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眇宜修言幽微　协音合律定抑扬
——浅说宋词

　　词是隋唐时期兴起的一种文学样式。经过唐、五代长期的发展，至宋达到了颠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唐诗、元曲并称，是中国文学园地里又一株绚丽的奇葩。
　　词，作为一种文体，属于广义的诗类，它与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就其形成来说，词是在近体诗的基础上为适应配乐歌唱而形成的一种新诗体。张炎在《词源》中说：“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唐代近体诗，特别是绝句，常被用来谱乐演唱，所配乐曲是西域的宴乐，因而五言或七言诗句很难配乐，配乐者为了谱上乐，就把近体诗诗句增减一两字，因而形成了长短句。关于词的形成，江森在《词综序》中也论及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谓词之起源乎。自古诗变为近体，而五七言绝句传于伶官乐部，长短句无所依，则不得不更为词。”由此可见，词和诗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严格说来词终究不是诗，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
　　第一，词更擅长抒情。文学作品一般离不开情、事、理三个方面。但文各有体，不同文体又各有特点所长。散文更长于说理叙事，诗歌长于抒情，而词则比诗更擅长抒情。词在抒情方面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词擅长抒发比诗更加深微幽隐的感情。词在形式上比格律诗更自由，更易于表达感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景阔，词之言长。”“要眇宜修”是从词的体式本身来说的，“要眇”是精微美妙之意；“宜修”是恰倒好处的美，形容词有一种内在本身的美。“言长”是说词的韵味深长隽永，更适于表达感情，其在表达感情上也更加幽隐深微。如：辛弃疾的词《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和陆游的诗《书奋》，都蕴涵着壮志未酬恢复无望的积愤，都对南宋的执政者进行了批判，也都贯穿着忠愤之气，但《摸鱼儿》却在慷慨激愤之中，又寄予着哀怨悱恻、细腻曲婉之情，正如梁启超所赞：“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艺蘅馆词选》）其在抒情性上确是比陆游的《书奋》高了一筹。【田牧：诗阔词深。】
　　其次，词体现了一种阴柔美，其更偏重于抒发细柔香软的男女恋情。男女恋情是我国诗歌的传统题材之一，《诗经》开篇即是，至南北朝发展到极端，晚唐时诗词都可用来描写艳情。到了宋代，诗则主要用来言志说理，抒发庄重严肃的感情，词则主要被用来抒发男女之间悲欢离合的感情，形成了诗大词小、诗刚词柔的艺术风格上的差异。这是因为作为娱乐工具的词，主要是供歌伎演唱的，为了有亲切感，就要由我口唱我心，词的内容也就多是反映她们的情感体验的，词也就带上了女性色彩，成了一种以柔情为主的文学样式，因此，词便常常被用来抒发细柔香软的感情。《全唐五代词》所收作品，有关女性的词有近四成之多。即使那些不写女性的词，也以“婉约柔情”、“细腻含蓄”的居多。宋词承续了词的这一特点，其偏重于抒发细柔香软的男女恋情，体现了一种阴柔美。即便以豪放词著称的苏轼、辛弃疾也有大量柔性词作，其成就也不在其他婉约大家之下。如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辛弃疾的《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都写出了词人细腻的情绪体验，体现了一种阴柔美。特别是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感情缠绵悱恻，凄婉动人，更是极尽婉约的柔情之作。而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虽是豪放词，但其笔调婉转曲折，感情含蓄细腻，具有一种悲郁的美，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词的“阴柔美”的审美特征。正因为词以抒情为主，所以清代诗人张惠言说：“（词）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向感动。”
【田牧：诗刚词柔。】
