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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宋代的赣南“虽荒服郡县，必有学。”如南安府学，创建于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赣州府学，创建于宋代前期。9所县学，其中8所创建于北宋前期的太宗——仁宗时期，1所创建于北宋后期的哲宗时期。除府县学外，建于北宋的书院赣南有3处，它们分别是石城的琴江书院，大余的道源书院和赣州的濂溪书院。仁宗时，理学始祖周敦颐曾在赣南做地方官，先后讲学于南安的道源书院和虔州的玉虚观，当时的兴国县令程珦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去做学生，这就是程颢和程颐，他们后来都成了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据此，封建时代就有人认为“伊洛文献之传，渊源实肇始于此。”苏东坡曾称誉“南安之学甲江西。”而据《汀州府志》的记载，闽西地区在北宋前期也就有了官学，如汀州府学创建于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宁化县学则创始于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
由于崇文重教，使赣南、闽西两地科举名额大量增加。仅以进士为例，宋代以前赣南中进士者仅3人，汀州仅1人。而两宋时期赣南共有进士234人（其中北宋92人，南宋142人）；汀州共有进士168人，两地共计402人，比此前的4人增加了近100倍。梅州经济、文教则起步较晚，两宋仅有进士10名，说明客家势力还没有大面积地占领这一地区。
除科举名额大增以外，北宋时期客家地区还涌现出一批影响全国的著名人物，其中尤以赣南为多。如政治人物有石城的陈恕、陈执中父子；他们先后于太宗朝和真宗朝出任参知政事和枢密使，班列执宰，政绩斐然。学者有北宋赣南名门“四曾”的开创人物赣县人曾准（著名爱国诗人曾几之父），宋代理学的创始者周敦颐十分赏识他，把他视为知己，并亲自为他作传序，云：“虔州曾子忠，实开儒术之先，厥后，曾氏一门皆文学之选”；有为官清正，治学严谨，“不为空言”，为著名理学家程颐赏识的兴国人李潜。文学家有为苏东坡推崇，两人成为至交挚友的上犹人阳孝本；有曾任国子祭酒（中央教育机构总管），被《宋史》誉为“天下高其名”的兴国人李朴。还有文学家兼政治家的赣南第一个状元，宁都人郑獬，他曾知开封府，后入集贤院，主持修撰皇帝起居注，起草诏诰，对朝政多有进谏；且善诗文，《宋史》称其“词章豪伟峭整，流辈莫敢望。”
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氛围，使得本来没有多少人问津的赣闽山区，在北宋时成为“文人栖身，学者盘桓，谪官流寓，名人荟萃”的热闹地方。如“合肥包拯，字希仁。过虔，师事邑人陈晦之于崆峒山中。”“眉山苏洵，字明允。尝南游至虔，与赣人钟棐友善。……其后洵子轼、辙过虔，必造访棐；又与棐子志仁、志行、志远游，敦通家之好。”其中苏轼两次过虔，寓居虔州水南，一次留月余，一次留4０余日，与州人阳孝本、孙志举游，又与季倅赓等和郁孤台诗，可谓留连忘返。稍后，宋代名宦、学者刘安世、张九成、刘黻、江公望等贬官后，都曾经在赣南谪居，并留下了大量的著述。
如风水术和风水观念。风水术是唐朝末年随着客家先民的南迁而传入赣南的。从客家地区风水术士们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中，我们知道，将风水术带入客家地区的主要是杨筠松。杨筠松继承和发展了风水术中的形法理论，创立了江西形势派(实际上是赣南派)。他的主要弟子曾文辿、刘江东二人均为于都县人。自从杨筠松在赣南授业传徒之后，风水术士就成为客家地区世代相传的职业，杨筠松也因此成了风水术士共同尊奉的祖师。两宋时期，赣南风水术大盛，名流辈出，如廖瑀、谢世南、赖文俊、刘潜、傅伯通、邹宽等人便是。这些风水术士不仅在本地看风水，而且声名远播，甚至闻达于朝廷，奉诏为朝廷看风水。北宋后期至南宋时期，形势派风水术向福建传播，并从中衍生出一个新的流派——理法派。随后，风水术进一步往粤东粤北等地传播。至明清时期，风水活动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普及于赣闽粤广大客家地区，并随着客家人的飘洋过海而根植于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风水观念则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深深浸透于客家人心灵之中。
再如客家山歌。她也是随着客家先民的迁入赣闽山区而产生的。她萌芽于唐末五代，至宋代，因深受唐宋诗词的影响而趋于成熟，并广为流传。她既保留了古朴的中原音韵，又颇具浓郁的客家情趣。随着客家民系向赣西南、闽西南及粤东粤北的发展，客家山歌也流传到更为广大的地区。
此时，古虔州城作为客家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也初步确立起来。有宋一代，是赣州城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航运发达，商贸繁荣，其税收量是当时江西十三个州军里面最多的一个。在手工业方面，东郊的七里镇瓷窑，生产规模宏大，产量极高，其产品还远销到了日本和南朝鲜等地。宋代赣州的造船业在全国也独占鳌头，最高年产量达650艘之多，日均几乎达到2艘。在城市建设方面，宋代的赣州城修建了高大的砖城(始建于北宋嘉祐年间，全长6900米，现存3600多米)，开辟了六条大街，章贡两江架设了三座浮桥(现仍存一座)，城内八境台、郁孤台、拜将台等名胜古迹交相辉映，寺院内佛塔耸立，通天岩摩崖佛像栩栩如生。宋代的赣州，史称为中国三十大州之一。
