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西藏路分为北、中、南三段，其中西藏中路由泥城河（浜）演变而来。老早在北京东路西藏中路还有一处名叫“泥城桥”的公交车站，许多上海市区地图也在今北京路西藏路口处另外标出“泥城桥”。许多上海人也感到迷惑，这里既无“泥城”也没有桥，这个地名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得从早期的英租界和西藏路的历史讲起。
▲ 泥城桥，黄浦区地名图（2018）
▲ 北京路、西藏路口，这一带俗称“泥城桥”。前方的“大观园”是上海一家著名的浴室。拍摄于1946年
▲ 历史上，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以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为界线，门牌编号各自为政，两租界均以靠近分界线一侧为小号，公共租界南北向马路以分界线处为小号，向北逐渐放到，法租界则相反，南北向马路也以分界线为小号，向南逐渐放大
▲ 大世界为西藏南路1号
1845年11月英国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订立《上海租界章程》时，只规定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之间的黄浦滩以西之地作为英国人的“居留地”，没有确定西边的界线。第二年上海道和英国领事才又一次确定，这个居留地的西界为今河南中路，今河南中路旧名“界路”，也由此而来。随着上海租界的建立，来上海定居的侨民和生意人越来越多，房价和地价也大幅增高。于是上海的英国跑马总会将原来设立在抛球场（今河南中路西，南京东路北）的一个跑马场以高价售出，又另外在今西藏中路的地方以低价购进一块土地重建跑马场，造成了事实上租界面积的扩大。这一年上海发生了“青浦教案”，1848年3月8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和慕维廉三人违背当时议定的“外人走行之地，以一日往返，不得在外过夜”的规定，擅自闯进离上海90华里的青浦县城，他们在青浦城隍庙及附近地区传教和散发教会传单，引起大批乡民和漕粮水手争相索取。混乱中雒魏林举起手杖在水手头上乱打，引起水手的不满和愤怒，水手也向雒魏林还击，混乱中三位外国传教士受了点轻伤。▲ “青浦教案”发生地——城隍庙西牌楼，图片来自绿色青浦事情发生后，英国领事阿利国（Ruthford Alock，又被译作“爱尔考克”，今沪东的安国路旧名“爱尔考克路”，即以其名字命名）不仅不自责英国传教士违背规定私闯青浦和打人行为，相反还小题大作，要求上海道“给予完满的赔偿”。此一无理要求遭上海道咸龄拒绝，于是阿利国就派副领事罗伯逊乘“爱司比格”号军舰前往南京直接向两江总督李星沅进行恫吓。在上海的其他国家领事也采取措施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在外国列强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将咸龄革职，赔偿白银三百两，并将参与“肇事”的水手十余人逮捕，枷号示众。由于清政府的软弱和妥协态度，使列强的气焰更加嚣张，地方官员对于外事处理更为胆小慎重，所以当这一年英国领事要求租界扩张时，新上任的上海道吴健彰很快就答应了这一要求。1848年扩张后的租界就相当干今苏州河以南、西藏中路以东、延安东路以北和外滩以西的范围。▲ 1860年《上海新报》刊登租界土地出让的消息，上面（西侧）就是“泥城浜”，不过，当时标注为“土城”
今西藏中路原来是连通苏州河与洋泾浜的小河，并没有名称。当1853年9月上海县城爆发小刀会起义时，由于小刀会是打着太平天国旗号的，而太平天国又自称信奉“天主”，所以在上海的传教士对之采取同情态度，同时，由于太平天国仅在两年时间内从广西沿湖南，顺长江攻克南京，势如破竹，清廷与太平天国之间胜负尚难以确定，所以列强采取观望策略。为保护租界利益，租界提出“武装中立”的口号，一方面他们调动军舰驶进黄浦江，另一方面上海的英、美、法三租界联合起来组织了一支准军事化的商人武装——上海万国商团。为了阻止清军通过租界攻打城内义军，租界就把西界的小河拓宽挖深，挖出来的河泥就堆成一道护体，因为这条河是临时开挖并用于保护租界的，所以就被叫作“护界河”或“护城河”。当清军将领吉尔杭阿率军队前往上海镇压小刀会起义时，由于租界不同意借道，大批军队就只能滞留在“护城河”的西边，即今西藏中路以西的地方安营扎寨。▲ 外国人手绘的小刀会起义时期军事地图，左侧的小河，地图标注为small creek，就是后来的“泥城浜”
