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近代史上（尤其是在二战前的一段时期中），日本小军官或中级军官干大事搞兵变或先斩后奏的事情屡屡发生，1931年发生在沈阳的九·一八事变就属典型案例，实施军事侵略行动的只是日军的一个相当于营级的独立守备第2大队，而主要秘密策划者板垣征四郎只是日本关东军的特务机关头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军部及政府都是事后才得知详情并补充批准的；战事发生后，日本驻沈阳副领事官还专门去特务机关要求板垣征四郎机关长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却被一中尉军官拔刀相威胁而被迫离去了。
1936年2月26日清晨，一群朝思暮想发动“大东亚圣战”、构建由日本帝国主导的“大东亚新秩序新世界”的日本陆军“皇道派”军人，激进的下级军官（政变集团骨干为矶部浅一大尉、香田清贞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及野中四郎大尉等9人）率领1500余全副武装的官兵，高呼着“天皇万岁”激昂战斗口号，悍然发动了兵变，迅速控制了市中心，并残忍枪杀刀劈了他们心目中的多个“大日奸”及“大卖国贼”，其中知名者有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前首相，82岁）、内大臣斋藤实海军大将（77岁）、陆军教育总监渡边淀太郎大将（62岁）、首相冈田启介（73岁，侥幸余生，其妹夫兼秘书无意中做了他的替死鬼）及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侥幸余生）；随后叛军又占据或包围了陆军省、参谋本部、议会、陆军大臣官邸、警视厅、广播电台及五家报社等多个要害部门，还成立了所谓的“戒烟司令部”，并逼迫电台报纸公开广播发布了他们的起事檄文——《崛起宣言书》，还将“尊皇讨奸”及“七生报国”之类的宣传标语大量张贴在东京各个繁华地区的街头。
参与2·26兵变的“爱天皇，爱日本”小军官及士兵每杀死一名元老重臣后，都会激动地振臂高呼三声“天皇万岁”，他们也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希望改日本变军部独裁制度，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他们贸然发起的三日“政变”之后，他们所爱的国家却走上了一条更军国主义化更穷兵黩武的不归路。
被“政变”军人残忍杀害的八二高龄“大日奸”、前首相、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先生的不幸遇难，应该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日本向法西斯军国主义全面过渡的阻力，因此后来有历史学家称其为“日本国最后的刹车器”或“日本的凯恩斯”。
高桥是清，1854~1936，出生于平民家庭，后通过收养得以获得低级武士家庭名分，13岁即不畏艰险地跟随捕鲸船赴美国打工混日子，其间还因误解而成了“契约奴”，后由日本驻美总领事馆出面协调解除了契约才得以回国。回国后，他先后做过英语教师、豪门家族的门客、跟班、英语补习学校校长、大藏省文部省低级文官、日本银行职员、支店长、本店经理，最后做到日本银行副总裁。
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高桥是清先生奉派担任驻英国财务官，两年中五次为日本政府在英美法德等国积极推销债券及公债，他凭借过人的智慧及运筹帷幄能力，成功为日本募集到了14亿日元的资金（当时日本国的全年预算才4000万日元），故得以在日俄战争后的日俄经济战中也大获全胜；任务完成后被天皇授予贵族爵位，并升任日本银行总裁。
1921年11月，首相原敬遇刺身亡，经西园寺公望等重臣推荐，高桥是清接任了第20任首相并兼任大藏相。原敬被暗杀后，如果其所在的“立宪政友会”放弃组阁就意味着向右翼极端势力表示屈服，出于这种政治考虑，自然不可能在政友会以外物色继任首相人选。而担任首相一职也许并非出于高桥的本意，因此世人对作为财政家和大藏相的高桥评价很高，但对其作为首相的评价却乏善可陈。不久他又被选为民主政团“日本立宪政友会”总裁。
他上任后的首要工作是处理裁军问题。当时日本在华盛顿裁军会议上不得不接受美、英、日三国的主力战舰比例为5：5：3的安排，并完全同意保全中国领土完整（包括从中国撤军及拆除军事基地）、也同意以“日美英法四国条约”代替此前的“英日同盟”等决定。华盛顿体系的建立给予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政治以深远的影响，同时直接影响到高桥内阁的对内政策。为适应一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复苏和消除市场不景气的局势，高桥是清改变积极财政政策，实行预算紧缩。在制定1922年财政预算时，比上年度减少支出1.18亿日元。同时宣布除完成既定的新兴事业外，不再扩大建设投资规模。他还表示，一旦实现裁军后，将把军费节省之资金用于发展国家的文教及水利事业。
在高桥是清首相兼大藏大臣的主持下，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调整政治关系，对有关法律制度做出了重大的修改。他领导的政友会联合“护宪会”及“革新俱乐部”两大政团。共同组成了以加藤高明为首相的“护宪三派”政党内阁，开创了日本历史上的“议会黄金时代”。此外，新内阁还积极修改“治安警察法”、让妇女获得了组织和参加政治集会的自由、制定了《健康保险法》；通过议会批准了犬养毅提出的《整缩陆军建议案》和前田利定提出的《整顿纲纪建议案》。
作为政府中德高望重的财政经济家，高桥比较注重从国家经济实力和长远利益出发，制定理性的财政经济政策，这与三十年代帝国军部极力主张的无止境扩军备战要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他在担任冈田内阁藏相时已是81岁高龄，却坚决反对军部发起的一·二八淞沪作战，更力主大幅削减军费开支，经常与军部代表通宵论战，多次拒批军部的军费预算报告，当时惟有高桥是清才能让军部明白，执行紧缩财政政策谁也不能例外。
高桥是清极力压制军费的膨胀，在他参与预算编制的 1933 年至 1936 年，日本军事支出与国民收入的比率一直被稳定在 6.5％ 左右。他遇刺后，军费的加速飙升再无阻拦，很快即上升至15％，到 1941 年更增加到了27％。
“2·26事件”最终夺去了高桥是清这位担任过8届大藏大臣的杰出财政家及政治家的生命，也彻底结束了已呈雏形的日本现代政党政治；“事变”被天皇调兵遣将平定后，虽处决了17名祸首小军官及1935年刺杀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的下级军官相泽三郎等人，同时免去了“皇道派”后台人物荒木贞夫、眞琦及川岛三位陆军大将的职务并强制他们退出了现役，对其他间接涉案的高级将领则调离重要岗位（如柳川平助被调任台湾驻屯军司令官），在形式上彻底荡平了陆军中的“皇道派”势力，但日本陆军对政府决策的干预却上升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兵变被平定后，天皇还选择了代表“文官法西斯集团”的广田弘毅（其炮制的“广田三原则”还成了日本入侵中国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在战后他成了被东京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唯一文官甲级战犯）组阁并担任更疯狂的首相，代表军部法西斯集团的“统制派”也成了一支独大的鹰派势力。
高桥是清遇害后还引起了日本证劵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波动，足见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之深；他的离世终于让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大日本帝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可怕的不归路。
战后，饱受战争苦难、开始认真反思反省的日本人为了缅怀这位当年“企图浇灭战争引线的老人”，1950年代，高桥是清的肖像被印到了50日元的钞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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