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王之乱简介
中国西晋时统治集团内部历时16年(291～306)之久的战乱，史称“八王之乱”。其延续时间之长，波及面之广，同室操戈之惨，引起的战乱之烈，皆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所罕见。在这场大动乱中，位处今孟津平乐镇翟泉、金村的金墉城，竟成了一座幽禁帝后亲王的皇家监狱。16年中，先后囚禁过一帝、三后、九王，其中，晋惠帝的继后羊氏在10年间五立五废，每一次废后都是被囚禁在这里。
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
太熙元年(290)晋武帝临终时命自己的老岳父——弘农大姓出身的车骑将军、杨皇后的父亲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继立的晋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史载他游於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及天下慌乱，百姓饿死，他竟说：“何不食肉糜?”其即位后，皇后贾南风(即贾后)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于元康元年(291)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马玮杀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废太子司马遹，幽禁于金墉城，次年杀之。从此，诸王为争夺统治权，展开极其凶残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二、八王介绍
其代表人物为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史称“八王之乱”。
西晋初建，晋武帝司马炎以曹魏亡国之鉴而大封同姓诸侯王。太熙元年(290年)，武帝死，晋惠帝司马衷继位。此时同姓诸王的势力已发展到出则总督一方军政、入则控制中央朝权的程度。元康元年，武帝后族杨氏与惠帝后族贾氏为争权冲突激烈，皇后贾南风联合司马玮、司马亮发禁军围杀太尉杨骏，废杨太后，以司马亮辅政。旋即，贾后矫诏先使司马玮率京城洛阳各军攻杀司马亮，又借擅杀大臣之罪处死司马玮，进而独揽大权。永康元年(300年)，禁军将领司马伦举兵杀贾后，废惠帝自立。至此，宫廷政变转为皇族争夺朝权，演成“八王之乱”。
次年，司马冏、司马颖和司马颙等共同起兵讨伐司马伦，联军数十万向洛阳进攻，司马伦战败被杀，惠帝复位，由司马同专权辅政。永宁二年(302年)骠骑将军司马乂与司马颙等里应外合攻杀司马冏，司马乂掌握朝权。太安二年(303年)，司马颙与司马颖不满司马乂专权，借口其“论功不平”，联军进攻洛阳。司马颙任张方为都督，率精兵7万东进;司马颖也发兵20余万南下;司马乂麾下也不下数万人。交战各方兵力约在30万人以上，号称百万，为“八王之乱”以来军队集结最多的一次。
双方大战数月相持不下。永安元年(304年)初，司马越发动兵变杀司马乂，迎司马颖进占洛阳，控制朝政。是年七月，司马越等挟惠帝进攻司马颖，兵败东逃。司马颙乘机出兵攻占洛阳，迫惠帝与司马颖迁都长安，独专朝政。永兴二年(305年)，司马越再度起兵，西攻长安，司马颙战败。次年六月，司马越迎晋惠帝还洛阳，不久，司马颙与司马颖相继被杀。
十一月，司马越毒死惠帝，立晋怀帝司马炽，至此，这场持续16年的西晋“八王之乱”结束。
八王之乱，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导致北方各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和各地流民起事，加速了西晋王朝的灭亡
三、八王之乱为何爆发
司马炎接受曹魏政权禅让，建立晋朝，有感于曹魏政权抑制宗室、而被自己所取代的遭遇，在晋朝建立之初就大封宗室子弟为王，并且允许王国设置自己的军队，取消州郡的常备武装。他还陆续用诸王统帅中央兵马镇守荆、扬、关中等要害地区，逐渐替换异姓方镇，以为这样，可保大晋朝江山永固。没有想到在他死后，由于继任的晋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缺乏统治国家的能力，政权落入权臣、惠帝的外祖父杨骏之手。
杨骏在女儿太后杨芷的支持下，独霸朝纲，排挤汝南王司马亮到许昌镇守，引起宗室诸王不满。而皇后贾南风，秉性酷虐暴戾，又淫荡放肆，也想把持朝政，于是就趁此时机在永平元年[291年]密召都督荆州军事的楚王司马玮入京，让他与都督扬州军事的淮南王司马允配合，利用掌握禁军的东安公司马鲧的力量，一举杀掉杨骏，并逼死太后杨芷。
杨骏死后，汝南王司马亮按照晋武帝遗诏回到京城，和元老重臣卫瓘一起辅政。司马亮和卫瓘为了保持个人权利，在利用小恩小惠收买朝臣的同时，就逐步铲除在剿灭杨骏时涌现的新贵宗室东安公和楚王等人，引起新贵们和皇后贾南风的嫉恨，于是贾南风先暗地唆使惠帝指使楚王杀死司马亮和卫瓘，然后再以“矫诏”罪名除掉楚王司马玮，这样朝政大权就完全落在贾后之手。
得到权势的皇后贾南风恣意妄为，一方面因为淫乱后宫，臭名远播;另一方面又设计除掉太子司马遹，且妄图以妹妹贾午的儿子假冒自己的儿子，达到永久篡夺晋朝江山的目的。但因为贪图贿赂而任用了所谓年老无能的赵王。而赵王也是个野心膨胀的人，他利用太子司马遹余党对贾南风的痛恨，在元康六年[296年]偷偷利用掌握禁军的便利发动政变，废掉贾南风，贾南风最终被用金屑酒毒死。
