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军队的战斗力

北宋初年一直到真宗同辽国签订檀渊之盟中的四十年里，宋军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战斗力。虽然这期间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但是并不一定就说明宋军战斗力差，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第一次北伐的高梁河之战，宋军以疲惫之师伐辽，屯兵以坚城之下，又不作打援的准备，结果被辽国骑兵以逸待劳予以击败。虽然宋太宗中了两箭，逃回涿州，再看辽军主帅耶律休哥也是多处负伤，不能骑马，最后还是乘车指挥作战。可以看见在双方主帅都负伤的，在如此大的、激烈的会战之中，宋军仅被斩首万余人，可见损失不大，最主要的是宋军全军并没有被打散，全师退回了宋境。所以宋军有实力在接下来的满城之战中大败入侵的辽军，斩敌3万余，报了高梁河之败的一箭之仇。

雍熙年间，第二次伐辽，宋军除了在战略上妄图分进合计的错误外，还犯了以阵图遥控指挥和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错误。这里的确有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错误，但这是宋太宗个人的错误，以致后来主帅曹彬也谈到“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却”。但是后来，我们就很少看到有所谓“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具体战况的纪录了。

此后宋辽战事时有发生，战况也是各有胜负，抛开辽国具有骑兵的优势和河北平原利于骑兵突驰的原因，总的说来，宋辽战事还是比较均衡的。到了真宗时期，宋军的战斗力又有了新的提升，经过多年的历练和恢复，宋军甚至可以和辽国展开骑兵对骑兵的大规模的会战了。威虏军骑兵大会战以宋军的完胜而告终。这一时期，宋军的战斗力得到明显的提升，所以后来能和辽国达成檀渊之盟，也是因为辽国萧太后看清了这一点，认识到宋朝实力强盛，不可能被征服。

在这之后的数十年，宋朝一直平安无事享受太平。直到仁宗时期，西夏元昊自立为王，和平被打破为止。虽然宋朝在西北历经好水川等三次战败，大家应该认识到，西北在当时并不是北宋的防御重点，宋军精锐都在河北，西北只有数量不多的禁军。且宋军每次出战只有一万余人的以步兵为主的混合编队，而元昊都是10万人规模的骑兵，在这种绝对性的、压倒性的优势兵力下对宋军开展野战，根本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到了神宗时期，年轻的皇帝励精图治，实施变法，以期望改变国家的命运，在军事上实行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我这里只简单的谈一下将兵法，将兵法是宋代历史上军队编制体制变换的重要转折点。将兵法用现在的话理解就是部队整编法。其实质就是将驻扎在各地的禁军、厢军、蕃军打破原来的指挥体系，就近根据防区，统一整编为将（这个将是一个军事单位名称）全国军队除了驻京城周围的部队外，全部整编为92个将，名称为河北第一将、河东第X将、熙河第X将。每将实行步骑混编，每将在3000人到万余人不等，这主要是各地防区大小和重要性的不同，除了东南少于3000人的将只设正将外，其余各将设正将和副将（这里的将是主帅和副帅的意思）。从此宋代的军队的指挥有了极大的改善，原来戍守各州的禁军、厢军以指挥为单位，归文官的知州指挥，现在直接归各将的正将指挥，文官不得再予以干预。这就保证了军队的独立性。同时从制度上避免了“将不识兵，兵不识将”。

所以，从宋朝神宗皇帝实行将兵法以后，宋军就根本不存在“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问题。

从神宗实行将兵法以后，宋朝一直在开拓边境，从设立熙河路，历经哲宗、徽宗三代，宋代在西北边境的现状以得到极大改善，夺取的大片土地，最主要的是夺取横山一线，大大压缩了西夏的生存空间，迫使西夏求和，换来了西北的和平。并且使宋代的疆域达到了太祖开国以来的最大规模。这和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和西军长期艰苦作战是分不开的。

历史上凡是说宋军战斗力差的人，往往会绕过这几十年西军在西北开疆扩土的征战历史。（这当然也有奸臣童贯的历史功绩)

这时，又会有网友责问，你不是把宋军的战斗力说的好得不得了，怎么会在后面得伐辽，抗金的战斗中屡战屡败呢，甚至望风而逃哪？以致于北宋亡国呢？

这个问题很尖锐，也是核心问题，我今天就是要讲清楚这个问题。

说道宣和、靖康年间，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皇帝的滥赏，宋军以经到了“无赏不战”的地步，打仗一定要后面有大量的赏赐来刺激才肯卖命。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对。现实的情况是，滥赏只赏到了高级军官的头上，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是轮不上的，不要说是立功重赏，就是能足额领到军饷就不错了。以下我就来举两个例子。

例子一：“三朝北盟汇编中称：兴师之初，有效用十五人直入隆德，缚伪守隆以献，不血刃而得一郡，古掩其功状不以实闻，致此十五人者止於赐帛而已，士气沮伤抱戈不战，此古可斩之罪四也。”靖康年间，姚古奉命驰援太原。先锋效用（这里没有具体人名）只有15个人打进德隆府，活捉伪德隆知府，兵不血刃就恢复了一府，主帅姚古掩盖了他们的功绩，实际上是将功劳据为己有，只给了15个人以赏赐绵帛的奖励，使军队的士气大受打击。