　　再次，词与抒情诗相比较，在抒情上有更大的坦率性和真实性。“诗言志”是我国诗歌的开山纲领，这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后来，汉人对此又有更多解说，强调诗在政治和伦理道德上的教化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文学的审美作用。魏晋六朝是文学觉醒的时代，陆机在《文赋》中特别强调了情，说：“诗缘情而绮靡”。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也言及“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强调了情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这些也比较符合诗的抒情特点。至唐，诗言志抒情并行。至宋，则分道扬镳，言志以诗为主，人们常常用诗评价、抒写政治见解、品德情操等。所以，诗人写诗时往往恭而敬之，严肃以待，一点也不敢马虎，即使偶然涉及情恋之事，也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不敢尽言心中的感思。而对起源于民间，流行于市井，作为娱乐工具的词，人们往往以游戏之笔写之，在艳情恋思上敢于直抒胸臆，将隐晦细密的感情写入词中。正如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说的：“……（词）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悱恻不能自言之情。”古人云：观人于揖让，不如观人于游戏。盖言游戏之中，人们往往不加掩饰，而将心中所思直接表现出来。因此说，以游戏之笔写之的词，在抒发感情上，具有更大的坦率性和真实性。【田牧：诗庄词媚。】
　　第二，词更富有音乐性。诗和词都是和音乐相结合的，但又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使词比诗更富有音乐性。张炎在《音谱》中说：“词以协音为先，音者何？谱是也。古人按律制谱，以词定声，此正'声依永，律和声’之遗意。”指出词首重音律。具体地说，词和诗在音乐性上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词和诗所结合的音乐不同。诗在先秦时所配音乐是雅乐，至汉魏六朝时所配的音乐是清乐，而词所配音乐是宴乐。其次，它们的配乐方式不同。诗在配乐时，一般是先有诗后配乐，是以乐配诗。词则是先有乐后有词，即在现有的乐曲上依乐填词。因而，在作词时，其文、句、字、声必须符合乐曲的要求，依据曲谱的章节、节奏、旋律、节拍等进行创作。再者，词和诗与音乐结合的目的不同。虽然词和诗与音乐相结合都是为了演唱，但是诗与音乐结合进行演唱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诗的“兴观群怨”的教化作用。到了隋唐，以诗入乐在一定程度上已带有了娱乐性质。而词配乐演唱的目的完全是为“娱宾遣兴”。特别是北宋开国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出现了所谓“百年无事”的相对安定时期。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扩大。官僚、士大夫过着富贵享乐的生活，他们需要歌舞以佐清欢，广大的市民的文化娱乐需求也不断扩大。于是，出现了茶楼酒肆醉舞酣歌，秦楼楚馆竞作新声的局面。而原本就是“艳科”的词，由于它所富有的音乐性，恰好可以用来娱宾遣兴，所以才得以兴盛繁荣。由于词和诗与音乐结合的目的不同，也至使词比诗的音乐性更强。
　　第三、词调依从于曲调。“词之作必须合律”，由于词与音乐结合时是依曲填词，因而词调对曲调有很强的依从性。所以根据曲调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词调，形成了词调在长短、分段、韵味、句法、字声等方面的特点，这一点也与诗有着显著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词有词调，每个词调都有词名，词调、词名本来就是曲调、曲名。据张炎《词源》所载，宋代曲调可分为九类，在这九类中用来作为词调的主要是令、引、近、慢四类。令，又称小令，原是唐人宴席间所唱的酒令，其特点是节奏较快，一般较短字数较少（只有极个别的较长），如《如梦令》、《十六字令》、《调笑令》等等。引，是在大曲或杂曲中节选下来的前奏曲或序曲，一般比令词长，最长的有114字，最短的有40个字，在宋词中以引为名的词调约有40个，如《千秋岁引》、《江城梅花引》等等。近，又称近拍，它是介于慢曲和曲破之间的曲子，慢曲节奏较缓慢，曲破则是大曲中最紧张最精彩的部分，是快板，节奏急促。近，就是由慢转快的曲子，其长短字数和引词一样都是介于令词和慢词之间的，因此引词、近词又被称为中调词，宋词中用近命名的词调有二十多个，如《祝英台近》、《诉衷情近》等等。慢，即慢曲子，是与急曲相对而言，其节奏较缓，曲折悠扬，一般篇幅较长字数较多，又称长调词，如《木兰花慢》、《上林春慢》、《庆春泽慢》等等。
　　2、词要分片。当然许多诗也是分段的，但是，词的分片与诗的分段是不同的。诗的段主要是依据诗歌的内容或所抒发的感情来分的，而词的分片，却是依据曲调的分段而来的。宋词乐曲的结构大部分都是分为两段，令曲一般只有一段，少数慢曲也有三段、四段的。因此，宋词就有了单调、双调、三叠、四叠之分。乐曲是一段的词，称为单调词或单片词；两段的称为双调词，这是宋词的最常见最基本的形式；由三段乐曲构成一个词调的称为三叠，四段的称为四叠。
