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第一次见阳明，谈锋所及，落了下手，坐在上席的身子也渐渐侧了起来。谈完，王艮说，先生之学简易直截，艮不及也。就拜了阳明为师。晚上回去，仔细想想，觉得有问题，第二天见阳明，说我后悔了，咱再辩一次。
现代人读阳明，能够得到体会和启发的很少。别说读阳明，就是读孔子，也只不过觉得是高级鸡汤而已。在鸡汤廉价批发论吨卖的时代，孔子讲的，和那些退休大妈成天在朋友圈转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看不出区别，就会觉得，王艮这种人真是没见过世面啊，阳明两碗鸡汤就把他灌晕了，服服贴贴做了弟子，古人还真是好忽悠。
真这么简单吗？
或曰：恐怕王艮是在利用阳明，炒作自己。那阳明岂不是中了他的圈套？不，阳明也不傻，阳明襟怀磊落，看出他是个好苗子，想好好改造他。
以上种种，皆是臆想，皆是虚诞。
王艮的震动和反悔，理由很简单。我们读古人一句话，和听古人亲口讲，十分不同。纸上的文字，只能传递极少的信息，重要的，是当时的气场。
一个气场强大的人，说一句浅显的道理，也会令听者醍醐灌顶。这种效果，主要不是来自语义，而是来自其人的威严。只要把气场撤下，时过境迁，再去回味文字，多半觉得不过尔尔。
王艮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只是当天晚上，刚回到寓所，就从阳明的强大气场下跳出来了，察觉到阳明可能的破绽，觉得输得不服。第二天，再战再败，他才确定不是发挥问题，而是功夫问题。
其实，阳明也感受到了王艮的强大气场。七天之后，王艮要回家，阳明说，何不久住？王艮说，答应了父亲七天回去，不敢违命。王艮走后，阳明对弟子说：我当年捉宸濠，一无所动，如今却被此人震动了。
金庸小说里，郭靖背负黄蓉去求一灯大师疗伤，一灯知道他是北丐的弟子，又打败了渔樵耕读，就在扶起长跪的郭靖时，用了内劲，郭靖如果运劲相抗，内功越深，就会跌得越惨。没想到郭靖全不运劲，顺势站起来了。当时，郭靖感受到一灯深不可测的内力，大为震动，而一灯的震动也绝不在郭靖之下。王艮见阳明，互相的震动，便有如郭靖见一灯。在阳明和王艮的世界里，根本没有鸡汤，也不存在忽悠和被忽悠，利用和被利用，只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如此而已。
要解释他们的震动，就得谈谈他们的武功家数，那就必须从孔子说起。
孔子说过，自从子路跟了我，难听话就到不了耳朵里了。
这句话，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表示子路的勇武。有他做弟子，别人不敢欺侮孔子。第二层，意在言外：子路来之前，孔子常常听到恶言。孔子是什么人？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纵然做到这地步，还是有人说难听话，有人凌辱。要想避开凌辱，光有修养还不够，还要有武力，要有子路这样的人护卫。
这句话，反映了冷冰冰的现实：不是说你对人好，人家就一定对你好；不是说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任你随便盛开，雾霾还是雾霾。
还有第三层，这一层体现了孔子睿智的洞察和精确的表达。孔子说，恶言不闻于耳，却没有说，恶言不存在。就算有一百个子路，也只能保证人家不当面凌辱你，背后的坏话，是杜绝不了的。
读《论语》，不参到这种地方，就体会不出它和朋友圈养生鸡汤的区别，也无法理解孔子。
什么叫鸡汤？只讲好的，不讲坏的。只讲安乐，不讲忧患，看问题只看一半。
实际上，王艮就是个鸡汤宗师。阳明门下，辩才最好的不是王艮，而是王畿。王畿讲学，依然有人不信，唯有王艮，“於眉睫之间，省觉人最多”。可见王艮讲学，主要靠眼神，靠气场。鸡汤要起作用，关键不在鸡汤，而在鸡肉，肉不在碗里，但肉的气场在。肉的气场决定了汤的优劣高下。
或曰：你不是说，在阳明和王艮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鸡汤吗？为什么又说王艮是鸡汤宗师呢？
答曰：说王艮是鸡汤宗师，是从世俗的眼光看。说他们的世界不存在鸡汤，是从他们自身对世界的理解来讲。