赵王司马伦掌握朝政后，大肆任用亲信，诛杀异己，招致朝臣人人自危，又在永宁元年[301年]废掉惠帝司马衷自己做了皇帝。同年，齐王司马迥[镇守许昌]、成都王司马颖[镇守邺城]、河间王司马颙[镇守关中]等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从此方镇军参加内战，战场从洛阳、长安延伸到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结果赵王司马伦被杀，惠帝复位。朝政被依靠军事实力占据京城的齐王司马冏掌握。
齐王当政后，大肆任用亲党，排斥异己，而又奢侈腐化，这就与同样觊觎朝政的河间王司马颙产生了深刻的矛盾。河间王就联合同样失势的成都王司马颖一起声讨齐王罪行，并故意挑动京城动乱，以诱使齐王杀长沙王司马义的诡计，企图找到除掉齐王的借口，从而攻进京城，杀掉齐王。但事与愿违，虽然齐王被杀，但朝政却被实力较弱、但近水楼台的长沙王司马义掌握。
长沙王虽然小心翼翼治理朝政，但还是被没有达到目的的河间王司马颙找到借口，于是河间王再次联合成都王司马颖，起兵直指京城。战争的旷日持久最终引发京城内乱，司马义被东海王司马越策动反叛的殿中将领拘捕，并被东海王司马越用借刀杀人之计，交由河间王部将张方以残忍的火刑所杀。而两支叛军也因为失去起兵借口退回各人老巢。
由于不断遥控朝政，引发皇帝和朝臣反对，掌权的东海王司马越等人就鼓噪惠帝亲征成都王司马颖，结果却在荡阴之役中被成都王司马颖战败，惠帝被俘，东海王败逃。
成都王司马颖掌握政权后，软禁皇帝，诛杀异己，却对于安定天下缺少良策，并引发幽州都督王浚叛乱。王浚拉拢凶悍的乌桓、鲜卑兵参战，攻破了成都王的邺城老巢，成都王只好带着皇帝一起狼狈逃回京城，但中途却落入了河间王部将张方之手，张方劫持皇帝和成都王司马颖迁都长安，惠帝又落入河间王司马颙魔爪。不久后，河间王被东海王所率领的山东诸侯联军战败，自己老巢长安被攻破，惠帝得以重返洛阳。孤立无望的河间王只好接受东海王司马越的假意邀请，离开长安回洛阳，但行至半路父子三人都被预先埋伏的东海王的亲信勒死，而成都王司马颖也因为与山东诸侯交恶，又进退失据，被范阳王司马虓的部将刘舆杀掉，朝政再次回到东海王之手。
光熙元年[306年]，惠帝中毒而死，皇太弟司马炽被立为皇帝。但此时内战已经延续十六年之久，各军烧杀洗劫，使北方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人民受到极大痛苦。西晋的统治力量也已消耗殆尽，而西方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却先后兴起，西晋最终在公元三一六年被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国灭掉。
四、八王之乱的影响
晋武帝司马炎死后不久，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中央政府的控制权进行了历时十六年(公元291年～306年)之久的战乱。这次战乱不仅使西晋王朝的统治力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还对中国历史，特别是汉民族的发展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八王之乱的直接原因是当政的司马氏集团吸取曹魏政权被篡夺的教训，为保住自家江山，开历史倒车，大封宗室造成的;深层原因则是司马氏政权缺乏合法性，统治基础不牢固，社会认同程度低(一般来说，由宫廷政变建立的王朝都比较孱弱，存在时间短，比如西晋之前曹魏、之后南北朝时期的各王朝等)。
八王之乱持续时间很长，又主要在当时的统治中心洛阳附近进行，给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最终导致了西晋灭亡和“五胡乱华”悲剧的上演。
更重要的是，这次战乱所引发的“五胡乱华”给中原汉族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还对汉民族的人口结构、心理素质和民族自信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们知道，汉民族的前身是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古华夏部落联盟，经历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各个历史时期两千多年的演化，通过战争或交往逐渐融合、吸收周边各部族，至西汉中期正式定名的。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演化过程中，中原汉族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每次融合都是汉族主动以巨大的人口优势吸收其它部族，被融合或吸收的其它民族基本上都是学习、接受汉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又经过长时期的杂居共处，逐渐融入汉族，最终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经过多次的民族融合，汉族人口基数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至西汉末期总人口达五千万以上，那时就已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
