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初期的钢铁征收配额，《大明会典》里有如下记载：
湖广六百七十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七斤；广东一百八十九万六千六百四十一斤；北平三十五万一千二百四十一斤；江西三百二十六万斤；陕西一万二千六百六十六斤；山东三百一十五万二千一百八十七斤；四川四十六万八千八十九斤；河南七十一万八千三百三十六斤；浙江五十九万一千六百八十六斤；山西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七斤；福建一十二万四千三百三十六斤。[1]
黄启臣在《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一文中大概就是以此为根据，把各省配额总计1847万5026斤作为明初国营铁冶产量再加上110万斤作为明代永乐初年的钢铁产量，和唐宋元进行比较：
唐元和初年，每年的铁产量是207万斤；
北宋治平年间，铁产量是824万1千斤；
南宋初年是216万2144斤（不包括北方的金国）；
元朝中统四年（1263年）584万4000斤；
明朝永乐初年，是1957万5026斤。[2]
而这加上去的110万斤的出处大概是把《明太宗实录》里永乐初年终统计里的课铁七万五千二百五十二斤[3]乘15 合算得来。
但这种估算存在很大问题。葛金芳等研究宋史的学者对北宋铁产量有一段论述，说宋代铁课在英宗治平年间达到最高为824万多斤，但到神宗年间变成了只有550万斤，这其中的原因是：
“此时宋廷把北宋中叶兴起的‘私人承买’制推广到宋辖全境，官营铁冶退居次要地位，而民营铁冶只需交纳２０％的产量作为铁课，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如按５５０万斤铁课的五倍计，则当年产量达２７５０万宋斤，合今３３００万斤，即１．６５万吨”[4]
也即把550万斤铁课全部当成民营铁冶产量，直接乘以5倍得到对应产量。问题是官营铁冶退居次要并不等于没有，占据的比例是多少是否可忽略不计？
葛金芳先生对此并未给予详尽分析，所得结论似不能令人信服。漆侠的《宋代经济史》对此问题也语焉不详，只说宋代824万多斤、550万斤这些数字“原材料书上都称之为产额”[5]，而现在的学者则倾向于认为是铁课。神宗年间数字的下降是因为移作铸造铁钱之用。
而杨宽在《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则认为北宋从824万多斤下降到550万斤是因为推广胆水炼铜法，生产300万斤胆铜需要耗费六百多万斤的铁[6]。总之众说纷纭，不同学者对数字的解释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对于明初这1847万斤的铁究竟什么性质，存在类似问题。究竟是包括国营和民营铁厂的全部产量，还是仅仅国营铁冶产量，还是国家分配给各地的应该交纳的定额数量？
杨宽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一书将1847万斤作为洪武初期每年国库收入的铁的数量，项目中列为官冶炼铁[7]。一些论著则直接将之作为官营铁产量和其他朝代进行比较。如《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一书说：
“明代钢铁产量达到我国历史最高水平，洪武初年，全国官营生铁年产量1847万余斤，是唐代8.9倍，北宋的2.8倍，南宋初年的8.1倍，元代的3.1倍”[8]
但从《大明会典》的记述来看洪武、永乐时期前后一共指定十五个矿区开办国营铁冶（其中洪武时期十三处，永乐时期增加二处），根据需要时作时辍。这十五个国营铁冶厂分布在江西、湖广、山东、广东、陕西、山西、四川、顺天境内的州县。所谓1847万斤则是从湖广、广东、北平、江西、陕西、山东、四川、河南、浙江、山西、福建各处总计得到。而且可能仅仅是明初某一时期的规定，非一直实行的通例。
除北平和顺天府重合外，河南、浙江、福建三个布政使司并未有设立国营铁冶所的记载。那至少河南的七十一万八千三百三十六斤、浙江的五十九万一千六百八十六斤、福建的一十二万四千三百三十六斤当属征收铁课，只不过被当做国营铁冶所的代偿。只有云南、广西、贵州等偏远地区不列入统计。这和后来朱元璋命令罢停官营铁冶，以征收当地铁课代偿属同一性质。因其以国营铁冶的配额方式出现，而不统计进入明实录每年年底的铁课。
至于其他布政使司的配额数字也未必全是官营铁冶产量。
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七年三月“置铁冶所官凡一十三所，每所置大使一员秩正八品，副使一员秩正九品”，每个国营铁冶厂每年产铁数额都有明确规定：
江西南昌府的进贤铁冶每年一百六十三万斤，临江府的新喻冶、袁州府的分宜冶每年各八十一万五千斤，湖广的兴国冶每年一百十四万八千七百八十五斤，蕲州府的黄梅冶每年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二斤，山东济南府的莱芜冶每年七十二万斤，广东广州府阳山冶每年七十万斤，陕西巩昌冶每年一十七万八千二百一十斤，山西平阳府富国、豊国冶每年各二十二万一千斤，太原府的大通冶每年一十二万斤，潞州润国冶、泽州益国冶每年各十万斤。[9]
这些国营炼铁厂一年规定产量总计为805万2987斤，若加上永乐时期开办的四川龙州冶和顺天府遵化铁冶 ，算四川北平两地配额都为其所出也不过82万斤，则明初国营炼铁厂的规定产量应在是887万斤左右，将1847万斤减去887万斤得到960万斤。