王艮讲，“夫爱人者人恒爱之，信人者人恒信之，此感应之道也。於此观之，人不爱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
后半句，是“反求诸己”的意思。但前半句，“感应之道”，并非一向如此。否则孔子又何必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不爱人吗？但总有人说难听话。
这正是王艮学术粗糙的地方。他说得太宽泛，太绝对。孔子一生，也只求“朋友信之”，不敢求一切人的信任。以为“信人者人恒信之”，实在天真了。
孔子讲，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要想做仁者，得有恶人的力量。只能好人，不能恶人，就是乡愿。阳明晚年，世人谤议如日中天。阳明问弟子什么缘故。有人说，先生位高名重，遭人嫉恨。有人说，先生和宋儒争异同。有人说，先生门徒众多，弟子做了不好的事也会算在先生头上。阳明说，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我想到的，你们都没提及。弟子请问，阳明说：
“吾自南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
这句表态，可以说得了孔子真传。只是，孔子不会这么直白，这么外露。说太直白，容易起误导，生流弊。行不掩言，人人易做，格物工夫，却不是人人都到位。孔子讲，“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一方面表示对行不掩言的欣赏，一方面指出了它的流弊。
王艮，正是行不掩言的代表，他比阳明更无掩藏回护。他问阳明孔子坐的车什么样，阳明笑而不答，他就自己捯饬出蒲轮车，一路坐到京城，走到哪，讲学到哪，天下为之侧目。京城有个老头半夜做梦，梦见无头黄龙，行雨到崇文门，变成人站在那儿。早上一觉醒来，老头就跑去崇文门，正好碰见王艮。
王艮的斐然成章，正是阳明要裁抑他的地方。王艮回到会稽，阳明三天不见他，送客出山门，王艮长跪路旁，说“艮知过矣”。阳明不顾而去。王艮追到庭下，厉声道：孔子也不会如此过分。阳明肃然，揖之而起。
阳明对王艮的裁抑，不是因为不爱王艮，恰恰因为王艮的疏狂太像自己。阳明和王艮心心相通处颇多。有次阳明和弟子到一座寺庙游玩，太守路过，张席行酒。酒罢，阳明叹息说，你们不用功，真是麻木得可怕。大家跪下请教，阳明说，问王艮吧。王艮说，太守敬酒，你们都坐着不动，不是麻木吗？
阳明只依良知，行不掩言，好在格物工夫深，还能行中庸之道。但门下必然会出王艮这样的弟子，再往下，必然会出泰州学派，会出格物工夫不及，又行不掩言斐然成章的狂者。到最后，必然变成不读书，而颇能赤手搏龙蛇的门派。若追溯其端倪，则早在阳明讲乡愿狂狷之别时已埋下种子。
阳明说，乡愿碰到君子，就忠信廉洁，碰到小人，就同流合污，乡愿的心已经坏掉了，跟他讲尧舜之道是没用的。乡愿的处世方式，在任何时代，都是最流行的。所谓“白道黑道，都吃得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更无是非之分，义利之辨。阳明对狂狷的激赏，对乡愿的痛恨，见出他得了孔子真传。但真传里，也有细微处的不契。
阳明是学孟子的。程子有一句评价极中肯：“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豪发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
阳明比起孔子，多了不少圭角英气，不够温润浑厚。阳明后学的流弊，也从圭角生起。说王艮是鸡汤宗师，正因为他只触及安乐的一面，不触及忧患的一面。他的学问，有天然迎合民众趣味的地方。他说做学问是世间最轻松最快乐的事。有个朋友用功吃紧，他就说：你走错路了，真正的学问绝对不会这么累。并指着伐木工说，你看人家，从来不曾用功，却又何尝荒废学问呢？
老百姓听了这种例子，就很高兴，他们发现为学是轻松快乐的，并不是秀才才有资格。王艮针对百姓，用这种教化方式，讲学的排场越来越大。
有个樵夫叫朱恕，砍柴养母，每天路上，都要到王艮阶下听其讲学，饿了就向人乞点浆水，吃点干粮。听完讲，背着柴禾浩歌而去。宗族见他贫寒，借给他一笔钱，让他寻别的活计，他左思右想，把钱退了回去，说你不是真爱我，我现在很快乐，一旦起了经营念头，一生就断送了。
