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长城的概念和范围

万里长城是宝贵的世界遗产，大同长城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好大同长城，既是当今时代对社会各界的迫切要求，又是未来发展给大同人民的宝贵机遇。为做好这一系统工程，需要对大同长城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首先需要界定“大同长城”这一基本概念及其准确范围。

 一、科学确定大同长城的概念和范围，为保护提供依据，为利用设置底线 

（一）明确概念是确定范围的前提，更是从事大同长城各项社会工作的必备基础

“大同长城”的概念尚未科学确定，首先是因为“长城”这一概念尚缺乏科学界定。“长城有时指个别具有防御功能的墙体，有时指以较长墙体为主的纵深防御体系，有时指具有与墙体一样防御功能的某些其它构筑，有时则泛指几乎中国古代一切被论及的防御工程。长城一词内涵和适用范围的不确定性，不仅反映了长城研究者对长城名词使用上的不严格，也影响了对长城的深化研究。”（董耀会接受2006年中国长城新闻采访团语）。

长城的概念尚未能科学界定，或者说还没有公认的概念，是由长城自身的丰富性所决定的。近年来，对长城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历史军事的范畴，而是扩展到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乃至长城沿线的水文、地质、农业、交通等多个学科领域，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由于人们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原本就不甚明了的长城概念，如何科学界定就越发棘手，尤其难于得到公认，进而导致了各领域的研究者、工作者自行其是的局面。

（二）不弄清楚范围就难以开展科学研究，更谈不上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大同长城

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为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而展开，而要科学地研究，前提就是要搞清楚研究范围。大同长城最早是什么时期兴建，时间跨度多久？有形的文物遗存有哪些，无形的文化遗存有哪些？研究侧重点在哪个时期？如此等等问题。如果连时间范围也没有弄清楚，自然谈不上能够科学地研究。

从保护的角度来说，起码是需要以空间范围界定作为工作依据。虽然有国家的《文物保护法》《长城保护条例》等作为长城文物保护依据，但是，在具体执行时仍然存在着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之一，是空间范围模糊导致的歧义纷呈。例如，作为省界的边墙两侧的墩台，其作为文物的保护归哪里管，是什么级别，保护范围该划多大等，这些工作是非常具体而要求范围清晰的，但作为工作基础的这类范围划定工作却仍然较为薄弱，这就直接影响了大同长城文物的有效保护。

从合理利用的角度上看，大同长城内容范围界定的工作更是迫切。例如，目前对大同长城进行利用的主要方式是旅游开发，国家法律法规对长城作为特殊文物的旅游开发有诸多前提要求和限制，但由于概念不清、范围不明，对长城沿线由城、堡衍生的诸多古村落一旦未能纳入文物保护体系而盲目开发，开发者很容易触及法律底限而违法甚至犯罪。

（三）要科学确定大同长城的范围，必须从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所需出发进行研究

要科学确定大同长城的范围，必须从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所需要的各方面、各层次进行全面、系统、具体的分析研究。

研究如何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大同长城，需要从大同长城自身特殊实践入手，既要解决长城合理利用的迫切性与相关理论研究的匮乏性之间的矛盾，又需要科学处理长城地域分布广泛性与长城文物保护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要把法律规定、学术规范、科学规律与实务可行性结合起来，预先、系统、准确地揭示大同长城的保护与利用应秉承的思路、途径、要点、方式与方法。不能全面支撑有效保护或者不能科学指导合理利用的研究，自然是不科学因而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的。

二、“大同长城”的时间范围：主体在9个时期，绵延达2100多年 

（一）大同长城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与整个中国长城“自始至终”共存

有关资料中，最早的长城是公元656年的楚长城①，但是这一说法有争议，比较公认的是战国时期诸国修筑的长城。

战国时期，今大同市的南部首先修有中山长城。《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侯六年也就是公元前369年“中山筑长城”，罗哲文在其专著《长城》中指出：“中山长城的地理位置在中山国的西南部与赵、晋交界处……在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地区，纵贯恒山、从太行山南下。”据此，此段长城当经过大同的灵丘县南部等。当然，这些遗迹的确认，还有待考古发现。

