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国内外知名的作家，一代文学巨将，这是尽人皆知的，然而他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抗日战争时期，他为了维护文艺界在抗日旗帜下的团结，“在全民族抗战的肉长城前有我们的一座笔阵”，视文艺创作为生命的老作家，竟放弃大部分写作时间，甘心从事全国抗敌文协的总务工作。出席会议，起草文件财务管理，制度建设，事无巨细，殚精竭虑。虽然终日忙碌，却一无工资补贴，二无福利待遇。他凭着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对民族战争强烈的责任感，毅然抛妻别子，义无反顾地投向抗战洪流。
老舍从济南只身来到抗日中心的武汉时，正值全国抗敌文协筹办，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认为老舍不仅有强烈的爱国心，在文艺界还有很高威望和极好的人缘，是“文协”领头人最好的人选。特意通过冯玉祥邀请老舍参加。老舍欣然同意，作为组建“文协”的发起人之一，立即参加到“文协”的筹备工作。在筹备会上，他见到几十位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学流派的作家，他认为“文艺者根本是革命的号兵和旗手，他们今日的结合，是战士归营，各具杀敌的决心，以待一齐杀出”。年过四十的老作家，那份为团结御敌，报国有门的欣喜，那种诚挚的爱国激情，溢于言表。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著名的抗敌文协成立的宣言，就是老舍和吴组湘共同起草，由老舍在大会上宣读。他对“文协”成立的高兴和入伍报国的决心，尽情表达在他入会誓词中，他在誓词中写：“我是文艺界中一名小卒，我没有特出的才能，没有高超的思想，我所以还能在文艺之营吃粮操戈者，端赖勤苦。”，“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
全国抗敌文协成立后，没有设立主席、理事长之类的头衔。4月4日“文协”在武汉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推定郁达夫、老舍、适夷等15人为常务理事，一致推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他就毅然地挑起重担，成为“用双肩支持住文协”的总管家，尽心尽力地主持“文协”工作。1938年7月30日，他带着“文协”的印鉴入川，在重庆建立了“文协”的会所。许多理事和会员陆续撤离到重庆，小小会所竟成为广庇天下寒士的临时招待所。“文协”机关用人很少，只有一个驻会干事如作家肖伯青、梅林等人，都是半尽会员义务。会中有事，只要有在场的理事和会员，都主动积极参加。因为在老舍的主持下，“文协”已成为作家之家，他们认为理应参加料理家务，工作从不分彼此。老舍曾在报告中风趣地说，“总务部就是总打杂，天天有事，劳而无功。各部的工作愈发展，总务部就随着各部的忙碌而乱转”。这些奔走忙乱，占去了老舍大部分的写作时间，却维系了“文协“工作的正常运转，加强了文艺工作者在抗日旗帜下的团结。
老舍担任“文协“的总管家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最大的困难是没有钱，这个管家就不好当，一切都得节约。他在“文协”第一届年会上就宣布“茶话会、晚会及聚餐等费用，均由参与者出钱，本会概不开支”。“文协”有几次开理事会，都是趁有人请吃饭的机会，在饭桌上开会，一来不花钱，二来参加的人要到得齐些，不耽误工作时间。他对财务管理上特别严格，一切开支均有收据，详列账目，一丝不苟。每次年会还要报告阶段性账目，如购买笔墨几元几角等等，这样的会务报告现在或许有人会感到有点迂腐和繁琐，其实，这正是当前大大提倡的清廉之风，正反映了老一代文化人，为之自豪的清正廉洁的优良传统。老舍还在会务报告中，不无自豪地说，我们一贯的作风是绝对不把钱花费在吃咖啡、买沙发上。只有会所的灯油炭水费用一项不缩减。主要在于许多作家临时寄住会所，虽不能供给饭食，却不能收灯油炭水费，才能让暂时居住的朋友，得到一点亲密之感，使“文协”有点文艺之家的样子。这正是老舍办事的精神和支撑文协的苦心。
1944年4月在祝贺老舍创作20周年的茶话会上，文艺界一致赞扬老舍对维护“文协”的苦心和努力。矛盾在会上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界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对今天了。”这不是他个人的赞美，而是文艺界是公论，他们不仅赞扬老舍的工作，还十分钦佩老舍的品德。老舍在主持文协工作中，办事讲民主，不搞个人权威和神秘化，不利用团体名义捞个人政治资本，不贪名不谋利，全心全意为大家办事，这就是可贵的老舍精神。纪念活动当天，《新华日报》发表短评，特别提到“他在抗战七年来为文艺界团结所尽的力量是值得人们永远追忆的。”
抗日战争时期，动员和宣传的对象是全中国的广大军民群众，从服务对象和宣传效果，都需要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通俗读物。老舍在抗战初期，就十分重视通俗读物的创作，曾企图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民间语言，达到易为广大士兵和工农群众所接受的宣传抗战的最佳效果。所以就写了一些通俗读物，用他自己的话说“完全是因为客观情势的要求，和当时所能发生的效果。”全国文协成立后，老舍在繁忙的会务工作中，仍花了很大精力和时间，致力于通俗读物的组织、制作和倡导，他把这项工作视为他在“文协”的重要工作。首先，组织出版了100种供士兵阅读的通俗读物。1938年5月中旬，“文协”邀集了锡金、老向、王平陵等19位作家，由老舍主持座谈编制士兵通俗读物，同时，讨论了为什么要通俗化和如何通俗化的问题。老舍还在会上提出利用旧形式即旧瓶装新酒的问题。同时，老舍还在《会务报告》（载1938年5月10日《抗战文艺》第一卷第5期）中大声疾呼：“前方军事与后方民众的读物缺乏，成了极严重的问题。…我们已写了十种，二十种，以至百种。会员们，请自告奋勇，多作、快作！”其对用文艺宣传抗日，鼓舞民众斗志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
接着，老舍和胡绍轩、老向、何容四人合作，编写了五种通俗读物，街头剧一种，大郎鼓一种，儿童读物一种，通俗小说一种，民歌一种。7月，由“文协”送国民党中宣部印发。8月，国民党中宣部委托文协编写一本民间宣传使用的游艺材料，老舍又和宋之的、郭一虹、何蓉合作编制，书中有歌曲、戏剧、鼓词、故事和附录，至10月完成交中宣部印发。1938年10月31日，文协主办通俗文艺讲习会，实际是通俗文艺讲习班，老舍参加讲授写作技巧。1938年11月老舍写出通俗文艺集《三四二》，包括三篇鼓词，四篇二簧戏和旧型通俗读小说一篇。老舍在小序中特别说明，这八篇东西，都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写成的，看看到底有无好处。老舍在“文协”工作期间，利用这个阵地，对文艺大众化、通俗化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很有成效的。一个知名作家却尽心竭力编写抗战宣传材料、通俗读物，还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及时印发，的确起到了鼓舞群众斗志，增强抗战信心的作用，尽到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对于抗战的光荣任务和责任。
就这样一位尽心竭力报国，克勤克俭办事，为抗日战争和中国文化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作家，却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屈，带着满腔悲愤自沉于太平湖底。五十年前，老舍在加入全国抗敌文协的誓词中写，希望在入墓的那一天，有人赠给他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职的小卒。没料到只有清泉作他的水晶棺。但终于有一“西涯布衣”（即许林村先生号西涯布衣，北京市文史馆馆员）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于老舍逝世周年，中国大地尚恶狼翻滚之时，用白玉石在太平湖畔立一短碑，上刻：“老舍先生辞世处”，上款为“人民艺术家”，下款落“六七年周年纪念，许林村敬立”。这小小的白玉石碑，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老舍先生永恒的景仰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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