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北京有个自号“雪芹”、“芹溪”、“芹圃”之人，姓曹名霑字梦阮。“新红学”认为此人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红楼梦》作者，主要证据为敦诚、敦敏、张宜泉、永忠、明义之记载。那么我们就按“红学家”的考证结果，将这些记载梳理一遍，看是否能得出与“红学家”相同的结论。
一、曹霑的年龄大有问题
据“红学家”考证，曹霑生前与敦诚、敦敏、张宜泉等人为友。敦诚曾作《挽曹雪芹》诗一首，收在《鹪鹩庵杂志》中。其前四句为：“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肠回故垄孤儿泣(前数月，伊子殇，雪芹因感伤成疾)，泪迸荒天寡妇声。”
爱新觉罗·敦诚（1734—1791），字敬亭，号松堂，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之五世孙，爱新觉罗·敦敏（1729—1796）之弟。
敦诚晚年将其诗文结集刊为《四松堂集》，其中并未收入《挽曹雪芹》一诗，不过在其付刻底本中却有此诗。在《四松堂集》付刻底本中，敦诚在诗题“挽曹雪芹”后加一注云“甲申”，并将前四句修改为：“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
据此可知，曹霑死于乾隆甲申年，即乾隆二十九年（1764）；死时四十岁左右。
曹霑的死期本来毫无问题，后来却成了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与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眉批”不符；其批云：“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如果将此“壬午”看作乾隆壬午，则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
于是“红学家”聚讼纷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在没有任何其他证据的情况下，竟然将曹霑死期折中为：约乾隆二十八年（1763）。
曹霑的年龄本来也毫无问题，后来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如果曹霑死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或乾隆二十九年（1764），那么往前推四十年即康熙六十一年（1722）或雍正二年（1724）。据“红学家”考证：雍正六年（1728），曹寅嗣子曹頫因经济亏空、骚扰驿站、转移财产等罪革职抄家，两手空空迁回北京老宅，家族迅速败落。而其时曹霑才五六七岁，还没有什么富贵经历的记忆，更别说像《红楼梦》中“贾府”那样的富贵记忆。
不仅如此，曹霑在《红楼梦》的创作时间上也出现了问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一回交代：“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如果将此“甲戌”看作乾隆甲戌，则为乾隆十九年（1754）。那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最晚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而甲戌本第一回又交代：“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那么往前推十年就是乾隆九年（1744），而其时曹霑才20—22岁。虽然“红学家”以“天才”称曹霑，但如果说曹霑二十出头就写《红楼梦》，无论如何让人难以信服。
于是“红学家”又开始在“四十年华”上做文章，置“四十萧然太瘦生”之“四十”于不顾，将“四十年华”解释为不到五十岁，因为这与曹霑另一好友张宜泉的说法相符。张宜泉在《伤芹溪居士》一诗中自注云：“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
张宜泉（生卒不详），清内务府汉军旗，其在《春柳堂诗稿》中有四首诗写到曹霑。
既然曹霑“年未五旬而卒”，那就照此继续往前推。据“红学家”考证：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曹颙病逝。三月初七，曹頫奏曰：“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颙）嗣有在矣。”
在无法确定“马氏”是否“生男”的情况下，“红学家”又径自得出结论：曹霑是曹寅之子曹颙的遗腹子，生年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而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或乾隆二十九年（1764），曹霑也正好48—50岁，终于与张宜泉之“年未五旬而卒”相符，“红学家”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周汝昌道：“在旧社会里，是没有人肯为亡友‘减寿’的，如果挽一个四十八九岁死去的人不说‘五十年华’而偏说‘四十年华’，那就是太没情理，迹近开玩笑了。”又道：“‘年未五旬’云云，即‘古人五十不称夭’之义，抱恨雪芹不得上寿耳。”