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至少这960万斤并非国营铁厂生产，而是通过铁课方式征收得来，只是作为不兴办国营铁冶地区的代偿配额。按征收比例十五分之一计算，其对应代表的民营铁产量应为1亿4400万斤，加上国营的887万斤，合计为1亿5287万斤，以一公斤为1.673明斤计算，相当于9万1374吨。约为葛金芳估算的北宋产量的五倍多。
但以上估算其实只能作为当时铁产量的一个下限数字，1847万斤中官营产量的实际比例可能更低。从明实录来看，明初政策是国家库存铁量少，急需用铁，则在指定的铁矿区开炉冶铁，库存铁量多，足够使用，则停罢官营铁冶，听任百姓在这些矿区自行采炼，国家按照十五分之一的比例征收铁课。
指定矿区之外的地方，有时也会有官员建议开办国营铁冶，但被朱元璋严厉斥责，甚至把提建议的官员流放海外。
洪武十五年五月，广平府（今河北省境内，当时属河南）一官吏王允道说磁州临水镇产铁，元时统治者这里一年可以收铁百万斤，建议朱元璋照旧办理，结果朱元璋回答：
“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10]
王允道好心提建议增加国家收入，结果反被“杖之流海外”。
类似磁州临水镇这类地区，民间为谋利也必然采铁冶炼，明政府似乎不但未开办铁冶所，且亦不收铁课。
洪武二十五年曾经有一次大规模国家开炉冶炼，洪武二十八九月《明实录》有这样的记载
“各处续开炉冶，今已三年，而内库见贮铁凡三千七百四十三万余斤。上以库内储铁已多诏罢各处铁冶，令民得自采炼。而岁输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11]
开炉三年贮铁三千七百四十三万余斤， 应是原先各地规定的上交铁配额数量再加上开炉冶炼，再减去消费后的结果。又过了两年半不到，官员报告库存铁不够用，申请重新开炉。朱元璋命令暂开炉一年
“工部臣言：各处铁冶久已住罢，今内库所贮铁有限，而营造所费甚多，恐岁用不敷。 上令暂开炉冶一年，仍复住罢”[12]
由上述可见，明初官营产铁完全视政府需要而定，需要时在指定的铁冶所开炉冶炼，不需要时就停罢。至于民间产铁数量的规模则一直很大。
有些学者，似有误解，他们以为洪武二十八年后才允许民间私人自由采矿冶铁。如黄启臣说：
“明政府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被迫下令罢除各处官冶,允许私人自由采矿冶炼,按产量纳税三十分之二。”[13]
而从上引洪武十五年记载看，官营之外矿区并未限制私人，朱元璋说“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若不许民间自由开采炼铁，则也无所谓民得其利。洪武二十八年允许私人开采，是指原先指定的十三处官营冶铁所的铁矿也对私人开放而已。停止各处官冶也非被迫，恰是内库贮铁满足国家需要后的主动选择。
停止官冶后，冶铁工匠大多不会改行，只不过从为国家服务，变成为个人谋利，产铁数量应不会下降，在利益驱动之下甚至会增长。由于民间产铁数量不在明政府统计范围内，1847万斤更近于某个时间段内分配给各地的定额数字总合，在此之外的铁课则徒具形式[14]，所以很难得到一个真正准确的估算。
明代宣德以后，官方账面上的铁课数字有很大增长，这主要是因官营铁冶效率低下逐渐废弛，而原先以官营代偿方式征收的铁课可能更多以普通铁课的形式出现。所以这种铁课数字的增长不仅是产量增长而且也是统计方式改变的结果。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1847万斤就是洪武初期全国包括官营民营的真实铁产量。但这样算，则宣德之后的铁产量增长过于惊人，有些难以置信。
从一些地方上的铁课数字和明初铁产量定额数字的对比可说明一些问题
天顺五年山西阳城县民营铁课数量五六十万斤，折算成铁产量在八百万斤左右[15]；而洪武时期给山西的定额也就是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七斤。[16]
也即光是一个阳城县的民营铁产量就已是洪武时期山西全省定额的七倍以上。
嘉靖十年，广东省按照税银换算的民营铁产量为2764万斤[17]，是明初全国定额总和1847万斤的1.5倍左右。一省就超过全国五成。
明初的广东配额为189万6641斤[18]，占据全国比例约十分之一强，假设嘉靖时期民营铁产量占据全国比例类似，则此时全国民营铁产量当为2亿6923万明斤，换算一下，约为16万吨的产量。这和1８世纪初欧洲钢铁总产量14万吨到18万吨在同一水平线上。
不过不管以何种方式计算，一些论著中说的“明代钢铁产量达到我国历史最高水平”，“明代中后期的钢铁产量不仅创出了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占据全世界第一位” [19]结论正确性没有问题。
明代民营冶铁的规模和技术不仅比前代有巨大进步，也是当时世界最领先水平。
广东佛山镇在成化、弘治年间就发展成为一个冶铁铸造中心，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城市，各种冶铸工人在二三万人以上，而官营最大的遵化铁厂，人数最多时不过才2500人。福建漳州龙溪冶铁高炉一炉多至五七百人。万历时期山西夏县温峪山聚集开采铁矿者六七千人。北直隶蓟州之西，嘉靖时期采矿冶铁聚集近万余人。[20]
明代晚期民间使用的瓶炉体形比官炉大，通常情况一日夜可出铁3600斤，最高可日产生铁6000余斤。
民间炼铁已使用活塞式鼓风机，结构功能与近代鼓风设备一致。欧洲在这方面的技术远远落后于明代，比较简陋的三角形木风箱是16世纪才发明，长方形木凤箱还要在这之后，至于用活塞推动和压缩空气的鼓风器，“这已是18世纪后期的事了”。[21]