与统一时期的其他国家一样，战国时期的赵国也把修筑长城作为强化边境防务的重要手段。《史记·赵世家》记载：（肃侯）“十七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赵肃侯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333年左右，修筑了南北两道长城，其中北线长城“位置大致在飞狐口、雁门关一线”，②也就是说，应该在今大同市的灵丘县、广灵县一带。

除了赵肃侯所修的南北两道长城外，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也修了一道长城，根据《水经注》③的一些记载，推测应在今大同市以北的内蒙古南部地区，其东端经过大同市最北端的天镇县进入河北宣化境。高凤山在其著述《赵武灵王与大同》④第四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记载，证明在今大同市境内南部和北部，曾修筑有上述两道赵长城。

从公元前4世纪的中山长城开始，至少到公元18世纪结束，大同的长城建筑史延续了2100多年，与整个中国的长城建筑史相始终。

（二）大同地区至少有9个时期10个政权的长城遗迹，最晚是清朝

继战国时期之后，又有秦、汉、北魏、北齐、隋、金、明、清8个时期先后在大同地区修筑或修缮长城。

“清长城”的提出，始见于姚剑1984年《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一）》，但是目前相当多的人并不认可，更不同意将其与“明长城”“秦长城”等概念相并列，但是笔者支持这个概念的提出和建立。例如，雍正中定议令“边军边民于农隙之时计工分段，合力同修” ⑤并置税关于各口，稽查商货出入。这说明至少到清朝雍正年间，仍然按“前朝修长城之旧制”，由地方文武官员承修。有了当时历史时期的痕迹，长城无论从建筑物本体还是其功能、作用，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虽然工程规模相对明朝时期小而零散、多修缮而少新筑，但也应该以“清长城”的名义予以独立记载和研究。

（三）目前大同长城的实物遗址，现存最多、保存最完整的是明长城

中国历朝历代的长城，大致都有一定的实物遗存，而整个长城实物遗存中最丰富、最完整的是明代的长城。与全国一样，大同明长城现有的实物遗存最多、保存最完整。

对明朝而言，大同地区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尤其是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距京只有300多公里的大同，直接成为京西门户。为了对抗异常严重的北部边患而迁都北京，为了拱卫北京而大修长城，尤其是大修大同长城，也就顺理成章。因大同明长城相对其他时期长城构筑最精良、规模最宏大，因此现有实物遗存最多、保存最完整。 

 三、“大同长城”的空间范围：主体在现今大同市域，涉及近邻三省市区

（一）尚须整体研究的大同长城的空间范围广泛，不宜抱残守缺

“大同长城”既是一个现实的概念，更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概念，因此大同长城既有一个主体遗存所在的空间范围，又有一个历史文献所反映的空间范围。形成于9个时期、10个政权的大同长城，其范围绝不局限于、也无法局限于今日大同市的行政区划里，而是涉及晋、蒙、冀、京四地，形成一个范围宽广的“大同长城”，这一区域北到呼和浩特，东起居庸关、西至偏关、南到雁门关。

呼和浩特是一个因大同长城而诞生的城市。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明蒙间签署了“隆庆和议”，此后大同长城沿线获得了近60年的和平。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是蒙古首领俺答汗和三娘子，他们在大同长城上接受了明王朝的封号“顺义王”“忠顺夫人”后建立了“归化”城，就在今天的呼和浩特。在明朝的早期，呼和浩特所在地以及周边地区也在明版图之内，属大同所在辖区。不光研究大同明代长城，研究大同其他各时期长城也要关注呼和浩特及附近地区。

居庸关形势险要，历史悠久。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把全国分成了13个行政区，包括1个“直隶”和12个“承宣布政使司”，“十三省各有一都指挥司”⑥“山西”和“北平”两处，交界处即在居庸关附近。到了明朝中后期，“大同镇”的防务范围东限移到了今晋冀蒙三省交界的平远堡，⑦大同与北京之间增置了宣府镇，即今河北省宣化，但军事仍然是一体重要，合称为“宣大”。

偏关是黄河与内外两道明长城交汇的地方。明朝早期，河套以北、以南，均属于明版图，那时候的偏关和大同一样，同为较接近“腹里”的地带。但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其附近众多卫所的放弃和内迁，河套地区复归蒙古贵族，明长城的大规模修筑也令偏关也成了名副其实的“边关”，成为拱卫中原地区的 “外三关”之一，是大同防御区的组成部分，其附近的丫角山为大同镇的最西端⑧。