周汝昌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只是他不可能对曹霑“赶不上曹家的繁华”做出合理的解释，只好凭空创设了一个“曹家二次复兴”之说，自此其他“红学家”接过了“新红学”的大旗。
关于曹霑生年还有很多说法，这里不一一列举，无非是倒推罢了。还有人说曹霑是曹寅嗣子曹頫之子，等等，莫衷一是。
“红学家”认为敦诚是曹霑之“挚友”，理所当然地用敦诚之记载来佐证曹霑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但在此处却无端摒弃其“甲申”之注，又大肆曲解其“四十萧然”或“四十年华”。这种有用则取之、无用则弃之的所谓“考证”，令后来者大开眼界，纷纷起而效之。
不过这样又产生了一个“红学家”视而不见的大问题：曹霑与敦诚的年龄相差过大。据“红学家”考证，敦诚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比曹霑小十九岁。
敦诚在《寄怀曹雪芹（霑）》诗中写道：“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接罹倒着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据“红学家”考证，敦诚五岁入家塾，十一岁进右翼宗学读书。二十二岁在宗学考试中列为优等，以宗人府笔帖式记名。二十四岁时曾受父命在喜峰口松亭关管税务。“虎门”指右翼宗学，在北京石虎胡同。
敦诚说曾与曹霑在右翼宗学“数晨夕”，只是没有交代具体时间，只能推算其时曹霑在三十岁至四十一岁之间；“红学家”推测说曹霑当时任职于右翼宗学。曹霑在右翼宗学与敦诚小朋友亲密地探讨学问无可厚非，“高谈雄辩虱手扪”也更显曹霑之风采，只是“接罹倒着容君傲”就有问题了。试想一个三四十岁的大男人在小朋友面前倒戴帽子，又有什么可“傲”的呢？“接罹倒着”：典出《晋书·山简传》，说山涛之子山简出镇襄阳时，时常醉酒骑马，倒戴帽子。“接罹”：以白鹭羽为饰的帽子。
敦诚在《寄怀曹雪芹（霑）》诗中接着写道：“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
敦诚自注云：“时余在喜峰口。”据“红学家”考证，此诗写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秋。据敦敏《敬亭小传》，敦诚于“丁丑二月，随先大人（敦敏、敦诚的父亲瑚玐）榷（管税务）山海，住喜峰口”。
乾隆二十二年（1757）敦诚二十四岁，曹霑则四十三岁，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最晚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那么曹霑此时已完成甲戌本。
敦诚在《寄怀曹雪芹（霑）》诗中最后写道：“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扣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弹食客铗（jiá）”，是指《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冯谖弹剑而歌之事。
一个二十四岁的小青年敦诚，为什么要规劝一个四十三岁的大男人曹霑“莫弹食客铗”、“莫扣富儿门”呢？理由只有一个：曹霑正在“弹食客铗”，正在“扣富儿门”。有诗为证。
敦诚在《佩刀质酒饮》诗序中说：“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余亦作此答之。”
据“红学家”考证，槐园是敦诚之兄敦敏的住处，位于宣武门内太平湖畔。敦敏生于雍正七年（1729），比曹霑小十四岁。敦诚之诗序是说一个大男人在秋天的一个“风雨淋涔，朝寒袭袂”的清晨，在一个小自己十四岁的宗室的门前徘徊，就为等主人出来请自己喝酒，并且早已“酒渴如狂”。幸好比自己小近二十岁的主人之弟前来，这才有了“解佩刀沽酒而饮之”，而此人“欢甚，作长歌以谢”。
敦诚在《赠曹芹圃(即雪芹)
正因为曹霑在“弹食客铗”、“扣富儿门”，到处祈求“残杯冷炙”，敦诚才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劝他说“不如著书黄叶村”。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早已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之前，那么曹霑又是何时写下此书的呢？他有时间写吗？
二、曹霑不可能是《红楼梦》作者
不料在小青年敦诚的规劝之下，曹霑突然爆发。就在敦诚劝其“著书黄叶村”后一两年之内，“曹子雪芹”便“出所撰《红楼梦》一部”。我们来看明义的记载。
富察·明义，号我斋，满洲镶黄旗人。据“红学家”考证，明义出生于乾隆五年（1740）至乾隆十年（1745）之间，比敦诚小五到十岁。
明义在《绿姻锁窗集》中有《题红楼梦》诗二十首。其诗序云：“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之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