但八王之乱以后被历史书上称为“民族大融合”的五胡乱华时期却和在此之前的民族融合有着天壤之别。
首先是八王之乱严重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生产力，大批汉族人死亡或逃亡，致使汉族人口占社会总人口比例大大降低。据史料记载，八王之乱爆发前，西晋总人口约为三千万，北方发达地区(以洛阳、长安为中心)超过两千多万，其中大部分为汉族，但少数民族人口也不少。史书上说 “关中百万户，胡人居其半”，据此推算，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被称为“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少数民族)应有五百万人左右。这么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至少需要在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下才能完全融合为汉民族的一部分，但八王之乱的爆发彻底打乱了这一进程。
战乱之后，北方的剩下的汉族人口也只有一千万左右，和内迁的不数民族相比已没有多少优势，更重要的是，经过战乱，汉族的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为少数民族中野心家创造了霸占中原的机会，给后来的“五胡乱华”和民族大屠杀埋下了祸根。
从匈奴刘渊建立政权到北魏统一北方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及汉族相互攻杀，损失都很大，其中以北方汉族损失最大。有资料称在石勒(羯人)统治时期，北方汉族只剩下约四百万人，所占比例已低于北方的“五胡”，成为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在这之后虽然经历了北朝近二百年的痛苦“融合”，而这种是在汉族人口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主要依靠汉族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融合时间又短，还基本不具备民族融合所需的和平环境，融合的进程极不顺利，后遗症也比较多。所以，到隋朝建立，北方最后一个较有规模的少数民族——鲜卑消失为止，虽然汉族又成为北方地区的主体民族，但汉族本身人口结构却和八王之乱前有了巨大的变化。
与此时同时，因战乱迁移到南方的汉族也与当地的百越等少数民族进行了融合，相北方情况相似，迁入的汉族人在数量并不占绝对优势，融合的动力也主要来自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但环境相对和平，过程也相对顺利。
从八王之乱到隋朝建立近三百年间，整个中国特别是北方，战乱不断，汉族和其它各民族也不断融合，最终以“五胡”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作为结局。虽然汉族仍然是整个中国的主体民族，但由于这次民族融合具体环境和条件与以前有很大的差别，融合之后的汉民族人口组成结构发生了变化，导致了汉民族的心理因素随之发生了变化。
五、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
西晋原是一个强盛的王朝，它的前身--魏灭了蜀，它自身灭了吴，三国一统，何其雄哉。谁知开国之君刚死，就爆发了宫廷政变，没几个月，又来了一次。此后虽安静了一段时间，但八年后，动乱不可遏止的爆发了。宫廷政变升级为大规模内战，今天这个王人头落地，明天那个王人头落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八王之乱”。八王酣战未休，五胡又揭竿而起，遂演成著名的永嘉之乱，西晋王朝从此覆亡。距晋武帝死时仅二十年。
西晋亡于最高权力的争夺。这种争夺是历史上最极端的典型事例。历代王朝都有最高权力的争夺，但像西晋这样没完没了，不死不休，却是绝无仅有的。八王之乱以极端的形式向世人昭示，社会风气的畸变，造成了秩序的崩溃，把所有的人推向动乱的深渊，给社会带来深重而又长久的灾难。
五胡乱华指公元三0四年匈奴人刘渊建汉称王，至四三九年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的一百三十六年间，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个胡族扰攘中原，在中国北方先后建立十多个割据政权之史实。其成因约有下列数端：
(一﹚胡人内徒，处置失当：汉武帝以后，中国西、北边境外的胡人(匈奴、羯、鲜卑、氐、羌﹚逐渐内徒，如魏晋时关中地区人口百万，其中胡人约占一半。当时有一些人主张把内徒胡人加以分割、遣回故土或另徒他处，以使「戎晋不杂」，但都未能实现。边吏又百般虐待胡人，使他们「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再加上东汉、魏、晋以来统治者多以胡人为兵，遂令其势渐盛。
(二)晋室腐败，国家内乱：自东汉末年以来，由于长期的割据混战，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因而中国对边裔各族本已很难控制。西晋虽然实现了全国统一，但政治极端腐败，国力不振，兼以八王之乱大伤国家元气，统治根基动摇。而胡人遂乘机扩充实力，日渐强大。