王艮有一首非常有名的《乐学歌》：
“……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这首歌极好。戳中了儒家学问的真谛。宋儒喜欢教人“寻孔颜乐处”。孔子也讲，“乐以忘忧”，如果学儒家越学越沉重，那对儒家肯定有误会。儒家抱有深深的忧患，为学是从伤时忧世中解脱出来的途辙。王艮强调为学之乐，是对腐儒的一记针砭。但正因为是针砭，王艮的学问也有失偏颇。
为学不仅有轻松的一面，也有沉重的一面。孔子讲，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表示，一个人以道为依归，也有可能吃不饱，穿不暖。颜子聪敏好学，只能箪食瓢饮，子路只能穿着破袍子和穿狐貉的朋友站在一起。
孔子赞扬“贫而乐”，其实也是对颜回和子路的激励，他要给志于道却又不得不恶衣恶食的人一些信心和安慰。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固穷”、“居无求安食无求饱”等等，都表明为学的人，有时必须面对艰苦的生活。
而这些，在王艮的讲学里，极少提及。一旦讲这些，老百姓就会发现为学之难，搞不好还有性命之忧，就都不来了。
不妨说，泰州学派是儒门中的功利派。王艮学说的要点，在“安身”。王艮说，如果能安身，一切就到位了，所谓止于至善，不过是安身而已。王艮写《明哲保身论》说，“能知爱人，而不知爱身，必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杀身，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
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一面，不是王艮的学问。孔子赞同伯夷叔齐，但王艮不赞同，王艮觉得，都饿死了，还谈什么治国齐家。
王艮讲“出必为帝者师，处必为天下万世师”，这很励志，老百姓听了心潮澎湃，虽然身处草莽之间，也能生起万物皆备于我的心。但若究其实，绝对不是每一个为学的人，都能出为帝师、处为天下万世师的。就连孔子，也从不以“天下万世师”自居。他的初衷，只在做一位好学君子。
王艮说，“爱人者人恒爱之，……人不爱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听起来，好像和孟子“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一个意思。实际上，有细微的区别。而这种细微处，正是关键处。孟子只说反求诸己，却不说反求诸己，必能有得。
孔子讲，“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无论你如何修己，哪怕做到尧舜，也未必能安百姓平天下呀。从理想上讲，不妨说天下归仁，从现实上看，必定是任重道远。讲理想而不讲现实，难免天真；见现实而不见理想，势必庸俗。
因此，儒家相信天命。孔子被围困在匡时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说这种话的时候，是孔子的天真烂漫发露处，也是孔子的虔敬处。孔子虽然谙熟世事，也未必能保证自己躲过历劫，所能做的，唯有弦歌不辍而已。
孔子的天真烂漫，从他对天命、对大人、对圣人之言的敬畏中，可以见到。而失掉烂漫之心的人，不信天命，狎昵大人，视圣人之言为鸡汤。
黑格尔推崇《周易》、《老子》，对《论语》嗤之以鼻，认为不过鸡汤而已。黑格尔视为鸡汤是可以原谅的，因为翻译文本毕竟不能如实传递孔子的精神。不过，若平心地讲一句，《老子》比《论语》鸡汤太多了。
《老子》讲，“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如果没有后面的“身先”、“身存”，那就是儒家的态度。子路问政，孔子说“先之”。干活，要在众人前面，求有所得，要在众人后面。老子看似这个意思，但指导思想截然不同。老子“后其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还是“身先”。所以《老子》是讲权谋的书，最终还要落脚到如何得到好处上来。讲“不争”，不是真的要不争，而是要“天下莫能与之争”。讲柔弱胜刚强，舌头寿于牙齿，不过是自存之道。
