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者许多时候也会“蒙启”

近来，严复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事实上，被誉为晚清“西学第一人”的严复，其思想、政治遗产，最亟需的，不是盲目继承，而是清醒反思。

学术上，严复扭曲作者本意翻译《天演论》，鼓吹错误的救亡思想

严复一生事业中，以译作《天演论》最为知名。此书译自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名作《进化论和伦理学》，但并不是一部好的译作，其中夹带了太多严复的私货。5万余字的译文中，30条案语，占了约1.7万字。①以至于这本宣称译自赫胥黎的著作，完全背离了作者原意。这种翻译模式，也与严复自己所倡导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格格不入。

严复所加的这些案语，与赫胥黎的原意大相径庭。在赫胥黎看来，自然界没有道德法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人类社会具有高于动物的“天性”，在道德律的约束下，是能够相亲相爱、互助互敬的。换句话说，只有“自然达尔文主义”，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但严复却在按语里大肆吹捧“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也一样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完全忽视了道德法则。②

严复吹捧“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迎合了甲午惨败后国人救亡图存的迫切心理，但实际上走的却是一条歧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承认“弱肉强食”乃人类社会基本规律，20世纪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纳粹主义”，其思想背景里，都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子。

以美国1882年的《排华法案》为例，即不难窥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危害——为通过《排华法案》，美国参众两院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先后听取了一百多名证人关于中国移民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被汇集成一部长达1200多页的报告书。在报告书里，当年美国的精英阶层，普遍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依据，将华人视作必须扫地出门的对象。譬如A·B·Stout医生认为：为保持我们种族的纯洁和优越性，必须立法禁止中国移民，“一切宽大自由的法律都是专为采用这些法律的种族制定的。不让劣等种族享受这些法律，并不是压迫。我们同欧洲人通婚，那只不过是繁殖我们自己的高加索类型；我们同东亚人混合，那就是在创造退化的混儿。”再如，James·P·Dameron律师认为：中国人脑容量太小，无法建立一个文明的自由政体，“所以还是让他们留在原来的地方为好，这是因为他们与白种人相比是一种劣等种族”。③

就功利的角度而言，强势民族吹捧“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然有美化其对外掠夺行为的好处；至于弱势民族吹捧“社会达尔文主义”，除了在精神上用“弱肉强食”刺激国人外，并不能起到任何改善自身境况的作用；而在更多的时候，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吹捧，适足以令弱势民族丧失生存的信心。

梁启超就曾是一个因之丧失了信心而痛苦挣扎的典型案例：一方面，梁深受严复的影响，高度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方面，身为弱势民族的一员，梁又不愿意承认本种族劣于其他强势种族。所以，梁不断哀叹“只有欧洲人有资格被称作‘历史的人种’，“条顿人实今世史上独一无二之主人翁也。”其主持的《时务报》，则一再刊译来自日本“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者的论文，宣传“凡人筋骨肥大，其脑必小。……人身极高而脑极灵者甚罕见”的观点，冀图通过嘲笑俄国人“不知文明为何物”，以寻回些微自信。

严复译《天演论》

《天演论》自1897年问世后，十余年间就发行了30多个版本，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达尔文主义”横行中国知识界。有学者曾如此总结道：“严复一直拿天演论的各种观念来推动中国的改革运动，作为他提倡中国改革运动的理论根据，强化他的理论基础。后来梁启超也强调达尔文的进化论。孙中山也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信仰者，他以达尔文主义作为他革命理论的根据。近代中国一直到三0年代的鲁迅、胡适等人都深受影响。胡适是非常有代表|生的，他提倡文学革命，是典型的达尔文主义者。顾颉刚著作《古史辨》，也受达尔文的影响；鲁迅则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很多深刻的看法都受达尔文的影响。”④

所幸的是，在1920年前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终于渐渐挣脱了严复所灌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束缚。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反省道：“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

政治上，严复曾反对“兴民权”，反对“共和制”，倡导回归儒学

学术以外，在政治观点上，严复也难称清醒。严复曾留学英国，亲身体验过当日西方政治体制的优越性，也认可这种优越性，但始终坚持认为中国的现状，并不适宜效仿西方。

此种理念，辛亥之前，严复已有过明确的表达。1895年3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刊文《辟韩》，阐述其变革理念。严氏在文章中明白表示：自秦朝以来历代之君，全是窃国大盗，其国乃“窃之于民”；民乃国之“真主”，故窃国者必对其“弱而愚之”，使其不能觉察自身的“真主”身份；国家乃“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乃民众的“公仆隶”。

如此言论公诸报端，在当日可谓惊世骇俗。但文至中途，严复却笔锋一转，说道：当下并不能走兴民权、抑君权的改革路径，理由是：“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意即：“兴民权”虽好，但民众开化程度不够，现在还不能搞。⑤

进入民国，严复的政治立场依旧，“终觉共和国体，非吾种所宜”。在好友莫理循的信中，严复认为，“按目前状况，中国是不适宜于有一个像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三十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⑥仍然认为民众开化程度不够，共和虽好还不能搞。

除了民众开化程度不够之外，严复坚持上述政治立场，还有另一个理由，即根据其深信不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严复构筑出了一条人类社会政治体制的“必然进化路径”——“始奴虏之于主人，继之以专制之君上，又继之以有限之君权，又继之以立宪之政柄”——严复认为，若不能按部就班走完上述“进化路径”的每个环节，跳跃式发展，是要造成巨大灾难的。⑦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作为“开眼看世界”的人物，严复晚年何以却在大力倡导儒学，认为“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觉彼族(西方国家)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

概而言之，严复在晚清翻译西方著作，自有其启蒙价值，然介绍其启蒙价值的著作已汗牛充栋，反思其“启蒙”本身所存在的“蒙启”的另一面者，却仍甚为罕见，实在是一件憾事。这种反思的缺失，难免会使得今日对严复思想、政治遗产的继承，出现不必要的偏离。

严复墓，位于福州郊区

注释：

①李萍：《斯宾塞与赫胥黎之间:<天演论>中的严复》，《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②陈友良：《理性化的思考与启蒙——严复思想体系初探》，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③谌旭彬：《社会达尔文主义扭曲中国转型之路》，腾讯历史《转型中国》栏目第19期；④白云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输入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郭正昭先生访问记录》，收录于《南港学风 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九州出版社，2013；⑤严复：《辟韩》，收录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科院出版社2003，P258；⑥《致熊纯如书》（十一），《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611页；⑦严复曾就民国政治的“跳跃式发展”嘲笑道：“今何意当此二十世纪之初，吾中国由专制之法，越宪政法君而直成于民主，猗欤盛哉!人间何世，老朽乃幸须臾无死，及见此德化之成也。”⑧《与熊纯如书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