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联
春联称为门符、春贴、立春榜、福贴、门对、对子、挥（晖）春、春仔等。把贺年的吉利字词以多种书体、多种风格写在纸上，红底黑字，稳重而鲜艳。在华人社会，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增加喜庆气氛，表达对新年的美好愿望。有些春联还反映着不同行业的不同愿望。由此而言，春联无疑是观察民间风情的一个有效途径。
贴春联的习俗究竟起于何时，至今无准确的材料可资查证。早在西周，就在大门两旁悬挂长方形桃木板。《后汉书·礼仪志》载，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降鬼大神“神荼”、“郁垒”的名字，“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清《燕京时岁记》直接记为：“春联者，即桃符也。”也就是说，春联起源于桃符。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出现了中国第一件正规意义上的春联。后蜀君主孟昶喜欢标新立异，在公元964年除夕时突发奇想，让手下一个叫辛寅逊的学士，在桃木板上写了两句话，代替桃符挂在住室门框上。这件事在《宋史·蜀世家》有记录：“以其非工，自命笔题"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第二十三卷有更详细的叙述：“门联，唐末已有之，蜀辛寅逊为孟昶题桃符"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二语是也。但今以朱笺书之为异耳。”到了宋代，在桃木板上写春联已经相当普遍，因为习惯，春联仍称“桃符”。王安石就有“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诗句。再后来，桃符逐渐由桃木板改为纸张，叫“春贴纸”或“春联”，内容也逐渐发生变化，开始用骈体联语来替代“神荼”、“郁垒”，不只是避邪驱灾，还增加了祈福、祝愿的内容，一直延续至今。
景联
对联在风景名胜中主要出现在两种场所：一是名胜古迹或仿古建筑和传统园林，二是自然山水风光。始于晚唐五代，盛于明、清。时至今日，名胜古迹题写对联虽不如昔日之盛，而余韵尚存。从有形角度看，对联成为一种人工装饰乃至一个组成部分；从无形角度看，最明显的功用就是文化提升，内涵丰富，有力地烘托环境氛围，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云南昆明大观楼对联是迄今为止所见字数最多的对联，共180字，写于公元1765年，作者是清代孙髯翁（见右图）；清代许太眉题上海嘉定花神庙的对联，犹如一首清新秀美、温软伤怀的词：
“海棠开后，燕子来时，良辰美景奈何天。芳草地，我醉欲眠。崐楝花风，尔且慢到。
碧懈倾春，黄金买夜，寒食清明都过了。杜鹃道，不如归去。崐流莺说：少住为佳。”
山东济南千佛山北极台佚名题联则如散文：
“出门一瞧，数十里图画屏风，请看些梵宇僧楼，与丹枫翠柏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
归台再想，几千年江山人物，回溯那朱门黄阁，和茅屋蓬扉接壤，名者争名，利者夺利，圣者益圣，庸者愈庸。”
江苏镇江金山寺斋堂佚名题好似经文：
“一屋一椽，一粥一饭，檀越膏脂，行人血汗，尔戒不持，尔事不办，可惧，可忧，可嗟，可叹。
一时一日，一月一年，流水易度，幼影非坚，凡心未尽，圣果未圆，可惊，可怕，可悲，可怜。”
清末赵藩在成都武侯祠题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对联既概括了诸葛用兵四川的特点，又总览了治川策略，借此提出关于正反、宽严、和战、文武等政见，蕴含深刻的辩证法，极富哲理，发人深思。毛泽东1958年参观武侯祠时，曾给予高度评价。
集联
“集联”就是将古碑帖中的字打乱原有的顺序进行重组，要求符合对联的平仄要求。如果说常见的对联是毛笔书写现成的联语，集联则是以现存碑帖字迹组合成一种“以古为新”的形式，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再生性。集联到了清代被发扬光大，碑帖大量发掘，因为“文字狱”的关系，只有将个人心智沉浸在故纸堆中。吴昌硕一生便得益于石鼓文，集石鼓联成为个人标志。当代因为计算机的普及应用，提高了应用效率，集联无数，但存在文化含量不足的隐忧。