雁门关在大同市以南，古称勾注塞，唐朝开始设置雁门关。在多个朝代里这里发生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战事，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明朝时期，雁门关是“九镇”中“大同镇”与“山西镇”接界的地方，“偏关、宁武、雁门，自西迤东三关并列，西尽黄河东岸，东抵大同”⑨。

如此广泛范围的大同长城，必须全面关注和调查研究，要防止抱残守缺。但如果我们简单机械地将其作为大同长城保护工作的空间范围，那就未必适宜甚至大错特错了。

（二）亟待有效保护的大同长城的空间范围确定，必须依法办事

今大同长城文物保护的空间范围在今大同市行政区划内。这首先是由大同长城遗址分布本身所决定的。明以前的早期长城，主体仍然分布在今大同市境内；明大同长城的各种遗址，在今大同市境内有三分之二。其次，当前长城文物保护和其他文物一样，也按照“属地管理”与“分级管理”的原则，实行“分级负担”与“逐级配套”，这使对大同市各种长城遗址的保护有了明确的针对性。

大同长城文物保护也需要突出重点。今大同市行政区划有4区7县，分别是城区、新荣区、南郊区、矿区、天镇县、阳高县、广灵县、浑源县、灵丘县、大同县、左云县，均遗留有长城遗址，其中有的地区还有不同历史时期的长城。长城遗址相对丰富的有天镇县、阳高县、新荣区、左云县，有多个朝代的长城，发生过“白登之战”“参合陂之战”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战事，而且长城的各种实物组成多样而相对完整，应该是保护的重点。

（三）尽快合理利用的大同长城的空间范围集中，需要内引外联

作为历史概念的“大同长城”，其空间范围远远大于现在的大同市范围，更超过了整个雁北地区；当前大同市的长城文物保护范围就是大同市的行政区划范围。但是，开发利用大同长城，则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契合点。

以阳高镇边堡为例，附近方圆几公里，长墙蜿蜒，烽燧密布，堡垒森严，无论从观赏还是文物研究角度，都有非常高的开发利用价值。但是这些遗址所在地域分属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两地农民的田地在长城两侧互相交错，一旦开发利用这段长城遗址，势必要面对诸多困难，若自我封闭，则肯定一事无成。大同在历史上经常是这一地区长城的中枢指挥机构所在地，大同今天的行政管辖范围变小了，但合理利用大同长城却必须放远眼光，与兄弟临近友谊地区加强联系、交流与协调，否则，历史上长期密切往来的远亲近邻，各自为战地开发长城，势必无序开发、恶性竞争甚至相互拆台。

历史地看，大同长城的空间范围东起居庸关、西至偏关、南到雁门关、北到呼和浩特，横跨内蒙、山西、河北、北京，是中国长城这条巨龙的胸颈段；现实地看，需要有效保护的大同长城，其空间范围东起天镇县平远头、西至左云县二十边、南起灵丘县花塔、北至新荣区得胜堡，只限于今大同市行政范围；发展地说，能够合理利用、具备发展旅游业条件的大同长城，其空间范围主要集中在大同市北部，从东到西依次有天镇县新平堡、阳高县守口堡、长城乡、新荣区得胜堡、左云县宁鲁堡，但涉及到和内蒙古、河北的协调合作。 

    四、“大同长城”的物质遗存范围：城防体系为骨架，相关古建为血肉 

（一）大同长城的基本骨架，是城、堡、墙、壕、墩、台等所构成的城防体系

大同长城的基本骨架内容和整个中国长城相同。就长城的形制和防御功能而言，它是一个严密、完整的、有机的防御体系。在2006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国家《长城保护条例》中的第二条指出：“本条例所称长城，包括长城的墙体、城堡、关隘、烽火台、敌楼等。” 

中国的长城实物遗存种类很多，但是无论从材质、所处自然环境、主要功效、构造方式等多个角度，在大同地区几乎都能找到标本。

（二）大同长城的血液与肌肉，是与大同长城密切相关的内外交通与沿线聚落

长城作为一个立体防御体系需要大量的支撑，例如交通网设计，当年的官道有的到今天依然在发挥作用。在今大同长城沿线，有大批古村落群，是直接由长城军事堡垒衍生出来的。以新平堡为例，如今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古建筑，与当年长城设置以及其功能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研究大同长城，不光要注意直接的军防设施，与之相关的建筑比如镇边楼、英列祠、官署、宅第等文物古建筑，也是大同长城物质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以重点研究。