时至今日，赣州城依旧保持着宋代城市格局的历史风貌，它是我国江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宋城。由于赣州城至今仍保留有大量的宋代文物古迹，其中还不乏有全国宋代文物中的精品与孤品，因而被专家学者称誉为“宋城博物馆”。一九九四年一月，国务院将赣州公布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宋代赣州城的繁荣，离不开客家先民的辛勤劳动与艰苦奋斗；也是客家民系孕育成长和客家经济文化初步兴盛的标志。
综上所述，历史时期(尤其是唐中后期至五代)入迁赣闽边区的客家先民，经过北宋一百余年的和平发展，繁衍数代，人口壮大，且与当地土著发生初步融合，并生长出若干客家文化事象；同时，初步形成了客家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这表明：一支新的独特的民系——客家民系正在酝酿和发育成长起来。因此，说赣南在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摇篮的地位，而不应仅视作客家先民的“中转站”或“途经小驻之地”，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2、形成期
成长中的事物可塑性是很强的，其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客家民系在形成的过程中必然要吸收许多新鲜血液，纳入许多新的因素，以不断壮大自己。
正当宋代客家民系在赣闽边区酝酿形成之际，北方由于受辽、夏、金政权的侵扰，仍是不得安宁，于是又有不少姓氏相继入迁赣闽边区。如赣南宁都，北宋入迁的姓氏计有肖、杨、郭、邓、陈、姜、池、周、毛、艾、袁等十一姓；南宋入迁的姓氏计有包、康、符、鄢、叶、万、张、赵等八姓。石城两宋入迁的姓氏共计七十五姓，其中半数以上外迁，至今邑境还留下后裔的有温、黄、陈、刘、赖、宋、郭、杨、朱、邓、熊、邱、吴、童、王、蓝、蔡、龚、魏、何、郑、胡、许、廖、徐、罗、高、毕、巫、潘、张等三十一姓。从人口史的资料中，也可看出这一时期赣闽边区入迁人口之众。吴松弟先生在《中国移民史·卷四》一书中作过一项统计，其结果指出：“高宗绍兴年间赣州户近12.1万，孝宗淳熙年间为29.3万，年平均增长率达25.6‰，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几十倍”；“汀州在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户数为174，517户，较元丰年间增加9.3万户，年平均增长率达9.1‰。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一定程度上要归之于外来人口的迁入”。这么多人口的新迁入，自然要对还在孕育形成的客家民系发生重大影响，这也加速着客家民系的成长进程。
影响客家民系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北宋末至南宋时期，畲族已广泛分布于赣闽粤三角区，且与汉族形成杂居错处的格局。畲汉人民在长期的接触和交往中互相认同，并共同参加反抗封建统治和压迫的斗争，从而大大加速了汉畲人民的融合。特别是宋末元初文天祥率领汉畲人民联合进行抗元斗争，以及广东畲民首领陈吊眼和畲民妇许夫人率领的“畲军”配合张世杰参加抗元斗争，更是汉畲交融史上的佳话。当然，这种汉畲融合的过程一直到明清时期才最后完成。
随着赣闽粤三角区的进一步开发和人口的壮大，以及汉族与畲瑶等少数民族融合的加深，至南宋后期，客家民系已在赣闽粤这片广袤的山区地域成长起来，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客家方言的形成。目前，多数语言学者主张客家方言形成于南宋的观点。诚如谢重光先生在《从客家方言的形成看客家民系的形成》一文中所言：“语言学者中关于客家方言形成于南宋的观点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客家方言之独立，即标志着客家民系业已形成(引张卫东语)。”因此，南宋是客家民系的形成期；赣南、闽西和粤东在客家民系的形成期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这一点也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3、发展壮大期
南宋末年，蒙古人南侵，迫使客家人更大规模地往粤东和粤东北迁徙，由此引起客家文化中心的南移。至明代，梅州已成为客家人的第二块根据地，此地人文渊薮，超过赣南闽西。而赣南、闽西却相对地走了下坡路。明末清初，闽粤客家人由于内部人口膨胀需要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及受满州人南下之影响，又以梅州和闽西南为策源地，四出向外播迁。此时，因为广东和福建的大部分均已为广府系和闽南系汉人所占据，他们无法插足，只好避居沿海地区甚至渡海至台湾、南洋，还有一部分被挤向西南地区。而当闽粤客家在四面受阻，陷入困境之时，赣南，这块曾经是客家人第一故乡的地方，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此时正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于是，具有强烈寻根意识的客家人又扶老携幼，大批回迁入赣，并在赣南这块故土上迅速地繁衍发展，从而最终奠定了赣南居民的现代格局。而且，闽粤客家回迁入赣后，又不仅仅局限于赣南地区，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赣南后，再循着北上进至赣中之吉安、赣西之安福、宜春、萍乡、万载及湘之醴陵、浏阳、平江，再北至赣之铜鼓、修水等县，大大扩展了客家人的分布区域。因而，赣南在客家民系的发展壮大期中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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