大批从四川一带调来的清军士兵并不知道洋人洋枪洋炮的厉害，也根本不把洋人放在眼里，他们经常向“护界河”东面的租界放冷枪，有时士兵还结伴闯入租界寻开心。据记载，1854年4月3日，几个冒失的清军士兵闯入租界后调戏并打伤了几个外侨妇女，于是引起了上海清军与租界的冲突。第二天清晨，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军舰向停在苏州河口的清军战船发起炮轰，清军战船除了一两艘沿着苏州河逃走外，其余全部被英军扣留。下午，上海万国商团和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约380人在美国副领事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今杨树浦的怀德路旧名“威妥玛路”即以他的名字命名）指挥下，携带小炮数尊向清军发起进攻，城内的小刀会获此消息后也出动大批义军从西门出城向清军发起攻击，清军处于两面夹攻之中，又经不起洋枪洋炮的轰击而被迫表示议和。这一仗是上海万国商团组建后的第一次实战，他们仅以380名士兵击败了号称万人的清军。从而使租界自信，依靠租界的商业武装足以保卫租界之安全，所以，这一天——4月4日就被租界定为上海万国商团的建军节，以后每年这一天，租界都要举行庆祝万国商团建军节的纪念活动。▲ 1930年，万国商团的军乐队在南京路上年度例行游行据英国人兰宁所著《上海史》中讲，4月4日战争打响后，一个英国士兵在“护界河”边上，即现中百一店六合路附近拌了一跤，溅了一脚的泥水，《北华捷报》（即《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在记叙战争经过时就把这次战争讲成“泥脚之战”（The Bartle Muddy Feet），但是稿子送排时排字工怎么也搞不清“泥脚之战”是什么意思，就自作聪明将“脚”改作“城”，这样，“泥脚之战”就被排成“泥城之战”了（The Battle of Muddy Flat）。由于“护界河”是“泥城之战”的发生地，于是这条“护界河”以后就被叫作“泥城河”了。▲ 泥城之战石碑，原立于“泥城之战”交战地，1940年重建，现收藏于上海历史博物馆
▲ 1880年左右上海英美租界地图，泥城浜的英文为defence creek
泥城河在1848年至1899年一直是英租界的西界河，租界是不会去填平它的。在1854年后，上海的英商跑马总会见租界内的地价又激剧上涨，于是又将跑马场出售，并另外购泥城河西的土地兴建了一个跑马场。这个跑马场的范围约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广场、人民公园、上海博物馆、上海大剧场的地方。在1861年跑马总会又出资筑了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作为遛马的专用马道。跑马是西方人喜欢的带有博艺性质的体育运动项目，它传入上海后也逐渐成为上海人喜欢的东西。每当赛马节季，上海城内和租界的中外人士均蜂拥前往，争相观看。于是租界就先后在泥城河上筑了三座木桥，一座筑在福州路附近，叫“南泥城桥”，一座筑在南京路，叫“中泥城桥”，—座筑在北京路，叫“北泥城桥”。从上海市区地图中可以看出，位于福州路上的“南泥城桥”是直通跑马场的桥，所以每逢跑马赛这里热闹非凡，而非赛季就显得冷清，而位于南京路的“中泥城桥”与静安寺路相通，位于北京路的“北泥城桥”与“平桥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相通，是当时上海通静安寺的主要马路，这里一年四季非凡热闹，其知名度就较高。▲ 1884年地图，南京路跨泥城浜的桥叫“泥城桥”，北京路跨泥城浜的桥叫做“北泥城桥”
1899年公共租界扩张成功，它的西界伸到静安寺附近，泥城河以西的大片土地被划进了新租界。1912年公共租界开始填泥城河筑路，因为在泥城河东南沿河有一条以中国行政省名取名的“西藏路”，于是被填平的泥城河与原西藏路并成了一条马路——西藏路。▲ 泥城浜和西藏路。填浜筑路后，合并为西藏路
▲ 1914年填浜筑路后，西藏路成为租界内南北向主干道也许更多的上海人知道今西藏中路的旧名叫“虞洽卿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虞洽卿，名和德，字以行，浙江镇海人，是江浙财阀的领袖人物。他从1895年起先后担任德商鲁麟洋行（旧行址在外滩32号）、华俄道胜银行（旧行址在外滩15号，1927年后为中央银行行址）、荷兰银行（旧行址在外滩20号，1927年后原址建为沙逊大厦，即今和平饭店北楼）买办。1906年组织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 1931年作，杜家祠堂落成合影，居中者为虞洽卿