（三）大同长城的皮肤与毛发，是大同长城区域不可忽视的水土植被等自然风貌

大同长城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因此支撑这个系统的外部物质环境，也应该加以关注。以大同长城沿线的森林植被为例，明朝时期有定期的在长城周边“烧荒”制度，目的是为了不给接近长城的游牧民族骑兵提供给养和藏身之地，从而使大同长城沿线几乎“寸草不生”，这在当时是很实用的戍边手段，但是也直接导致了区域自然生态的恶化。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阳高大泉山人工植树造林为范例的大规模人工种植，开启了“三北”防护林的先河，50年后的今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知道了历史起因，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规划布局，这是大同长城直接影响当代环境的一个例子。 

 五、“大同长城”的非物质遗产范围：政治、军事主导，经济、社会并重 

（一）多民族在冲突中融合是大同长城政治、军事功能的集中体现

大同因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的大同长城有一半为少数民族所修，大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不断融合的地区，大同长城就是中国军事、政治等多角度的融合体，留下了多处古战场、古关塞、古城堡和军府遗址。长城功能中的防御与进攻，都是为了最终的和平，其军事功能一直是这些责任的保证。在漫长的风雨岁月里，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融合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使它成为长城内外各民族人民共同的家园。

（二）超越长城的人员往来、财物交流影响了整个中国北方，形成了晋商和晋商文化

大同长城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是承载了物质贸易、情感交流、人员流通的责任。影响近代中国经济几个世纪的晋商，即发祥于大同长城。明朝早期，为了边防的需要，在大同率先开始实行“开中制”，大量的人员物资开始流转，逐渐地，大同成了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重要物流枢纽，北到今乌兰巴托，南到今越南，东到今日韩，西到今莫斯科，影响力之大、影响之深远，文化内容之深厚，都是今天我们研究大同长城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既是古战场又是古商埠的大同长城，滋养了大同独特的人文风貌与民俗文化

大同长城文化以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政治、军事冲突为主线，却促进了长城内外两大区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是多民族融汇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形成历史的集中体现，也滋养出了大同独特的人文风貌和民风民俗。

例如大同的得胜锣鼓、九曲黄河灯阵、道情等，这些广被喜爱的娱乐活动，都有着浓厚的军旅色彩。 “金得胜、银助马”遗留下来的门墩、门楼上精美的雕刻，见证着商阜的繁华。大同人“贵少贱老”，是游牧民族留下的烙印，而大同多美女俊男，又是多民族血缘融合的体现。大同人过年要点旺火，农历七月十五要送面人，……这些风俗的背后，都有长城边塞文化的渊源。

大同长城的非物质遗产内容，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珍贵财富，我们今天加以悉心研究，是大同长城文物保护和合理利用的需要，更是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需要。 

    六、结语：大同长城的概念

大同长城，是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8世纪历经9个时期里10个政权兴建的，东至居庸关、南到雁门关、西至偏关、北到呼和浩特但主体在今大同市行政区内的，长期对蒙、晋、冀、京四省区广大地区具有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重要意义的，处于胸颈要害部位的一段中国长城。

                                          

【注释】：

① 《万里长城年表》，出自董耀会先生所著《长城万里行》。

② 《明长城考实·赵长城》华夏子 著 档案出版社 1988年7月第一版。 

③《水经注》：“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侧带长城，……有垣若颓基焉……疑赵武灵王之所筑也。”

④见《大同市历史文化丛书（第五辑）》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

⑤见《天镇县志》光绪十六年版，1984年天镇县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重印。

⑥《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时期图（一）说》 谭其骧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1年10月第一版。

⑦《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宣府镇》明万历癸卯版：“（宣府镇）东自昌镇界火焰山起，西至大同镇平远堡界止。”

⑧《九边图说·大同镇》明兵部编，隆庆刻本：“大同，古云中地也，西起丫角”。

⑨ 《九边图考》，明 程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