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承全
诗词浅说
诗词是诗人用心与外物感触经过灵思的瞬间复合后用语言（文字）巧妙组合写（记录）下的篇章。诗是最精妙的观感表现于最精妙的语言（朱光潜语）。只有观感和语言（文字）巧妙结合才能作出好诗来。好诗均能让别人读懂并产生心灵的共鸣；好诗人们必能品出其韵味，观感到其意象，心悟到其道理。古体诗（包括格律诗）原本是灵动的，相对固定的格式只是人为的总结归纳而形成的一种大体模式，并非诗的原本。固定格式（平仄、声韵、对仗）只是为了强化诗篇的节奏，使诗在吟咏时产生音乐感，进而更好地传情表意；或许还是为了古代科举评定试帖标准的需要。古代众举人上京考进士要吟诗作赋，作试帖诗若不合格，纵使作出绝佳妙诗亦必被判弃卷（从隋唐至元末科试都考诗赋，明朝后科举以文代诗，考试以考八股文为主，明后格律诗的衰微可能与此有关系；亦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诗的兴衰与上流的喜恶有关）。诗人作诗如果只图及格，那么他永远不能达高分；不能达高分的原因恰恰就在于作者不能逾越那“排”人为设定的“格栏”，一味为了进“仕”而作诗，不懂（大多是不愿）变通，僵化了自己的“灵思妙想”所致。
中华诗词是个大家庭，它包括诗经（风、雅、颂）、楚辞、乐府、歌行、古诗、唐诗、宋词、元曲、明歌和传统新诗。中华诗词的源头是民歌，格律诗只是中华诗词中较严格的一种体式，并非中华诗词的终极体式。诗词的优劣不在于格律符合与否，而应从诗词的内容、遣词造句、意境和韵味的高低浓淡间品出。我们在品评诗词时不能粗浅地说《诗经》不如《楚词》，《楚辞》不如《唐诗》和《宋词》；也不能说《元曲》和《明歌》就不如《唐诗》和《宋词》；我们只能说各时期的诗体和诗篇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见仁见智，难有定论，难分高下。大家品评中华诗词应该抛却私心，摈弃门户，以包容的心态进行具体的辩证的评说，绝不应武断、固执己见。从前人研究唐诗宋词的论著中可得知，唐诗宋词中完全合乎格律的篇章非常稀少，大多数篇章或多或少都存在有出格、破格和使用非律句的情况；而且在唐人诗作中乐府、古诗里的诗句由于比较自由灵动，吟诵这些诗篇感觉总比吟诵律诗、绝句更悦耳动听，其节奏更能显出抑扬顿挫。因此，本人认为作诗词不可不守格律。作诗词最可取的原则我认为应是：在人为中求天然，在束缚中求自由，在整齐中求变化，在沿袭中求创新，即应以“随心所欲，不逾矩”来作诗词为妙。其实中华诗词在每个朝代诗人们都在根据本朝代的特点，对诗词进行着创新，如魏晋六朝诗词到了唐代，唐代诗人将其创新为《唐诗》；《唐诗》到了宋代，宋代诗人将其创新为《宋词》；同理，元代诗人在《宋诗》的基础上创作出《元曲》，明代诗人又在《元曲》的基础上创作《明歌》。中华诗词到了明未清后人们的主流兴趣以创作小说为主，诗词虽然有乾隆皇帝的带领也没有将诗词的创作热情提升起来。清末民国时期古老的中华诗词在新文化运动的打压下，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幸好还有一批革命大家喜爱创作诗词，才使中华诗词得以生存下来；此后一段时期中华诗词沦落民间，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华诗词以星火燎原之势迅猛发展，到如今中华诗词在众多诗词人的努力推动、创作下，使中华诗词更加光彩照人。中华诗词的创作唯有在消化吸收历代各朝诗体的前提下，进行大胆的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真正与时俱进，才会突显中华诗词强大的生命力！中华诗词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吐芬芳、各显其能。可以断言，中华诗词能够百花齐放之时，就是中华诗词腾飞光大之日！
“诗，可兴——抒发志气；可观－－透析事理；可群——交流情感；可怨——发点牢骚；近可事父——尽己孝心；远可事君——精忠报国；还能多见识一些鸟兽鱼虫、花草树藤。”（见《论语·阳货》）。诗，无定法亦无定式，可长可短，可显可隐，可歌可泣，可俗可雅，可情可理、可风花雪月，可鼓角筝鸣，可抒情可叙事可有韵可不韵，但一定要有诗味、有意境、有真情，有道理。诗贵创新，诗更贵于突显个性和独特风格；总而言之，诗无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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