儒家的精神不是这样。《老子》讲“不敢为天下先”。不曰“不为天下先”，而曰“不敢”，是惧有祸端，是明哲保身之道。孔子则赞赏孟子反“非敢后也，马不进也”，大家都败退了，孟子反在最后做殿军，可谓“先之”。孔子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爱一个人，要劳顿他，不要纵溺他。劳之，诲之，则往往不能取悦之，所以到头来，爱一个人，忠于一个人，却未必落得他的好。若从谋求实利上看，远远不如《老子》更有指导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领导钟爱《老子》，却对《论语》束之高阁的原因。在他们看来，孔子的话，除了安慰心灵，没有任何作用。而他们心灵的安慰，也只有真金白银的物质才奏效。精神的安慰，则是无用的鸡汤。
但在纯粹的儒家眼里，并没有什么是“鸡汤”。所谓“鸡汤”，只是庸俗的实用主义者的概念，他们的判断只有一个标准：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如果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就是中看不中吃的玩意——“先之，劳之，我做到了，什么好处都没得到，你逗我玩呢？”
一切从实用的标准出发，只问有没有好处，则难免走向乡愿。乡愿不能理解，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所坚持的，仅此而已。他们不求后来的好处，当下即刻，便是乐处。子路问政，孔子说“先之，劳之”，子路以为还有别的，接着问，孔子说，永不疲倦地如此。
虽说王艮的学问，从实用的角度看，确实是鸡汤。但以鸡汤诟病王艮的人，永远不能理解王艮。他们不知道，王艮的日常，的的确确充满欢乐，而且，这些欢乐正来自他的学问。他不是骗你才讲那些，是他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只是听的人无法有他那样的发心。
有次，大街上两人对骂。一人说，你没心！另一人说，你才没心！一人说，你不讲天理！另一人说，你才不讲天理！阳明对弟子说，来，听听他俩讲学。弟子问，他们明明是对骂，怎么能叫讲学？阳明说，没听到吗，他们讲心、讲天理。弟子说：既然有学问，为啥还当街对骂？阳明说，只是因为，他们的心和天理，是用来要求别人的，不是反观自己的。
儒家的学问，便是如此。他们的生命，鸢飞鱼跃，不带半点纤翳夹杂。他们在日用常行中践行人伦，不问利欲。淮扬大饥，王艮向做生意的朋友借了两千石米赈灾，两千石米，对个人来说不是小数，但赈灾显然不够，王艮又写状递到官府，求巡抚赈灾。巡抚不信他自己出了两千石，一查，果有此事，大为惊讶。要表彰他，王艮谢绝了。
王艮有个朋友叫黄洛村，经常讲不欺。王艮说，你天天讲不欺，自己却欺人。洛村大惊，向他请教。王艮说，刚才吃饭，有人来找，你说不在，不是欺人吗？洛村忙认错。王艮说，哈哈，你又欺人了。洛村摸不着头脑。王艮说，必要的变通，怎么算欺人呢，你明明没错，却向我认错，岂非欺我！
王艮聪明而不失天真，故能实实在在从为学中得到力量，得到快乐。如果了解王艮的磊落和纯粹，就会发现，人并非不能过自在的生活。鸡汤描绘的生活并非不存在，只是一旦有了利欲胶漆之心，便永远与之绝缘了。他们永远不能理解颜子箪食瓢饮的乐处，在他们眼里，那只是穷人的自我麻痹。
王艮有个弟子叫徐樾。有天，王艮和徐樾月下散步，指着星空漫谈，王艮问了个问题，徐樾应对得不好，王艮厉声说：“天地不交，否！”又有一次，两人散步到小溪边，王艮一下跳了过去，回头对徐樾说，徐樾啊，你平时就应该活泼欢快一点。此时阳明已过世，王艮也四十九岁了。当年王艮初见阳明时，阳明也是四十九岁。孟子讲，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此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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