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草书流派05下
唐代的纸张比较少,尚未有像宋徽宗《千字文》这样大的纸。所以,张旭、怀素的狂草经常是写在墙上、或屏风上的。
贺知章和张旭是姻亲,经常在一起出游。《嘉泰会籍志》说;“凡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飞走,虽古之张(芝)、索(靖)不如也。”
任华有《怀素草书歌》,亲眼看到当时的情况:“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这是做这准备工作,粉刷墙壁,制作白色的屏风。
我们现在可见的张旭遗迹,如《肚痛帖》,西安碑林的《千字文》断碑,等等。
即使是真的,尺幅也嫌烦太小。有一行还很小心地写了七个字。每个字只有四厘米左右,正好挤满一行。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很清醒的。
西安碑林张旭《千字文》断碑原石现剩六块。每块只有一尺高,我站在它前面就想,当年张旭在墙上挥毫,肯定不是这样小的。
再看怀素《自叙帖》,如果从每行第一个字拉线下来,大多数行距基本相同,虽然有时候会破行写,如此整齐,纸上应该有折痕。写完一行,换行起笔,作者潜意识是相取整齐的。这跟他在墙上写字,意识完全不同。怀素三十一岁在长沙遇到苏涣,苏有赠诗,明确写:“新书大字大如斗”,所以不是《自叙帖》这一种。小张纸上是平时的草书,并非真正的酒后狂草。
真正的酒后猎是什么样呢?任华亲眼所见:“骏马迎来坐中堂,金盆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以后始颠狂。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一声起攘臂。挥毫倏忽千万字,有时一字两字长丈二。”“丈二”就是一丈二尺,有时一两个字竟然长达一丈二。写狂草先喝酒,“连饮百杯”在朱逵的诗中也有。这些虽然有些文学夸张,但描写是有实际背景的。发狂时候写字必然很大,所以往往写在墙壁和屏风上。这才是当时的狂草,可惜这样一来作品就传不下来。
简言之,当时写狂草有三个条件:
首先,有熟练而扎实的草法和笔法基础。
其次,性格奔放,以饮酒触发创作灵感。
第三、有大面积书写地方,如墙壁、屏风。
张旭写狂草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怀素就不同了。怀素学到了饮酒、酒酣大叫、在墙壁上狂书。但这些只是形式,表面的东西。他最欠缺的是就是第一项:草法和笔法。我在这课程中多次指出怀素的草法问题,他经常随意增减笔画。
如“艮”和“良”形近,草书写法是不同的。“艮”起手只写一折,而“良”用一折一转,即曲钩势。“银”字右旁是“艮”,所以先写一折。“郎”“朗”左边中“良”,所以用曲钩势。但你看怀素写的“郞”少了一折。有时右旁的邑耳势,头上又少了一横,和“朗”混了。如此随心所欲,把严谨的草法系统破坏了。
又如“远”字,怀素不是不会写,他写过标准的草书“远”。但在他的作品中,经常随意省笔。
还记得这张表吗?张旭是书法史上的关键人物,他是王羲之第十一代传人,门人弟子非常多。怀素二十多岁离家求笔法,先后找到张旭三个学生,徐浩、乌彤和颜真卿,可惜没有遇到关键人物山崔邈。
平心而论,怀素学书法非常努力,那时候张旭已经去世。他从湖南去广州找徐浩问笔法,徐浩没说什么。去岳州请教邬彤,邬彤说有天夜间张旭私下传授草书秘密,只有八年字:“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临走时,邬彤又说:“草书竖牵似古钗脚”。在洛阳和长安遇到颜真卿,颜真卿说用笔如“屋漏痕”,又指出张旭草书在于“模楷精详,特为真正”。怀素南北奔走,所就就是这四句话。我说过,张旭的书法教学,有公开的,有不公开的,技法精华“五势”“九用”只有崔邈、韩方明保守着。实事求是说,怀素未能得到张旭笔法。
这是怀素《食鱼帖》。信中怀素诉苦说:“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所笑,深为不便。故久病不能多书……。”这封信使我们知道怀素在长安的情况。他由张谓带到长安,“引以游处”,一到就表演狂草,但热潮一过,自然冷却。更况且他是酒肉和尚,不守戒律,公然在大庭广众前喝酒吃肉,为人所笑。当时的长安,集中了多少唐朝精英。怀素的字留在墙上,屏风上,渐渐缺点都看出来了。草法、笔法都有问题,受到冷落是必然的。
宋代著名的书法家几乎都评论过怀素,苏东坡说:“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
张旭草书点画,像真书那样意态自足,不能写真、行者写不出,这观点和颜真卿一样。
但苏东坡对怀素的批评,非常严厉:“怀素书极不佳,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势,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什么叫险势呢?