“红学家”都认为此处之“出”是“出示”之意，是指“曹雪芹”将自己撰写的《红楼梦》一书拿出来给人看，而且“其书未传”，即尚未刊刻问世，还是“钞本”，书名为《红楼梦》。
据“红学家”考证，明义的《题红楼梦》诗写于乾隆二十三、四年（1758/1759）左右，其时曹霑还在世，这与“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之“出”也相符。而其时明义不到二十岁，这与明义在诗中对“风流韵事”更感兴趣也相符。
注意“余见其钞本焉”之“见”，不是“购得”，也不是“抄藏”，是说明义只是从他人处借来读过，其《题红楼梦》诗二十首当是后来凭记忆写的，并且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故诗中多有与《红楼梦》情节不符之处。
第一首
佳园结构类天成，快绿怡红别样名。
长槛曲栏随处有，春风秋月总关情。
此首写大观园。
怡红院里斗娇娥，娣娣姨姨笑语和。
天气不寒还不暖，瞳昽日影入帘多。
此首写怡红院，并不一定是具体写哪一回。
第三首
潇湘别院晚沉沉，闻道多情复病心。
悄向花阴寻侍女，问他曾否泪沾襟。
此首写宝玉去潇湘馆探望黛玉，其中显然加入了明义自己的印象和意思。
第四首
追随小蝶过墙来，忽见丛花无数开。
尽力一头还两把，扇纨遗却在苍苔。
此首写第二十七回“宝钗扑蝶”，但显然记忆有误。
第五首
侍儿枉自费疑猜，泪未全收笑又开。
三尺玉罗为手帕，无端掷去复抛来。
此首写第三十回“黛玉与宝玉角口后”复合。
第六首
晚归薄醉帽颜欹，错认猧儿唤玉狸。
忽向内房闻语笑，强采灯下一回嬉。
此首写第三十一回宝玉错将晴雯认作袭人。第二联当是把第二日史湘云到来之事混在一起了。“猧（wō）”：小狗。“狸”：形状与猫相似，亦称“狸子”、“狸猫”、“山猫”、“豹猫”。
第七首
红楼春梦好模糊，不记金钗正幅图。
往事风流真一瞬，题诗赢得静工夫。
此首写第十七回宝玉题对额时看到玉石牌坊，“倒像在那里曾见过的一般，却一时想不起那年那月日的事了”。
第八首
帘栊悄悄控金钩，不识多人何处游。
留得小红独坐在，笑教开镜与梳头。
此首写第二十回宝玉为麝月篦头。这里明义将麝月错记成了小红。
第九首
红罗绣缬束纤腰，一夜春眠魂梦娇。
晓起自惊还自笑，被他偷换绿云绡。
此首写第二十八回宝玉用茜香罗换掉袭人系裤子的汗巾子。“缬（xié）”：有花纹的丝织品。
第十首
入户愁惊座上人，悄来阶下慢逡巡。
分明窗纸两挡影，笑语纷絮听不真。
此首写第五十四回宝玉回怡红院看袭人，发现鸳鸯也来了。
第十一首
可奈金残玉正愁，泪痕无尽笑何由。
忽然妙想传奇语，博得多情一转眸。
此首写第四十三回宝玉到水仙庵祭奠金钏回来看见玉钏垂泪，笑道：“你猜我往那里去了？”
第十二首
小叶荷羹玉手将，诒他无味要他尝。
碗边误落唇红印，便觉新添异样香。
此首写第三十五回宝玉哄玉钏尝莲叶羹；第二联显然是明义的理解，因为宝玉“爱红”。“诒（dài）”：欺诈。
第十三首
拔取金钗当酒筹，大家今夜极绸缪。
醉倚公子怀中睡，明日相看笑不休。
此首写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第十四首
病容愈觉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
犹恐意中人看出，慰言今日较差些。
此首第一句写第三十四回“题帕”后之黛玉，后三句当是明义加上自己的意思总结而来。
第十五首
威仪棣棣若山河，还把风流夺绮罗。
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此首写宝钗印象。
第十六首
生小金闺性自娇，可堪磨折几多霄。
芙蓉吹断秋风狠，新诔空成何处招。
此首写第七十七回、第七十八回晴雯之病和晴雯之死。
第十七首
锦衣公子茁兰芽，红粉佳人未破瓜。
少小不妨同室榻，梦魂多个帐儿纱。
此首写第十九回宝玉与黛玉相对而卧。
第十八首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
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疴续红丝？
此首写黛玉之死。“沉疴”：久治不愈的病。
第十九首
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
石归山下无灵气，总使能言亦枉然。
此首写宝玉与宝钗、黛玉两无缘，“石头”重归大荒山下。
第二十首
馔玉炊金未几春，王孙瘦损骨嶙峋。
青蛾红粉归何处？惭愧当年石季伦。
此首写贾家败后之宝玉。
在这二十首诗中，前十七首与现存八十回《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内容大致相符；第十八、十九、二十这三首则写八十回后之内容。由此可知，明义所见之《红楼梦》是全本《红楼梦》。而所谓“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之“一部”，也印证此点；如果所见不是全本《红楼梦》，明义不可能不提及。而其时《红楼梦》还是“钞本”，“世鲜知者”，不可能是后来刊刻的程高本《红楼梦》。也就是说，在曹霑在世之时，已出现了全本《红楼梦》。
我们再看永忠的记载。永忠在《延芬室稿》中有《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姓曹）》
