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问题多被夸大其词，论事实，则既不能和汉朝比，更不能和唐朝比。它不是任何以前朝代宦官问题的重复，而是新政治关系的结果。
宋朝时，文官势力已相当庞大，但皇帝至少能和文官集团达成一定默契，彼此合作。到了明朝，皇帝以一人之力和文官集团抗衡，不得不利用宦官来缓解压力。假如皇帝能获得部分文官支持，宦官在政治上根本没有任何插足的余地。最典型的是明世宗时期，流俗之见常说明世宗严驭太监，其实这不过是皮相之谈。关键问题是嘉靖拉拢到了一部分文官支持，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地位，这时当然就不需要宦官。类似还有张居正时期，那时是宦官投靠张居正，而不是相反。可以说，明代宦官问题实质上是文官内部矛盾以及文官与皇帝之间矛盾的结果。
明代宦官真正控制实际政治权力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二十年。我们不妨梳理一下：
王振当权从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后去世算起，一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他在乱军中被杀，满打满算总共七年。
汪直从成化十三年设立西厂算起到成化十七年西厂被撤销，总共四年。
刘瑾得势是正德初年，到正德四年就被明武宗亲自除掉，也不过四年。
嘉靖到万历年间最被人诟病的就是万历征收矿税使用的太监，但矿税太监前已分析，许多攻击都是捏造诽谤之词，他们本身地位也相当低。
最后一位就是天启年间的魏忠贤了。但就是这个大宦官，真正掌权时间从天启四年算起，到天启七年八月也不过三年。天启前期主要是东林党控制政权，天启四年六月，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时，魏还吓得屁滚尿流，不得不向熹宗哭诉。直到天启四年七月内阁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主动辞职，大批和东林党对立的文官进入内阁，这时候魏忠贤才算真正大权在握。
以上列举明朝几个有权有势的大宦官，把他们的当权时间全部加起来，也总共不到十八年。把这短短十八年和明朝将近三百年的时间相比，哪个是主体可谓不言而喻。然而在一些人口中，明朝却成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宦官横行，这与事实相去甚远。
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人有如下共同特点。第一，他们的权力都是建立在与皇帝亲密信任的私人关系基础之上，本身是皇权的延伸和滥用；第二，他们为害的时间都相对较短，如昙花一现，从得势到垮台，尤其与汉唐时期的宦官相比，间隔相当短。
汉唐宦官可以废立皇帝、杀囚皇帝。汉朝不必说了，就拿为人称羡的唐朝来说，唐宪宗是宦官杀的，唐穆宗是宦官立的，唐敬宗又是被宦官所杀，唐文宗是被宦官所立，后来又因甘露之变失败而被宦官软禁，接下来几个唐朝皇帝也基本上都是宦官所拥立。
这样的事情在明朝根本不可能发生。道理很简单，汉唐时期皇帝在政府内权力还很大，一旦宦官掌控了皇帝拥有的权力，就可凌驾皇帝本人头上。而明朝时期皇权已极度萎缩，甚至皇帝仅剩的那点动用锦衣卫、东厂等直属暴力机构的权力，也还是文官集团承认和肯定的。
这一方面是文官们承认皇帝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是文官集团内部也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客观上也需要有一个独立于他们之上的裁判。这已经成为一种心理惯性和制度惯性。单就锦衣卫、东厂本身的力量，如果文官集团要加以反抗，是根本不在话下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魏忠贤在天启四年之后实际上已拥有了皇帝的权力。东厂是他控制的，锦衣卫是他控制的，甚至大部分内阁成员、各部尚书都是他的亲信，皇帝的权力不过如此。一旦天启死后崇祯上台，他掌握的这些权力全然没用，只能乖乖受缚。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在庞大的文官集团控制的政府力量面前，他的这些权力根本不值一提。文官集团类似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机器人（比如机械战警），这个机器人头脑中有一道程序指令：当皇帝动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的时候不能反抗。而一旦反抗并不违背这个指令的时候，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来和文官控制的政府力量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正因为有这种制度上的强大保证，有明一代宦官们借用皇帝权力横行跋扈，只能得逞一时，成为短期现象，入不了主流。十八年与三百年的对比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制度原因，我们不能用短短十八年的历史来概括明朝三百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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