(三)地方积弱，边事不修：在国家分裂时期，若割据政权比较强大，对边事仍可加以控制，如曹魏之对付乌桓、鲜卑，蜀汉之征服南中。但西晋尽罢州郡之兵，使地方武备不修，以致胡人在边境起事，各地根本无力节制。
(四)北方灾害，胡人遂起：晋惠帝时期，北方惨历内战之祸长达一十六年，使生产遭受严重之破坏，后来中原地区又连年灾荒，饿殍遍野，社会残破，民变四起，因此胡人乃得以乘时而起，酿成祸乱。
五胡乱华对中国历史曾造成很大的影响。它从一开始就酿成大乱，导致西晋迅速灭亡，迫得晋室衣冠南渡而建立东晋王朝(详见下述)。南迁的晋室已非复统一的王朝，它偏安于江左，仅保得半壁江山，同时北方尽被五胡所据，先后建立了十多个割据政权，纷争扰攘，接着又与南北朝对立，使全国分裂长达二百七十余载。从另一方面看，五胡乱华却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配合。因为五胡之大量内徒及入主中原，使他们逐渐汉化，造成了胡汉的配合;而随着晋室南渡，南方地区也迅速开发并日趋繁荣，汉族和南方一些部族发生同化。由此中华民族之内涵乃日益扩大。
六、八王之乱的历史教训
“八王之乱”堪称中国历史上权力斗争的集中写照和缩影。君臣反目，骨肉相残，朝政失纲，后宫失序，尔虞我诈，朝云暮雨，各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今天你杀人，明天人杀你，杀人的人再被人杀，一直到全部杀光为止。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无论贤愚，不分长幼，都如飞蛾扑火般争相涌进权力的漩涡中心。比如，赵王司马伦，尽管“素庸愚”、“顽鄙无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权力乃至对皇位的渴望。甚至卓识如陆机，雄豪如刘琨，才华如左思、潘岳等，早先都曾名列贾氏党人贾谧“二十四友”之中，为人所诟病。贾氏一党败亡，“二十四友”虽然云散，但除左思避居、潘岳等被诛外，其他人仍未从权力斗争中抽身而退。陆机兄弟不听顾荣“还吴”劝告，先依司马颖，又被司马颖所杀，留下“华亭鹤唳，可复闻乎”的长叹。刘琨先结附于司马伦，后依违于司马冏，若不是后来战殁沙场，亦难不让人指为追逐权力之辈。可以说，权力如同一剂春药，迷失了人的心性，使人不辨形势，不明事理，前赴后继，执迷不悟，义无反顾。
更让人唏嘘不已的是，一些原本属于清流时望之士，在掌握权力之后，仿佛马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甚至让人感觉，他们掌握权力的过程，就是“变质”的过程。比如，司马亮史称“清警有才用”，然而一旦专权，则权归私门，“冠盖车马，填盖街衢”，顿失时望。又如，司马冏“少称仁惠，好振施”，因众心怨望起兵，振臂一呼响者云集，然而一旦专权，则“骄奢擅权，大起府第”，“耽于宴乐”、“沉于酒色”，“中外失望”，以至败亡。再如，司马颖“器性敦厚”、“众望归之”，然而一旦专权，则“恃功骄奢，百度弛废，甚于(司马)冏时”，尤其“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众望”。又如，司马越“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然而一旦专权，则“专擅威权，图为霸业……不臣之迹，四海所知”，同样“大失众望”，最后忧惧而死。权力又如同一剂毒药，感染了每一个身陷其中的人，使之难以清醒，难以挣脱，犹如杜牧在《过秦论》中所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总之，权力真是个坏东西，不管是谁，只要沾着了就中毒，靠近了就错乱。
当然，权力既不是春药，也不是毒药，与其说权力是个坏东西，不如说不受制约的权力才是个坏东西。回过头来看八王的竞相登场，每个人在出场之前无不踌躇满志，然而一旦掌握权力后其表现却又无不令人大失所望。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斯?韦伯所说，与其将权力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卡里斯玛”权威之上，莫如建立在制度权威之上。尽管这种制度化了的政治可能缺少卡里斯玛型政治那样激动人心的献身精神和英雄气概，然而却更稳定、更可靠、更安全、更具有可预期性。人性总是有弱点的，有弱点的人性加上不受制约的权力，想不变质都难。与其将权力的运转寄希望于个人威权的自制(或者说开明专制、仁慈的独裁者等)，不如寄希望于制度的约束。这是因为，个人威权的不可预测，根源就在于我们无法寄希望于其道德品性——事实上，其道德品性十有八九倒是不可靠的。个人的威权当然可能使事情变好，然而更多的情况却是更糟，甚至其本身更可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乃至根源，而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总之，权力这个东西，既可以造福，也可以作乱，关键在于是否将它锁进笼子里，让它戴着制度的镣铐跳舞，而不是过于相信掌握权力者的道德自制。如是，可能也就不会有“八王之乱”这样不断重复的历史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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