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虹野
在《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这本书中，看到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在１９６６年克尔曼报告中，认为“学校之间资源分配的差异，只能说明学校
当然克尔曼的观点更多的是假设，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对“学校在影响或极大促进社会更新方面所能发挥的威力的那种兴高采烈的情绪，逐渐被疑虑所取代。”因此， １９７３年克里斯托夫·杰克斯对学做的结论，被许多人认为是事实，而不是假设。
杰克斯认为“学校的改革对于减少学生在认知方面的不平等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学生之间
固然《一个被称作学校的地方》的作者古德莱德，对杰克斯的分析方法以及统计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如果“将一般性的学校与那些具有理想的条件和实践的学校相比较”，克尔曼的结论就未必适用了。所以古德莱德就致力于努力重建学校教育的研究之中。
显然，古德莱德对于当时的学校教育的差异对学生的差异表现是不相关的观点是支持的。只是他并没有对当时杰克斯的研究而对学校教育灰心丧气，而是致力于改变学校教育，从而使得杰克斯的论证丧失基础。
在对古德莱德的勇气和睿智崇拜之余，笔者也产生共鸣，不禁想到国内学校教育对学生的影响。
按照杰克斯的思路：我们国内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学校，对学生的学术成就是否有不同的影响，其影响是不是显著的。
或许不少人看到这个问题可能会嗤之以鼻，认为学校对学生的影响肯定是非常巨大的。诸如“衡水中学”、“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等名校的的升学率，以及全国各地对名校趋之若鹜，不惜用钱、权、房进行择校的现象，无一不论证了学校差异对学生学术成就的影响。当然在这里我们需要把学生的学生成就理解为高考的分数。
想到此，笔者都不禁好奇杰克斯当初的研究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的差异是什么了，为什么其结论在我们国内的学校不成立了呢？还是如古德莱德所猜测的那样，我们的“衡水中学”之类的超级中学已经“优秀”到了他认为的“理想的学校”了呢？
如果是古德莱德所说的理想的学校，诸如“衡水中学”之类的超级中学能够使得学生在其中获得与其他学校具有显著差异的学术成就，那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些超级中学是否真的拥有卓越的学校教育？是否真的拥有超越其他学校的优秀的“课程、教法和教师”吗？
显然，这个答案是否定的。课程是全国统一的，教法依然是利用题海战术，教师依然是学生“时间的管理者”。
或许每所超级中学“成功”的路线会稍有不同，但是“掐尖”却是每所超级中学的必要手段。
其中以北京的民大附中全国自主招生之后短期“蜕变”足以说明了“掐尖”对学校的“成名”的重要性。当智商高的好学生聚集在一起使得普通学校变成了“名校”，所以某所学校打出标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君子之乐也，亦师者之幸也。” 智商一般的普通学生聚集在一起，学校就沦落为普通学校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似乎是学生成就了名校。我们不难想象华师一附中的尖子生到了衡水中学依然是尖子生，差生依然会是差生，当然这里的尖子生和差生都是统计意义上的。我们不排除会有极个别的尖子生 或差生转校之后会来个大变身。当然我们也没有条件做这样的实验。
即便如此，“掐尖”现象似乎又验证了杰克斯的结论，不是学校成就了学生，而是学生成就了学校，学校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们这些名校们肯定不会这么认为，他们会认为这些学生在其他学校肯定不如在他们学校更有成就。反正无法实证，大打口水战倒也无妨。但是“好学生成就名校”却是被“掐尖”行为被坐实了。而名校成就学生却是无可考证。
但我们也确实发现有不少学校转到名校之后成绩会出现提高，这里不得不说杰克斯所研究的学校的差异性究竟有多大了。在一个拥有超级中学的地区，很难有和其抗衡的其他学校，学校之间除了教材是一样的之外，其他资源差异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师资以及教师待遇的差异。这和美国学校均衡性相比，美国中学的差异和中国中学的差异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说中国资源不同的学校确实会对学生有不同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似乎更多来自于各个学校教师的生活水平和心情。
没有好学生的学校，教师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获得好的评价，也就无法获得好的职称、地位、待遇。人穷思变，教师也一样。正是这种教育资源的差异性，造就了教师的流失，同时也造就了学生的流失，也造就了超级中学。
最后，笔者不敢像杰克斯那样，冒然下结论说中国不同的学校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是“好学生造就好学校”却是可以肯定的。
作者：虹野
编辑：虹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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