例子二：方腊反，世忠以偏将从王渊讨之。时有诏能得腊首者，授两镇节钺。世忠穷追，至睦州青溪峒，问野妇得径，即挺身仗戈直前。度险数里，捣其穴，格杀数十人，擒腊以出。辛兴宗领兵截峒口，掠其俘为己功。”是擒方腊者，韩世忠也。象韩世忠作为一般的偏将，连擒获方腊这样大的功劳，可以被授予节度使的，都可以被童贯手下大将（其实和童贯带亲）辛兴宗冒功，不要说是普通士兵了。

这就说明当时军政腐败，高级将领品性恶劣，屡屡侵犯下降士兵的利益，导致士兵离心离德，或貌合神离，当然关键的时候就不肯出力，这是在战争中很可怕的现状。

说到底这是腐败直接造成的。当时宋朝北方由于历经100多年的和平，兵不识戈。导致军队战斗力的严重退化。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不能逃脱这样一个命运，常年战争，国家打不起，百姓困苦不堪。常年不打仗，军队的战斗力就会退化。没有经过战争磨砺的军队，就是平时训练再好，战斗力也是不行的。而西军常年作战，战斗力确实强，但是由于宦官童贯长年主持西北军务，搞任人唯亲，很多人根本不胜任职务，很多人就是靠钻营才获取高官的。我上面说得姚古就是一例，史称“姚古虽本将家，其实畏懦素无战功，所以登将坛持节钺者，唯以名马宝货市鬻於童贯之门，滥被恩赏以至，於是然处高位重禄荷国厚恩宜思氢弹报称，自太原被围提重兵威胜隆德逗遛数月未尝寸进”，姚古虽然出自将门之后，其实胆小如鼠，素来没有战功，之所以会被授以高官厚禄，就是因为贿赂童贯的原因。这里可能有些夸张，但是由此可以折射出当时很多高级军官确实不胜任，而且是靠奔走童贯之门下才得以提拔。其实这里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是将才，有些人是可以用的，但是一旦职务超过了能力，就会产生严重 后果。我在这里再说一个人，这个人叫焦安节，历史上多次记载他，此人在和西夏交战的统安城之战中就担任刘法的统制官，战败先逃；在童贯伐辽中还是担任统制官，战败再逃；直至在姚古驰援太原的军事行动中，他还是担任统制官，谎报军情，直接导致盘陀兵溃的严重后果。终于被李刚下令斩首。象这么一个屡战屡败的将领，官职倒是一直做的挺稳当，就说明军队的腐败和军纪的松懈。

我们再回来看看西军的将领，一些名将如郭成、折可适、苗履、苗授、刘仲武都以逝去，就是健在的如种师道、种师中兄弟都是60几岁的人了，刘延庆、姚古又不是优秀的将领、还有一些难当大任。年纪青的只有30来岁，还没有成长起来，如姚友仲、姚平仲、刘光国、刘光世、刘锜兄弟等人。所以西军将领总的说来还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再看军队，西军自统安城一战之后，损失极大，后来有南下经历征讨方腊的军事行动，消耗不可谓不大。西军在西北主要和西夏打的是山地战和城堡争夺战。把西军摆到河北平原去和辽国和金国骑兵打他们完全不熟悉的平原突击战，肯定要吃亏。再说西军虽然精锐，但是还是以步兵为主，骑兵和步兵之比始终在1：4左右，这在当时的宋朝军队里已经很好了，但是和辽、金骑兵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宋朝不可克服的。因为宋朝没有产马的地域，普通百姓家养的马匹只能解决有无的问题，从质量上将根本和塞外的马的质量不可比拟。

西军在第一次入援东京时，除了部分留守东京外，其余的由姚古和种师中分别驰援太原、中山、河间。种师中因为在知枢密院事许翰的催逼之下，明知凶多吉少，不得已出兵，结果在榆次军溃身死。姚古又在盘陀大败。导致入援的西军精锐基本丧失。倒是在京城留守的那部分西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坚持守城40余天，体现了西军应有的作战能力。如果不是宰相愚蠢，制止第二批西军10余万入援勤王，东京的防御形势会大不一样。

最后，在说说折质彦弃守黄河的事，当时宋军主力已经被歼大部，还有的就是坚守河北危城（象中山、河间、大名等不少州府都是坚守到建炎年间，金兵第三次入侵时才陷落的。）朝廷只有再就地募兵组织防御，这种兵的素质可想而知。关于折质彦12万大军的由来，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对相近时期第二次支援太原的张灏的军队却有明确的记载。“三朝北盟汇编”中是这样记载的：“且命张灏为陕西路都曹兼河东察访而督其军，军旅甚盛，河东之人皆喜曰：太原围解河东安矣。然河东七月虽暄旦暮巳凉，铠甲可御。人相视曰：炎暑固不可用兵，今已凉而犹未进，事将柰何。又见官军之过者皆江浙闽蜀之人，俯偻跛辟，竟日转徙道途之间。问之曰：汝何为者曰：救太原兵也。”可见历史上象这样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其实战斗力都是一塌糊涂的，都是只能唬唬人的，实际上是不堪一击的，所以以这种兵守黄河，就是不逃，也是守不住黄河的。

所以纵上所述，有宋一代，军队的战斗力并不是人们相象的那样差，宋朝的灭亡也不是什么“将不识兵，兵不识将”造成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朝廷的腐败，直接影响到了军队的战斗力。还有就是高级军官的缺乏，导致北宋末年没有合格的统帅，那军队肯定是不行的。 同时应该看到，只短短几年，南宋新的一批将领有成长起来，成为抗金的栋梁，他们率领的军队已经能和金军抗衡并有收复失地的实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