周越是当时的一个书法家,黄庭坚等人曾向他学书法。黄晚年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学错一个人,拜错一个老师,影响一生。米芾说:“周越书,如轻薄少年舞剑,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周越就以锋芒毕露为风格,没有实质的东西。
黄庭坚评怀素说:“颜太师称张长史虽资性颠佚,而书法极入规矩也,故能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又说:“寺僧怀素草工瘦,而长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劲难得也。”
“肥劲”是尖锋,侧锋都用到了,而怀素只有“瘦硬”,只得一个尖锋,黄庭坚说的是行家话。
蔡襄视怀素为俗书,他说:“张长史正书甚谨严,至于草圣,出入有无,风云飞动,势非笔力可到,可谓雄俊不常耶?”“长史笔势,其妙入神,岂俗物可近哉?怀素处其侧,直有仆奴之态,况他人所可拟议。”
蔡襄一开始就指出张旭“正书甚谨严,至于草圣”,怀素没有真书根底,只是形似,所以说有“仆奴之态”。
清代王铎的草书,虽然他强调自己“独宗羲献”,不少人却称赞他像怀素,王铎非常恼怒。王铎临写过怀素的帖,有一次临后小字跋曰:“怀素独此帖可观,他书野道,不愿临,不欲观矣。”“野道”,通俗地说就是歪路子,不是正道。
又有一次课后,王铎写道:“丙戌三月初五夜二更,带酒微醺不能醉,书于北都瑯华馆,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劄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忘。”
“谛辨”就是仔细辨认,王铎提醒观众:“各位看清楚了,我不是怀素一路,怀素那是'恶札’。”这话有点骂人了,我虽然对怀素评价不高,这种话是说不出来的。
又有一次,王铎讲到自己的学书经历:“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王铎五十五。”
这里说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原本是米芾批评狂草写法。狂草运笔特快,一快就转用单一线条。所以米芾说“变乱古法,惊诸凡夫”。王铎说自己的书法是有所来历的,是羲献古法,他连呼三次“不服”,情绪非常激烈。王铎急于和怀素划清界线,他看到了怀素的缺点。但没有找一找原因,为什么人家说你像怀素。
狂草就讲到这里,我来小结一下。
王羲之是草书发展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他以今草草法,加真书点画技法,把今草推向艺术高峰。这种写法获得普遍赞同,智永、孙过庭、陆柬之、张旭、颜真卿,一直到苏黄米蔡,都承认这是今草的标准。张旭更总结出“八法”、“五势”和“九用”,理论化了。张旭写狂草,那是醉后的表现,并非一动笔就是狂草。但张旭肯定有好作品,《新唐书.李白传》:“文宗时,诏以(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这恐怕不仅仅指张旭狂草,应该包括平时不狂的草书作品。怀素是张旭的通俗版,草法、笔法都比较差。给人印象是重点放在狂野上,所以被王铎讥为野道。唐宋大书家对他的批评是对的。但怀素和张旭的社会地位、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相差很大,他本人还是非常努力的,这一点应该肯定。因为张旭的草书作品传世极少,《古诗四帖》等不是张旭所书。怀素的“狂”在我们这时代走运,称颂怀素的文章铺天盖地。可见我们这时代的审美,和唐宋相差有多大,值得深思。
在唐代,写狂草只有少数人,并非一大流派。
我们回头温习一下这课程,从民间的手写体槀草,逐渐发展出章草,史游整理出《急就章》,笔法同隶书,只需三笔。王羲之是今草的代表,草法取势比章草彻底,笔法同真书八笔,你会“永字八法”就可以。卫恒创造出藁草,来之于槀草,加以艺术化,特点是草书和行书夹写,又称破体书、相闻书。至于颠草、散草、连绵草、游丝草,草法均同今草,笔法则走偏门,只是少数人的表现。学草书的根本,还是章草和今草。《急就章》是草法入门课本;王羲之墨迹本是学习笔法的最好范本。这就是结论。
上面讲的只是方法,草书根本上是表现人的内心,气韵第一。书法创作成功与否,标准是雅,还是俗。孙过庭曾经把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作一对比:“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子敬以下,莫不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悬隔者也。”“不激不厉,风规自远”,这就是雅。“鼓努为力,标置为成体”,这就是俗。风雅在现代社会日渐淡薄。现代很多人喜欢的,恰恰是古人严厉批评的,这是很奇怪的现象。通过学习艺术,可以改变审美,使我们内心和生活变雅。
草书讲了二十十个月,正值大疫流行,这是艰难的两年。祝各位平安健康,谢谢听我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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