据“红学家”考证，题中“墨香”乃曹霑好友敦敏和敦诚之叔额尔赫宜，他又是明义的堂姊夫。诗上有永忠堂叔弘旿的手批：“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
爱新觉罗·永忠（1735—1793），康熙帝十四子恂勤郡王允禵之孙，多罗恭贝勒弘明之子，袭封辅国将军。爱新觉罗·弘旿，康熙帝玄烨之孙，胤秘之子，封固山贝子，两次缘事革退，复赏封奉恩将军。
从永忠、墨香、敦敏、敦诚、明义之关系可以看出，永忠“因墨香得观”之《红楼梦》就是明义所见之“钞本”《红楼梦》。据“红学家”考证，永忠之组诗作于乾隆戊子年，即乾隆三十三年（1768），此时曹霑已死去，故永忠才“吊雪芹”。
而从永忠堂叔弘旿之“手批”可以看出，永忠“得观”之《红楼梦》仍是“钞本”，且其中有“碍语”。这再次说明此“钞本”绝对不是后来刊刻的程高本《红楼梦》，《红楼梦》中的“碍语”在程高本中已被高鹗删去。
从明义和永忠之记载可以得出结论：在曹霑在世之时，已出现了私下转抄传阅之全本《红楼梦》。
据程甲本程伟元序和高鹗序，高鹗并不是《红楼梦》续书者，《红楼梦》后四十回是程伟元“竭力搜罗”、“数年铢积寸累”而来，后同高鹗一起“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红楼全书始自是告成”。也就是说《红楼梦》后四十回是前人所续，早已在民间转抄传阅。程甲本刊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乙本刊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
那么程高本《红楼梦》与明义、永忠所读之“钞本”《红楼梦》，是否有传承关系呢？我们再看明义的记载。
明义在乾隆六十年（1795）曾作《和随园自寿诗韵十首》（袁枚《随园八十寿言》，嘉庆刊本，卷五），其一云：
随园旧址即红楼，粉腻脂香梦未休。
定有禽鱼知主客，岂无花木记春秋。
西园雅集传名士，南国新词咏莫愁。
艳杀秦淮三月水，几时衫履得陪游。
诗中有原注云：“新出《红楼梦》一书，或指随园故址。”所谓“新出《红楼梦》一书”，即指已刊刻问世之程高本。但明义对程高本后四十回居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说明程高本《红楼梦》与明义所见之“钞本”《红楼梦》大同小异，两者之间应该有传承关系。而明义《题红楼梦》诗之第十八、十九和第二十首，也与程高本《红楼梦》后四十回不矛盾。
在曹霑在世之时，就已出现了与程高本《红楼梦》大同小异的全本《红楼梦》。那么曹霑是否就是这个全本《红楼梦》的作者呢？答案是：这种可能性不存在。
现存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三册书名下注云“己卯冬月定本”，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五、六、七、八册左下方题“庚辰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如果把此“己卯”和“庚辰”看作乾隆己卯和乾隆庚辰，则为乾隆二十四年（1759）和乾隆二十五年（1760）。
曹霑死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或乾隆二十九年（1764），而明义看到“钞本”《红楼梦》是在乾隆二十三、四年（1758/1759）左右，永忠则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之前。
既然曹霑在乾隆二十三、四年（1758/1759）之前就已完成全本《红楼梦》，为什么又要在死前搞什么“己卯冬月定本”、“庚辰秋月定本”呢？而所谓“己卯冬月定本”、“庚辰秋月定本”,都只有前八十回。
“红学家”善变，该有人说了，这是对明义见到“钞本”《红楼梦》的时间推测有误。而甲戌本第一回批语云：“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此处明白无误地说“曹雪芹”死时“书未成”，又怎么可能完成全本《红楼梦》呢？
后裕瑞在《枣窗闲笔﹒红楼梦书后》中说：“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润色之，借以抒其寄托。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
裕瑞的说法是根据《石头记》第一回内容推测而来，也完全不成立。甲戌本“凡例”指出，《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而甲戌本第一回之批语明确点出《风月宝鉴》和《石头记》（《红楼梦》）都出自“曹雪芹”之手。其批道：“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又道：“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
所以曹霑不可能是《红楼梦》作者，不可能是《红楼梦》中之“曹雪芹”。
三、曹霑是个骗子
《红楼梦》中有“碍语”，乃至永忠堂叔弘旿“终不欲一见”。因此自称“曹雪芹”者，反而最不可能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乃《红楼梦》书中人物，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自称“曹雪芹”之曹霑，显然在这种“巧合”之外。
