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的中国，死了一位世界首富。
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数额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令李士祯想不到的是，这一公告会在其后几十年里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
17世纪后期，康熙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于是，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此后中国对欧洲的贸易维持了近百年的贸易顺差地位，使全球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期间，广东十三行独揽中国外贸长达85年，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
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是13家，多时可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但由于它享有垄断清朝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陆，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故“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这个商人群体，曾经营了大清王朝全盛时期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一度活跃在中西贸易的舞台上。当年，这些中国商人被西方世界认为是18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东十三行”中也出现了一批豪商巨富，如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伍秉鉴、叶上林等，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在现在看来，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十三行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鉴而扬名天下。伍秉鉴在经营怡和行时，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虽然是满清的官商，却懂得依靠西方商人的贸易发财致富，让他的商行在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在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贸易额达数百万两白银，伍秉鉴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仅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甚至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富翁”。
伍秉鉴在西方商人的眼里享有不错的名声，众多关于伍秉鉴的趣闻逸事也在当时外商中流传甚广。其中一个故事，使他成了中国商人慷慨大方的象征。据说当时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与伍秉鉴合作经营了一项生意，但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然而他又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故也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知道此事后，并没有为难这个商人，而是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对波士顿商人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说完，他就把借据撕个粉碎，并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对方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国。伍秉鉴这个惊人的举动，让伍浩官的豪爽名声在美国脍炙人口达半个世纪之久。当然，伍家所积累的财富也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成为当年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
在美国历史上，曾有一位留下八位数遗产的“千万富翁”，他就是1848年去世的当年美国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阿千万”死的时候，遗产估计有2000－3000万美元。而阿斯特混成美国首富，靠的就是和当时的大清朝做买卖。他其中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就是当时富可敌国的伍秉鉴。
伍家怡和行的主要业务是茶叶贸易，但是，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夹带鸦片。一方是朝廷官府，一方是多年来贸易往来的生意伙伴，两边都得罪不起。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伍家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希望能就此结案。但是，林则徐认定这1037箱鸦片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商串通一气欺骗官府。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第一次中英战争爆发。据一位美国商人的记录，伍秉鉴当时“被吓得瘫倒在地”。伍秉鉴清楚地知道，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正是不满垄断贸易，一旦英国获胜，十三行的独特商业地位将被迫丧失。
战争甫一开始，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就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纵然如此，清军仍全线溃败。1841年5月，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广州城下时，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亦无心抵抗，于是令行商前往调停。广州城外，伍秉鉴之子伍绍荣奉命与英军讨价还价。最终，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按协议，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这600万元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元。
这次赎城之举没有给伍秉鉴等人带来任何好处，而是引来了更多的非议。从战争一开始，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就被涂上了内奸的阴影，不管他们捐献多少银两，也抹不去这个影子。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在战败赔款中，伍家被勒缴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
作为王朝没落时期的一名富商，伍秉鉴所积累的财富注定不会长久。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商业帝国。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还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从1800年到1843年，伍氏家族先后捐了1600万白银。由于行商资格一旦入了行就不能退出，谋求退休的伍秉鉴花了90万银元（一说银两）的代价，才将位置改由他儿子顶替，但官方仍要他负担作为行商一切的责任。他只好进一步表示，愿意捐献个人资产的80％给官方，以求安享余下20％财富，仍不能如愿。
1843年，伍秉鉴病死于广州，曾经富甲天下的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纷纷破产。第一次中英战争之后，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十几年后，一场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熔化的白银顺着水沟流出了几里，十三行地区除一栋房子幸存外，全部化为灰烬。据当时南海知县华延杰在《触藩始末》一书描写：“夜间遥望火光，五颜六色，光芒闪耀，据说是珠宝烧烈所至。”
为何在中国从没有一个商业帝国能坚持百年，也许从伍秉鉴的经历中可以找到答案。任何依附于官制下的商业行为，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即便是首富也不过是他人手下的草。风云突换之时，正是财富转手之日，这也许就是历史上中国商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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