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原标题：生育文化与个体选择抗衡下的“亚丁克”群体
传统婚姻关系的缔结和维系不仅聚焦于夫妻关系，而且包括亲子关系。婚姻既是“经济共同体”，又是“生育合作体”。作为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得以沿袭的制度手段，传统婚姻模式将夫妻关系的缔结与生育过程的实现紧密相连，甚至，对代际传承和生命延续的强调一方面构成了两性婚姻的重要目的，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强大生育文化之下夫妻关系对亲子关系的让渡，即所谓的“为了孩子，也得在一起”。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平等主义和个体主义观念的兴起，以感情为本位的婚姻逐渐取代传统的以家庭利益为本位的契约式婚姻，婚姻形式出现了逐渐朝着小型化、核心化、松散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丁克”（DINK）现象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丁克”家庭，专指那些夫妻双方有固定收入，生理上具有生育能力而主观上不愿生育的夫妻组成的家庭。“丁克”，挑战了传统生育观念中将婚姻与生育天然缔结的“因果决定论”，质疑了婚姻的“生殖目的论”，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个体在婚姻制度中的选择空间。
｜从“丁克”到“亚丁克”：概念的本土拓展
国内学者一直都没有停止对“丁克”这一概念的本土适用性讨论。有学者提出中国“丁克”的内涵和外延早已超出“自愿不育”的范畴，比如“丁克”家庭应该包括子女结婚离家后使得老人形成的“纯老家庭”或“类丁克”模式。然而，在概念的地方知识呈现和经验拓展中，需要紧紧抓住概念形成的内核。在“丁克”这一概念中，最重要的概念要素就是婚姻关系双方主观上选择“自愿不育”，而非客观上造成了某种亲子关系的缺失。
那么，在当今中国现实中，与“主观上自愿不育、客观上也没有生育的丁克们”相对比的另一类人群就是“主观上自愿不育、客观上非自愿生育的群体”，他们构成了笔者所提出的“亚丁克”群体。“亚丁克”是指年轻夫妻因传统观念、家庭压力或其他因素所迫“非自愿生育”，之后将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照顾，孩子暂时“缺席”、夫妻重回二人世界，从而使得婚姻关系中本应成为重心的纵向“亲子关系”转向横向的“夫妻关系”。与传统“丁克”不一样的是，虽然“亚丁克”经历了生育，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们的生育选择受到外部环境强烈的影响和干扰，生育呈现一种“非自愿的状态”。概括地说，“亚丁克”状态中的“非自愿生育”与传统“丁克”概念中的“自愿不育”具有共同的主体意愿，即从主体意愿上对生育的远离，甚至是逃避。
｜生育选择的抗辩与妥协
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及生育子女数量，是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女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生育权。然而，选择不生育也是一种权利，也是生育选择的一部分，这一点往往被强大的生育文化所抑制。
与传统“丁克”不同，“亚丁克”已经完成生育，有自己的孩子，但是，这个选择的过程不是完全自愿的，而是受到传统生育文化、父母及家庭力量、社会舆论、媒体力量、群体压力等影响的“非自愿生育”。首先，他们在婚姻的缔结过程中，具有非常明确的“丁克”意愿。在他们看来，婚姻不是生育的准备，生育也不是婚姻的目的。其次，由于生育的非自愿性，处于“亚丁克”状态之下的年轻夫妻往往在生育过程中得到来自父母诸多的支持，甚至不乏得到父母诸如“你们只管生，我们来带”的许诺。从“自愿不育”到“非自愿生育”，“亚丁克”们受到来自父母的直接影响：一方面，父母构成了“亚丁克”们“非自愿生育”的主要压力来源；另一方面，父母也是“亚丁克”们重要的育儿支持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在“亚丁克”们“非自愿生育”以及之后将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照顾的过程中，男性与女性受到的社会评价、心理过程和情感体验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差异。对伟大“母职”的推崇和社会建构使得女性在选择“自愿不育”时面临更大的社会压力，即便夫妻二人达成充分一致，女性往往遭到更为严厉的苛责。当女性表达自己不愿生育的意愿时，包括父母在内的家庭成员往往将其视为“逃避责任、娇气以及贪图享受”。当她们做出妥协，怀孕、生子之后，一方面不断面对自我意愿与外部压力之间的冲突与撕扯，另一方面又受到强大生育文化中对于“母职”的规训。
｜育儿模式的外扩和代际支持
在当今中国家庭关系中，隔代抚养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含饴弄孙”是祖辈追求的理想境界，“人丁兴旺”是家族繁衍的喜乐图景；另一方面，中国父母不断为儿女奉献的思维定势和家庭文化，使得年轻夫妻得到来自长辈诸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与西方社会相对独立的育儿模式相比，“中国式养育”体现出传承帮扶的家庭伦理观念。加之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之后，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快节奏的生活，在父母百般呵护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独生子女夫妻很难在心理和社会层面快速“断乳”，很难拒绝对父母的依赖。
“亚丁克”们一方面 “非自愿”地完成了生育的过程，另一方面，长辈给他们的育儿过程提供了强有力的“自愿”支持。在“亚丁克”们的日常生活中，孩子与老人都处于婚姻关系的外围，并不构成婚姻关系的主线。然而，从时间轴来看，这种相对理想和均衡的状态迟早会随着父母的衰老甚至死亡而被打破，同时带来诸如孩子心理成长、教育资源选择、亲子互动等一系列问题。在“育儿”与“养老”之间，“亚丁克”们终究会面临新的挑战，这其中不仅包括育儿能力和赡养能力的偿付，同时还关系到具体的心理适应、情感调试和关系维护。
对于处在“亚丁克”状态下的年轻夫妻而言，他们在生育前就非常明确自己的“丁克”意愿，接受“去孩化”婚姻的诸多考验，然而面对强大的社会文化压力和传宗接代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他们做出了一种“非自愿生育”的选择。与“丁克”家庭相比，“亚丁克”与其说是一种对个体选择空间的拓展，不如说是一种妥协、一种在中国家庭伦理规范与传统生育文化之下的家庭调和。然而，随着个体选择的多元性和主体性被不断提及和倡导，“亚丁克”的尴尬和烦恼也许会逐渐消失，这一折射出中国生育文化和家庭文化的群体，或许会更加自主、自信地选择自我期待的生活方式。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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