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老师是我喜欢的作家。可近来他在《80后，怎么办？》新书讨论会上的一席话，却叫我大跌眼镜。他说，“相对50、60，80后这代人是相当懦弱的一代人，懦弱到我们今天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再也找不到一种80后的声音来了。”
懦弱的理由是，“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其实靠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反叛来推动。但80后这一代人所谓的反叛，并没有给时代做出一个突出的贡献。”同时，“今天说80后以自我为中心，更多是停留在物质上的，比如说房子、车子、口红、名包、名衣服，他们想要、想买，父亲母亲、周围的人全都要为他们奋斗。但是，在这一代人身上，几乎找不到他们在精神上的以自我为中心。”
看到这里，特别想说两句。发言之前，我还刻意自问了一下，会不会是身为80后，感受到冒犯，才愤而驳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我觉得阎连科老了。“老”这个词，不针对生理年龄，而是颓圮封闭的心态。关于他的老去，我没有愤怒，只有失望。原本以为，一个世代的人，不论步速，都理当保持向前。可那些先行者，却主动放慢脚步，转过身来，哀叹世道的浇漓。
更可悲的是，感慨的说辞，还是早已过气的代际划分。
我不明白，一个知名作家为何会发出时代进步依托反叛推动的论调。若是如此，中国社会的希望，恐怕不在城市，也不在农村，而在说走就走的川藏线上，奋不顾身的大理途中。
阎老师说，鲁郭茅巴老曹是“真正反叛的一代”，“说丢掉老婆就丢掉老婆，说丢掉孩子就丢掉孩子，说不要家庭就不要家庭……没有任何犹豫，说走就走，甚至说杀人就杀人了。”
如果媒体的记录并不失真，对年轻人反叛的期待，甚至可以僭越法律和伦理，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始料未及的。
反叛和批判重要吗？毫无疑问。但要求别人反叛，进而以此作为对一个代际的要求，恐怕不是反叛，是反智。
固然，每一个80后，都没有经历过政令既出命运即改的大时代，不曾领略“知识青年下夕烟”，也未尝遭遇高考废止无地出头的窘迫。但80后有80后的困扰和局促，在个体意义上，80后直面的物欲横流和纸醉金迷，何尝不需要勇气与定力。
买房买车买名牌哪里是“恶”，人心物欲向来如此。眼下的稍显丰裕，无需为过去的极端匮乏顶罪。80后有资格，也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生活。选择哪一种，取决于每一个人自己。
至于“精神上的以自我为中心”，80后岂止是有，而且颇为强烈。不然电影院里何以人头攒动，剧场门前何以络绎不绝，关于文艺作品的评价，又何以常常截然两分？阎连科的遗憾在于，80后缺少一个共同的声音。可他无从或不愿明白的是，汇流而成的集体发声已成往事了。如今，本就是去中心化的景况，众声喧哗的岁月。
身边有太多长辈，爱说和阎老师类似的话。只不过他们没怎么读过书，也不从事文学创作，因而表述每每是“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
这话有颇深的定见：我代表经验劝诫你，我代表时间安慰你，我代表弯路警告你。可惜，各人归各人，从来没有谁能代表谁，遑论代为进行人生的判断选择。
在代表背后，我看到的是垂暮引申出的不甘心和意难平。可批评，按理不是最从容的姿态。按王小波的说法，“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亲尝人生的得失，只有自己能对自己不满或愤怒，无需别人代表。
我也常觉得，我老了。身边的80后，也常说上有老，下有小，已然“人到中年”。
看到90后乃至00后们，玩转陌陌，追逐小鲜肉，很多时候，我也不理解。但我只说“我不理解”，不会说“我们不能理解”，“你们人心不古”。这不是道德姿态的高下，而是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所谓“我”，绝不只是自我，也是尊重他者，是不张牙舞爪的理智，是不指手画脚的文明。
不怕说一句，我也会老的。希望当我老了，头发白了，还能对世界充满好奇。看到新生事物，不会着急地指斥它和自己的经验世界有哪些乖谬的不吻合。作为一个难以避免的老人，我不想像九斤老太那样无止境地哀叹一代不如一代。
假如年轻人带我，就和他们玩到一起。如果不带我，也有自己的天地。做个识趣的人，直面自我的问题。如果说80后这一代有什么真正的“集体进步”，我觉得是，将学着不去代表谁视作一种美德。
谁愿意被代表呢？世间事，“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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