明代发明的生熟铁串联冶炼工艺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另外煤炭冶铁也有更大程度的推广：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土高炉也有了重大改进，已能把冶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炒为生铁，……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这种冶铁技术减少了炒炼熟铁时，再熔化的过程，缩短了炒炼熟铁的时间，降低成本，是冶铁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22]
明代发明的“苏钢”冶炼法是灌钢冶炼技术的新发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
“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23]
另外生铁淋口技术，也是明代的一项独特创造 ，杨宽在《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中说
“更值得重视的，就是在明代锻制工具和兵器的锋刃时，采用了生铁淋口的方法，使锋刃具有钢铁组织的表面层”
“采用生铁淋口技术，使原来以熟铁或低碳钢为本体的生产工具，表面有一层一定厚度的擦生层，包括渗碳层和生铁熔覆层（渗碳层具有高碳钢性质），达到了表面坚硬，内部柔韧和耐磨耐用的要求。”
“明代用生铁淋灌夹紧的若干熟铁薄片的方法，比宋代以前用生铁淋灌盘绕的熟铁条的方法是前进了一部。”“明代后期的苏钢冶炼法，……又前进了一步”“明代中期以后的生铁淋口技术，又是苏钢冶炼法的发展，这对改进生产工具的性能起了很大的作用”[24]
《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一书中说“明代的炼钢技术在在当时世界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在欧洲直至18世纪才发明把熟铁和生铁放在坩埚中炼钢的方法”[25]
[1]申時行等《大明会典》卷194冶课
[2]黄启臣《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学术论坛》1979年第2期
[3]《明太宗实录》卷15，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
[4]葛金芳、顾蓉《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5]漆侠《宋代经济史》第552页
[6]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49页
[7]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第148页
[8]张显清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28页
[9]《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八，洪武七年四月癸卯
[10]《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五，洪武十五年五月丙子
[11]《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二，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庚寅
[12]《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六，洪武三十一年春正月丙子
[13]黄启臣《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学术论坛》1979年第2期
[14]《明太宗实录》永乐初年数据里铁课只有七万九千八百多斤。即便乘15也只有120万斤不到，这不过相当于磁州临水镇一年产铁量的水平。
[15]《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第128页
[16]《大明会典》卷194 冶课
[17]《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第129页
[18]《大明会典》卷194 冶课
[19]《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第128页，129页
[20]《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第129，130，131页
[21]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第159页
[22]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0到11页
[23]周志宏《中国早期钢铁冶炼技术上的创造性成就》，《科学通报》1955年02期
[24]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第275-276,278-279页
[25]《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第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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