书法史中一些家喻户晓的名碑帖如《张迁碑》、《石门颂》、《诏版》、《峄山石刻》、《西狭颂》、《瘗鹤铭》、《始平公》等被前人集成数以千计的对联。《西狭颂》集联：“夜月高高露已下，坚冰栗栗云不行。”《爨龙颜碑》集联：“山光树色都无主，秋月春风不计年。”“兰以秋芳风自远，石如人立貌何殊。”《崔敬邕墓志》集联：“叫云呼月出，积石待山成。”“春树连山入平远，清泉流玉响丁东。”《郑道昭论经书诗》集联：“风生晓路秋霜后，人在秦川洛水间。”“凭高望远风斯烈，蹑险临深马不前。”
许多文人雅士在临摹王羲之《兰亭序》时，常常喜欢集字成联，最常见的如“尽陈古事观同异，不与时人列短长。”就在绍兴兰亭也有两件集联：“俯仰之间以为陈迹，少长咸集畅叙幽情。”“毕生寄迹在山水，列坐放言无古今。”许多名人也参与，一试身手，如王文治集联：“古迹虽陈犹在目，春风相遇不知年。”翁同龢集联：“兰有群情竹无一曲，山同月朗水与情长。”于右任集联：“每与同品得殊趣，斯与今人崇古修。”
清代经学大师俞樾的集碑字联，古朴浑成、静穆深远，有不少名作流传于世，成就出众。如集《金刚经》：“书有未观皆可读,事经已过不须提。”集《纪太山铭》：“观五岳而知众山小，凡百川咸于大海归。”集《樊敏碑》：“古人所重在大节，君子于学无常师。”集《校官碑》：“清绝作诗无俗字，闲来叩户有高明。”
对联史话
对仗成联自成一格
对联全面兴盛于宋代，文人学士大量介入。朱熹有开拓性功绩，撰有明伦堂联、书舍联、读书处联、格言联、赠联等。朱熹的贡献有三：一是以骈文句式同边自对撰联，使短联发展为长联，如题建宁府学明伦堂：“学成君子，如麟凤之为祥，而龙虎之为变；德在生民，如雨露之为泽，而雷霆之为威。”二是将骈文句式与律诗句式结合，创四七格，如“鸟识元机，衔得春来花上弄；鱼穿地脉，挹将月向水边吞。”三是最早创作用韵联，如赠漳州士子“东墙倒，西墙倒，窥见室家之好；前巷深，后巷深，不闻车马之音。”
真正把对联推广到民间的是朱元璋。朱元璋称帝后常微服出城，某年除夕经过一户人家，见门上未贴春联，便去询问，知道这是一家阉猪的，还未请人代写。朱元璋随即题写“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经此提倡，春联便沿袭成为习俗，传播至今。
对仗成联
对联是在骈文和律诗中的对仗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有当对仗句具有原创性，且作为独立文本存在时，才能称为对联。只有当短联发展为长联，且具有不同于律诗或骈文的结构时，对联才能成为独立的文体。严格地说，“对”与“联”有区别。对联句式需一定长度才能有节奏感、韵律感。对联每边至少四字，基本的句式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且有一定的平仄格律。不讲平仄的巧对，只能算文字游戏。
其次要区分对偶和对仗。两个并列、结构相同的修辞单位，称为对偶。对偶句在古诗文中早已出现。讲究平仄的对偶，称对仗。对仗句在诗词曲赋骈文中常见。赏析对联，要把对偶和对仗区别开。一切对仗都是对偶，但并非任何对偶都对仗。只有讲究节奏和平仄的对偶，才称为对仗。区分根据在哪？语言学家王力对此曾解释：“在骈体文中，虚词往往是不算在节奏之内的。自从节奏成为骈体文的要素之后，对偶就变成了对仗。对仗的特点是上句和下句的平仄要相反，两句在同一位置上的字不能雷同，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只算对偶，不算对仗。律诗在这一点上受了骈体文的影响，因为律诗中的两联一般是用对仗的。骈体文的对仗和律诗的对仗稍有不同；骈体文在对仗的两句中，虚词是可以雷同的。字的雷同意味着平仄的雷同。由于虚词不算在骈体文的节奏之内，所以这种雷同是可以允许的。”
自成一格
一副标准的对联，由相互对仗的两部分所组成，前一部分称为“上联”，又叫“出句”、“对头”、“对公”；后一部分称为“下联”，又叫“对句”、“对尾”、“对母”。除此而外，还有横批，往往是对全联带有总结性，能够画龙点睛的文字。
对联原本是从古文辞赋的骈词俪语派生发展而来，存在于诗、词、曲、赋、骈文，乃至散文、戏剧、小说等各种文体之中。《红楼梦》中就有很多对联，代表性的如：“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对联具有极大包容性，吸收多种表现手法，融合多种文体特征，尤其长联和超长联，集中国文体之大成，诗的精炼蕴藉，赋的铺陈夸张，词的中调长调，曲的意促爽劲，散文的自由潇洒，经文的节短韵长，兼收并蓄，自成一格。