进入20世纪后，上海租界内华人经济地位上升，其资本总额已超过洋人，因此华人也要求在政治上获得与洋人同等的地位，1925年“五卅运动”中，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就五卅惨案交涉条件中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工部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其华董及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纳税人年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次年，工部局增设华董，虞洽卿在1930年4月任华董。▲ 1934年5月，上海西藏路跑马厅外街景
虞洽卿1867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龙山乡，15岁时来上海创业。按中国的记岁方法，1936年是度洽卿的七十华诞。鉴于虞洽卿对上海作出的杰出贡献和特殊地位，上海市总商会和宁波同乡会分别于1936年7刀4日和5日为虞洽卿举办“虞洽卿七十寿辰暨旅沪五十五年”纪念活动。市商会的活动在河南路桥北堍的商会大礼堂举行，中外来宾700余人出席，蒋介石、工部局均来函祝贺。会议原定于下午4时幵始，实际上又临时改为5时5分，以暗合虞洽卿旅沪五十五周年。上海市长吴铁城及王晓籁先后致祝贺词。宁波同乡会的庆祝会在西藏路480号的宁波同乡会大楼进行（该大楼在20世纪90年代长期由中花足球队租用并为总部机关所在地，本世纪初拆除），虞洽卿兴致勃勃地发表长篇演说，报告他旅沪五十五年的经历。比上海人和上海的宁波人更起劲的则是上海的侨民。公共租界工部局为表彰虞洽卿为繁荣租界、维持租界稳定所作出的贡献，决定将公共租界最繁华的道路－－西藏路重新命名为“虞洽卿路”。他们在与宁波同乡会相近的西藏路南京路口搭起了用竹子、鲜花做的牌楼，沿街悬挂“庆祝虞洽卿七十华诞暨虞洽卿路命名”的横幅。宁波同乡会的祝寿活动结束后，与会的人们立即加入庆祝虞洽卿路命名的行列之中。▲ 西藏中路316号沐恩堂，原名“慕尔堂”，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日军进驻租界，1943年汪伪政权对上海路名作大规模的更名，虞洽卿路被更名为西藏中路。虞洽卿是“海上闻人”，旅沪宁波人的杰出代表，所以，“虞洽卿路”虽然仅存在7年，但许多老人仍喜欢和习惯把西藏中路叫做“虞洽卿路”。▲ 1929年建于西藏路的东方饭店，1950年改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
泥城河的填浜筑路由南向北进行，当南段的泥城河被填平，南、中泥城河桥也相继拆除，北段的泥城河及北泥城桥还保存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这里只有一座桥了，也不必再以“北”相称，于是“北泥城桥”就改叫“泥城桥”，这个俗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清末南京路劳合路（劳合路）口西望。左侧的房子相当于现在中百一店的位置，前方有桥，就是“泥城桥”
▲ 1980年代的西藏中路北望，右侧为中百一店，远处为煤气包，图片来自《上海地名志》
▲ 1988年，顾客通过天桥直接走进市百一店，图片by陆杰▲ 1980年代的西藏中路
1947年9月出生于上海。1983年大学毕业后即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参加筹建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风俗历史研究。现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等。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租界史话》、《上海洋场》、“薛理勇说老上海丛书”等约六十余本；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词典》《上海掌故大词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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