　　3、词的韵数、韵位、韵调、韵声依曲而定。前面说过，宋词乐曲的结构大部分都是分为两段，令曲一般只有一段，少数慢曲有的是三段、四段。而每段音乐又分为若干小段，古代称之为“均”。“均”是乐曲中一个相对完整的音乐单位，乐曲要在这里顿或住，而词调也就在这里断句压韵。由于曲调的“均”不同，因而不同词调压韵的韵数、韵位也就随之不同。而且，由于乐曲的旋律不同，对于词在字声方面的要求也不同，因而形成了词在韵调、韵声上的特点。如“均”的旋律是上行的，其韵位字声就要比前字字声上扬；“均”的旋律是下行的，其韵位字声就要比前字字声下挫等，否则歌唱时就会出现诸如现在歌曲演唱时的“倒字”现象。在这一点上，词与诗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而且，由于曲调段落明显不同，词调除隔句压韵外，还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压韵情况，这里不再赘述。
　　4、词的句式参差多变。虽然有些诗体的句式也有一些长短变化，但总的来说，诗的句式是比较整齐的，而且诗的句式变化是由其自身体式决定的。词的句式变化与诗的句式变化不同，它是由乐曲来决定的，亦即词的句式依曲而变。乐曲的一“均”又分为若干小节，亦即乐句，词的分句和乐句有关，其随着乐句的变化而长短参差。
　　5、词在字声方面的讲究比诗复杂。前面说过，由于乐曲的旋律不同，对于词在字声方面的要求也不同，这不仅表现在词的韵调、韵声方面，它对词的总体在字声方面都提出了要求。由于词的歌唱性特点，使词在字声方面，不仅要讲究平仄，有时还讲究“四声”和“阴阳”。特别的是，词有时还要分五音——唇音、齿音、舌音、口音、鼻音；还要分五声——宫、商、角、徵、羽；还要分六律等，比较严格。而且在词中特别注意辨析去声字。优秀的词作中，转折字多用“去声”。只有这样填出的词，才能按照词调唱出来，才能更适于表达和乐曲相契合的感情。在这一点上，词比诗要复杂得多。
　　6、词有宫调（类似于现代音乐的分调）。宫调由七音（宫、商、角、徵、变徵、羽、变羽）和十二律吕（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组成。十二律吕各有七音，共得八十四宫调（七声音节）。由于词所配乐是宴乐，宴乐是用琵琶弹奏，而琵琶只有宫、商、角、羽四弦，四弦结合十二律吕只有48个宫调，后经淘汰，至宋代词还有28个宫调。这一点在诗中是不存在的。以上的六点，除了强调词调对曲调的依从外，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词比诗更富有音乐性。
　　第四，词重起结过片。
　　俗语云：万事开头难。文学作品亦然，只有头起得好，才能引人入胜，否则就会使人兴味索然，影响到全篇的艺术效果，词亦如是。前人曾对词的“起”提出了一些要求。《乐府指迷》中说：“大抵起句，须切所咏之意，不可泛入闲事。”又说：“咏物犹不可泛”。《蕙风词话》中也论及：“起处不宜泛写景，宜实不宜虚，须当笼罩全阙。”“作慢词，起处必须笼罩全阙。”都提出了词的开篇要开门见山，切入题意，笼罩全篇，万不可脱离主题泛泛而写。所谓“结”即“结束”。其与起句相比，难度更大，正如前人所说：“词起结最难，而结犹难于起。”结的好坏对整首词的艺术效果影响很大，结的好了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映带全篇，使整首词通篇生辉。结句有不同的形式，单调词只有一结，双调词有前后两结。前人对结也有要求：“凡词前后两结最为重要，前结如奔马收缰，须勒得住，尚存后面地步，有住而不住之势。后结如从流归海，要收得尽，迴环通首漂流，有尽而不尽之意。”《填词杂说》中说道：“填词结句或以动荡见奇，或以迷离称隽，着一实语败矣”。而令、慢对结句的要求又不尽相同，此处不再论及。对“过片”的要求张炎在《词源》中说：“过片不要断了曲意，要承上接下。”《乐府指迷》中也说道：“过处多是自叙，若才高者方能发起别意，然不可太野，走了原意。”沈祥龙也论及：“……（词）前虚则后实，前实则后虚，过片乃虚实转捩处。”词对起结过片的要求也与诗有明显的不同。
　　综上所述，词作为一种文体，有其自己的特点。但这都是相对而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文学体制，其风格都在不断发展演变，这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也是时代推动的要求使然。再者，作家的创造力也是不可限量的，任何文学体裁到了天才作家的手中都会发生创变。而且，就词与音乐的关系来说，随着乐谱的失传，词与音乐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填词时，词牌和所要表达的感情之间就不再有内在的联系了。在这里，笔者仅就“宋词”的一些基本特点，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以期能使人们对宋词的特点有个大概的了解，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