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投降四十年后，小林正树试图通过《东京审判》来对二战中的日本作一个全景式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正确与否，不同立场的各方会有不同的解读。毫无疑问的是，这部电影的出发点基于的是日本的角度，而在其呈现的过程中也秉承了日本的价值观。
直至今天，日本都习惯将满洲事变、七七事变和太平洋战争割裂开来，视为不同的战争而不是同一场战争的不同阶段。然而战后的远东国际法庭强行取消了这种割裂，因此《东京审判》也就不得不正面这一系列事件的历史脉络，然后对这一条从侵华、袭美到最终投降的时间线作出其自身的解读。遗憾的是，这部试图以大局观着眼的电影在这点上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改进。当时苏联代表的确说不过地在审判中试图日俄战争拖进审判，然而日本将历史碎片化的解读在另一个方向也明显违反基本常识。
对日本来说，满洲事变和继而退出国联是将日本引上最终毁灭的标志性事件。自此开始，日本自绝于国际社会，逐渐与全世界为敌，直至国家全盘崩溃。然而就满洲事件本身，日本只将其视为军部不受控所导致的一个意外事件，基调定性是此事件是一件笨事而不是一件错事。其理由也很简单：那个时代的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如此，以此为借口来惩罚日本是不公平。
今天除了极右翼，日本的主流社会对于这段侵略他国的历史事实其实并不否认，但是从根本上说却坚持了一种极为效果论的立场。在日本看来，事实证明了海外扩张对日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以区区一个缺乏资源的太湖岛国，在国际大势整体倾向与和平的情况下进行扩张，最终结果必然是被全世界所抛弃。而日本的战后历史更说明了不需要海外扩张日本依然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还赢得其它国家的好感和认同。因此当初向外侵略可以说实在是蠢到家了，“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奥姆真理教”(丸山真男，日本战后政治学大师)，战争失败虽然很遗憾，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虽然日本并不否认历史事实，但其对侵略行为本身的确也缺乏是非判断。某种程度上，日本的这种不谈对错的态度倒说不上虚伪，毕竟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国家实力依然是国际政治里的根本的决定因素，然而完全地回避是非大概今天放眼世界也就只有日本人可以如此心安理得。这点对是非的缺乏在东京审判的一开始就能够看出来。同盟国的起诉基础在于战争事实的非正义：首席检查官在开场白里就提出了，日本给参战各方带来的这场浩劫必须有人对此负责，这个要求完全可以基于常识得出来，而整个审判的核心意义正是在于此。而日本的抗辩理由是(为其辩护是美国人)战争概念的合理：从战争发动时的国际法来看，无论怎样解释为了谋求国家利益而诉诸战争都是一个国家正当的权利，因此破坏和平罪即使是罪，也不能过后反溯而破坏基本法理，更何况审判者本身就是胜利者。当然最终结果其实遵循了“强权即公理”，战犯被从肉体上消灭了，而当然日本不会认为他们有多大过错。
很有意思的事，电影一点儿都没有回避天皇问题在整个审判中的隐形存在。同盟国将保天皇设定为了第一的政治任务，而来自澳洲的首席法官韦伯却一心想让天皇坐在审判席上。很有意思的是，今天日本丝毫不忌讳谈论天皇在二战中的角色，然而却并不承认中国提出的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这种二元划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人特殊的团结观念可以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天皇是不是军国主义者，对他们来说是最紧要的问题。在日本的逻辑看来，在每个人都为国负担义务的情况下，包括甲级战犯的所有人在道德上面都是同质的，所以如果说甲级战犯是军国主义者，那么所有日本人民也都是，倒推回天皇也是，而如果日本因为军国主义应该被世界所消灭，那么日本举国玉碎就是了，所以无论于人于己造成的痛苦再多，其结果再荒诞离谱，都实在是很“遗憾”啊。
这种“团结”的确除了日本其它任何国家都无法理解。对中国来说，皇帝所行不符天道，那最终失天命被推翻纯属活该，王朝可兴替，纲常必万古;对西方国家比如德国来说，政府的邪恶不代表民族的低劣，而从这种邪恶的政府下面解脱出来本身就是民族的解放。日本的这种上下同心从非日本的角度看，说好听点儿是脑子转不过弯，说难听点儿就是举国国民的独立人格都没发展完全，整个就一大原始部落，而天皇就是部落的大酋长而已。这种将个人完全投诸与集体的方式自然会导致是非感的丧失，因为伦理判断的前提就是个人对其行为的独立意识、选择和由之而来的责任。而在日本的这套语系下面，指责一个日本人的邪恶和指责一只蚂蚁或者蜜蜂的邪恶是一回事。
所以也不奇怪影片在伦理判断方面所展现的方式看上相当模糊。一方面，影片并不讳言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认为这是日本军部本质非人性的集中体现，是日本要永远背负的十字架，而且也承认大量的暴行无论放在任何角度，都已经超出了正常战争的范围;另一方面，影片又将南京大屠杀和广岛长崎的核弹不加以区分，并且辩解日军的残暴是因为缺乏对国际通行战争规范的教育所导致的，一句话，还是由于日本不与世界接轨搞出来的蠢事。然而却没有被触及的是，是不是加强了国际通行的军队教育过后，日本的暴行就会被避免呢?暴行单单是由于受教育水平有限吗?无论如何，很难想象一个动不动就万岁冲锋不惜自己生命的疯狂军队会给战俘有什么很人道的待遇。而要问如此的疯狂究竟从何而来，就会引向更深层次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当时的日本真的是一个举国奥姆真理教的话，这种疯狂的发生机制究竟是仅仅来自与政治、社会和军事的制度设计层面上，还是可以在民族深层次的心理层面上找到端倪。在这点上，影片没有给出任何答案，甚至没有设问。
由此来看，《东京审判》这部电影无论如何也谈不上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其全景式的反思也远没有达到深刻的程度。可以说它只是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方式将战后审判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像堆积，却浮光掠影地呈现了出来，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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