现在大观楼前所挂的长联，是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云贵总督岑毓英重修大观楼后，命云南近代白族书法家赵潘以楷书书写、刊刻后制成，蓝底金字，字字珠圆玉润，悬挂了100多年。1999年，大观楼整修，这副长联由以前的木刻变成了重达200公斤的铸铜联。由此，“天下第一长联”又多了一个“之最”中国最重的铜对联。木制长联则被作为文物珍藏起来。释文如下: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昆明孙髯ran翁先生旧句 光绪十四年戊子春正月二日 西林岑毓英重立”
竖立门前画意诗心
彭 俐
横陈殿后琼枝花蕊，竖立门前画意诗心。
上面这副楹联（本人为写此文而草拟）既描述了楹联的特征、历史以及现状，也说出了书法在楹联中所呈现的意境。
关于楹联，尤其是春联，历史研究者较为认同的观点是，首先由五代十国时期的孟昶撰写，并逐渐成为一种由宫廷普及民间的传统文化风俗。
说到后蜀皇帝孟昶，人们就会想到他宠爱的花蕊夫人，即前面上联中提到的“琼枝花蕊”之“花蕊”。她是出生于青城山的女诗人，曾在《全唐诗》中留下描绘宫廷书法盛会的诗句：“才人出入每参随，笔砚将行绕曲池。能向彩笺书大字，忽防御制写新诗。”而“横陈殿后”之“殿”，则出自孟昶本人的《木兰花》一诗：“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暖。”
前面下联中，“门前画意诗情”之“画意诗情”，则是指楹联的审美本质与要素，即汉字本身就有线条构图之美妙，亦有字面以外带给人无尽遐想的诗歌韵味。古老的汉字是象形文字，其有型有款自不必说；而骈俪章句所特具的华丽文思与锦绣才情，则每每令人回味无穷。可以说，读懂“竖立”在世代簪缨或书香门第“门前”的对子，就仿佛破译了户主的心灵密码或平生趣味。
楹联虽然滥觞于一千年前的后蜀，但讲究对偶藻饰的骈文却出现在两千年前的汉魏，而对仗工稳熨帖且文采飞扬的诗句又呈现于三千年前的《诗经》和稍后的《楚辞》。在商周时期的民歌中，类似的对句脍炙人口：“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而屈原的诗篇更是联句多多：“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骈四俪六的名句亦多见于汉魏六朝的吟咏：“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
自古以来，中国一般文人墨客、豪侠英才、俊杰国士皆善于用楹联书写的形式表达心志。楹联甚至能够串联起一部历代民族脊梁的心灵史、奋斗史。有时与一副绝妙楹联谋面，如睹绝代佳人、国色天香，竟致过目不忘，沉吟不止。例如“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还如“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再如“家无儋石，心雄万夫”；更如“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以上分别由孙中山、林则徐、谭嗣同和梁启超四位先生撰写的楹联，若能得其墨宝真迹不时欣赏玩味，并与公众分享，将是何等美事？
楹联书写不光是文人雅好，更与百姓生活密切相连。千百年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习俗不断，而每个人自己尝试着撰写联句才是对传统文化的承继。曲艺家崔琦曾在连丽如说书的茶馆抛出一个上联，让在座者应对下联。其上联是：“辛弃疾、霍去病，疾病何时弃去？”偏巧我在场，不揣孤陋贸然对出下联：“文天祥、戚继光，祥光自有天继！”其对仗难点在于两个名字最后一字组成词组“疾病”和“祥光”；而两个名字中间一字也要组成词组“弃去”和“天继”。且都该是历史人物、英雄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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