“曹雪芹”之“芹”乃指水芹，代指“一池青草”之“蒲芦”，故脂批又称之为“芹溪”（详见《石头真言》）。而曹霑不明其意，居然既号“芹溪”又号“芹圃”，早已露出狐狸尾巴。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本就只有八十回，现存己卯本、庚辰本之祖本已基本定稿，作者为万斯同。后人不明白作者将此书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用心，遂改称为《石头记》、《红楼梦》，进而将其中批语删除，乃至为其妄添蛇足（详见《石头真言》）。所以明义之所谓“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反而证明“曹子雪芹”之曹霑是个骗子。
那么这个曹霑会不会是《红楼梦》续书者呢？
关于敦诚之《佩刀质酒饮》，有人说：“此诗在《四松堂集》刻本中排在悼‘天元上人’等诗之后，‘天元上人’卒于癸未(1763)，而《四松堂集》刻本之诗编年严谨，故可推知此诗作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之秋。”而胡适也记载说在《四松堂集》付刻底本中，“《佩刀质酒歌》虽无年月，但其下第二首题下注‘癸未’，大概此诗是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作的。”（胡适《跋<红楼梦考证>》）
两相印证，敦诚之《佩刀质酒饮》当作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之秋”。也就是说，曹霑在临死之前还在“扣富儿门”，祈求“残杯冷炙”，又哪有时间续书呢?
裕瑞在《枣窗闲笔﹒红楼梦书后》中说：“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又闻其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
所谓“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当并非“戏语”，乃曹霑不觉露出之心声。
那么这个曹霑是曹寅之孙吗？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敦诚和敦敏在右翼宗学认识曹霑之时，曹霑已在三十岁以上（实为二十岁以上），他们对曹霑并不知根知底，他们对曹寅的了解，也都来自曹霑，而这个曹霑对曹寅也不是特别了解。敦诚之所谓“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和明义之所谓“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之随园故址”，都有问题。而“红学家”已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即曹寅之孙诞生时曹寅已经作古，不可能随其赴任；曹寅之任乃江宁织造，并不存在什么“江宁织府”；“所谓大观园者”，也不可能是“今之随园故址”。
西清在《桦叶述闻》中说:“《红楼梦》始出，家置一编，皆曰‘此曹雪芹书’。而雪芹何许人，不尽知也。雪芹名霑，汉军也。其曾祖寅，字子清，号楝亭，康熙间名士，累官通政。为织造时，雪芹随任，故繁华声色，阅历者深。然竟坎坷半生以死。”
西清姓西林觉罗，字研斋，满洲镶蓝旗人，系清世宗宠臣大学士鄂尔泰之曾孙。
直到西清之时，仍说“雪芹随任”，又将曹寅说成是“曹雪芹”（曹霑）之“曾祖”。
不过从曹霑知道一些“曹寅家事”来看，他是曹寅之族人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不过现在再来探讨此人，已变得毫无意义。此人四十岁左右死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约生于雍正三年（1725）；落魄之人总是显老，张宜泉说他“年未五旬而卒”，实属正常。
“新红学”建立在“曹霑是《红楼梦》作者”这个结论之上，“红学家”认定曹霑即《红楼梦》之“曹雪芹”，而其“考证”却自掘坟墓，早已埋葬这个结论。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传至曹霑死时，已六十年有余。其间，有不明真相者好而续之，并改书名为《红楼梦》。曹霑无意中得到这个全本《红楼梦》，觉得其内容与“曹寅家事”有相似之处，于是按书中内容和批语，自号“雪芹”、“芹溪”、“芹圃”，谎称自己是曹寅之后，先吹嘘所谓“扬州旧梦”，并宣称自己在著书，然后“出所撰《红楼梦》一部”，用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之口才，侃晕清朝宗室敦诚敦敏等人，以讨得“残杯冷炙”。
也就是说，北京那个“身胖头广而色黑”之曹霑，用他人所续之全本《红楼梦》骗吃骗喝，不仅骗倒了敦诚敦敏等宗室，还骗倒了后来之“红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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