后、李太后）和司礼监太监冯保，以及内阁首辅张居正四人操持朝政，皇帝朱翊钧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那就大错特错了。
朱翊钧刚继承皇位时，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朝纲，矫除积习”这个问题从他祖父嘉靖皇帝一朝开始，随着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的演变，已经成了当下最大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十岁的朱翊钧而言，是人生第一个重大的考验。
按照当时隆庆皇帝（朱翊钧的老爸）临终时的安排，首辅高拱是自己的老臣，而且能力出众，所以被排在顾命大臣大臣的首位，如此一来，朱翊钧对内可以依靠司礼监太监冯保，对外则可以依靠高拱和张居正等人。
这个安排很合理，但隆庆皇帝忽略了一点，高拱这个人能力和野心是有的，但这个人喜欢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很是专横跋扈，尤其是不喜欢司礼监冯保，两人关系可谓是水火不相容。
此前司礼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让冯保做掌印太监，如果说这两人能力和威望比冯保要好，那也算了，偏偏这两人无论是在能力上还是威望上都不如冯保，冯保这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所以很受隆庆帝的喜爱，因此在隆庆帝驾崩的空档，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就驱走了孟冲，自己做了掌印太监。
这个举动与朱翊钧和冯保而言没多大的问题，一个是新皇帝，一个是他的大伴，且能力出众，这么安排也合情合理，但两人都忽略了高拱的脾气，因为这对于高拱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因此，必须对冯保除之而后快。
在高拱的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在高拱的暗示下弹劾冯保，一场争斗不可避免，最终我们都知道，冯保联合了次辅张居正，靠着高拱在内阁里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成功进行了反杀。
当时，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改进，改成了“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十岁的朱翊钧听闻是惊恐未定，然而，在这件事上，朱翊钧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能力，他既没有过问高拱说此话时候的情景，也没有去调查这句话是否属实，而是在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十六日将高拱就地免职，让次辅张居正取代了高拱的位置。
这件事，放大了看，或许我们只看到张居正、冯保的身影，甚至他的母亲李贵妃的影子，但抛开这些支微末节，我们依旧能发现朱翊钧对这件事的身影，要知道当时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此时的大明可谓是内忧外患，如何治理显得困难重重，但朱翊钧既没有畏惧不前，也没有胡乱安排，而是牢牢抓住了张居正，充分信任并重用张居正进行了万历改革，终于开创了万历十年中兴。
这十年时间，我们始终可以看到，朱翊钧始终抓住了“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的这个皇帝应该有的权力，这一点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而言是难能可贵的。
单单看这一点，就说朱翊钧做皇帝其实还不错，多少显得有些单薄，我们不妨继续往下看。
万历初年，有流星落地，颇有一点星变的意思。
二
到了九月初三的夜晚，那颗米粒大小的流星忽然变大了，赤黄色光芒四射，将整个皇宫都照亮了，这对于敬畏天变的皇帝和大臣而言，有流星坠地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为此，朱翊钧连夜在室外焚香祈祷，祈求上苍保佑。
这事儿，不知怎么被当时的广西道监察御史胡涍给知道了，没多久胡大人就给朱翊钧送了一道奏疏，奏疏里胡大人认为这次的星变是和宫女有关，并由此展开议论，认为上苍之所以有这次星变，是因为嘉靖、隆庆两朝的宫女闭塞后宫，老者不知所终，少者实怀怨望，寡妇旷女愁苦万状。由此，他想朱翊钧提出应该及早释放宫女，并且无论老少，都释放出去了，为了让自己的理论站得住脚，他还以大唐武则天为例子，引经据典，“唐高不君，则天为虐，几危社稷。此不足为皇上言，然往古覆辙亦当为鉴。”说得振振有词。
第二天一早，在文华殿读完书的朱翊钧就拿出了胡涍的奏折，指着“唐高不君，则天为虐”一句询问首辅张居正这句话的背后意义，张居正自然知道这是皇帝要惩罚胡大人，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意思，张居正告诉朱翊钧：“这个人迂腐漫言，虽狂妄，却无心之言。”
三
但他小看了朱翊钧的脾气，最终内阁票拟将胡涍革职为民，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了。
作为御史，胡涍的上奏虽狂妄，但乃职责本分，因此不少官员并不认为胡涍有错，仅过了两天，兵科都给事中李己，上疏为胡涍求情，说：“人君善政不一，莫大于赏谏臣；疵政不一，莫大于黜谏臣”；“胡涍官居御史，补过拾遗，绳愆纠谬，乃职分所宜。今一语有违，即行谴斥，恐自今以后，阿言顺旨者多，犯颜触忌者少”。这段话的意思其实很简单，李大人就是阐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胡涍只是因为自己本职工作上了一些皇上不喜欢的言词，就被罢免了官职，皇上这样做，以后的朝堂之上只怕没人敢说真话了，所以他希望朱翊钧不要过于纠结，对胡涍薄加惩戒，或令复职。
这番话多少带着劝说的意思，道理还是有几分道理，但朱翊钧却置之不理，这位年仅十岁的皇帝很有些自己的主见，在他看来，这些大臣是看着自己年幼，纷纷指责指责皇帝办事，而作为一个聪明的皇帝，从来不会被大臣牵着鼻子走的。
但这一番心思，外面的大臣并不得知，而是固执的认为，这是皇帝不明事理，于是在万历元年（公元1573）正月十二日，户科给事中冯时雨又重新提起了这件事，他上了奏疏其中第五条和胡涍的意思差不多，主张对皇宫里的宫女进行大检查，凡是没有经过隆庆帝“御幸”过的，全部释放出宫，最后才拐弯抹角的提出让皇帝饶恕胡涍，让其复出的意思。
此时，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了，朱翊钧的心情平复了不少，重新面对这件事，没了当初的怒气，因此也能用平常的心态去看这件事，对于冯时雨提起的其他大事，朱翊钧都给予赞许，唯独对释放宫女，启用胡涍这件事上，朱翊钧没有答应，但他在奏疏上对这件事以及自己的意见作出了批示：“本朝事体与前代不同，今在宫妇女，不过千数，侍奉两宫，执事六局，尚不够用，又多衰老，出无所归。胡涍狂悖诬上，朕念系言官，姑从轻处。如何与他饰词求用！”
这是他对于释放宫女的看法，皇宫里的宫女并不多，还要侍奉两宫圣母，执事六局，根本不够用，这些不明事理的言官，却一直揪着不放，事情搁在一般没有主见的皇帝身上，也就妥协了。
朱翊钧一生最的诟病在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后，对他进行了清算，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并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另一方面来源于他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以至于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到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四
造成这些原因的根源所在，将是一篇十分漫长的篇幅，并不是本篇所叙述的内容，这里暂且不表，笔者言语所说，文字所表，不过是说明一件事，在朱翊钧的前十年，他有张居正，有冯保，因此他的表现并不足以光彩夺目，但他依旧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做到独立，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庸人之辈。而在张居正去世后，他获得了短暂的勤政后却有迅速的走向了三十年不上朝的道路，三十年里，他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即便如此，在他做皇帝的四十八年时间里，我们可以认定一个早已既定的事实，那就是终万历一朝并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并没有出现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对于日本、对于女真，他都做过有力的回击，甚至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依旧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从这一点上看，朱翊钧算是一个能力出众的皇帝，唯一的缺点，不过是缺少了明太祖、明成祖，明宣宗那样的雄才大略而已。
参考书目：《中国通史·明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许文继、陈时龙 《正说明朝十六帝》中华书局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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