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爱情的致命一击
她毫无羞愧地讲述自己的不幸，实则是为了掩饰另一种不幸，那真正的不幸灼烧着她的五脏六腑。在她向我吐露之前，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巴亚尔多·圣罗曼在把她送回娘家的那一刻，就永远地留在了她心上。那对她是致命的一击。“妈妈动手打我的时候，我突然开始想念他。”
这一颇具戏剧化的情节，出现在马尔克斯自认为掌控得最好的作品《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在这个以一位年轻小伙子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惨痛死亡作为爱情代价的故事中，忧郁姑娘安赫拉因为“没有权利轻视命运的馈赠”而被迫嫁给显赫的巴亚尔多，为了成婚她隐瞒了自己的非处女身份，却在结婚当天抱着赴死的心情在新婚丈夫面前脱得一丝不挂，将所有的秘密曝露于婚房晃眼的金黄色灯光下。
在痛苦、屈辱与愤怒的折磨中，丈夫巴亚尔多想都没想当即把安赫拉送回了娘家。然而，即将持续长达二十七年的不幸苦恋却在这一刻悄然降临，安赫拉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裂纹爬上了掌心，吐露灼烧的伤痕。此后，她把自己所有的罪与爱全部写进了寄给巴亚尔多却从无回音的近两千封信中。
在这区区一百多字里，马尔克斯找到了一个最偶然却也最具命定意味的瞬间，揭示横亘其中的神秘爱情本质。无论是《苦妓回忆录》中衰老的记者看到十四岁少女的呼吸随着胸脯平稳伏动的刹那，还是《爱情和其他魔鬼》里虔诚的德劳拉教士揭开长发女孩谢尔娃咬破的伤口的霎时，痛恨与激情，羞耻与神圣，这些最为狂热的情感都在不计后果地、炽烈地撞击，使巨大的能量凝定在爱情诞生的这个时刻。这不得不让人想起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描写特蕾莎给托马斯递上白兰地时的场景：
听到托马斯的声音，特蕾莎那藏在胃里或胰腺中的羞怯灵魂从腹部升腾起来，一下子就蹿到了她的嗓子眼儿。
毫无疑问，伟大的作家总是手握参透生活秘密的魔法。在描述爱情诞生的昏眩一霎，马尔克斯并没有试图以祛魅的方式解构爱情的成因与要素，而是通过捕捉具像化的场景与极为微妙的细节来呈现这一人类最为宏大广阔的主题，爱情带来的幸与不幸都近乎蹊跷一般与所有的身体器官剧烈共振，让读者与书中人物共同承受作为造物的必然“一击”。
“一击”——没错，这几乎是马尔克斯笔下所有爱情样态的共同命运，它如斧劈下，精准凹凿心头，挖割永恒的缺口；亦如十字上的尖钉，在每一个遭遇爱情之人的颈背刻下闪电烧灼的印痕。
如今，在谈到马尔克斯的作品主题时，人们会很快地想到性，想到激情，想到古老的灵肉关系，但这一切实则都以这命定的一击作为支撑。显然，这一击与激情无关，它恰恰呈现出与其完全相反的特质：一种如同宗教狂热般的深情（尽管，在“深情”被过度消费的当下，它早已被附加上太多无关而杂糅的情感特质）。而正是因为这种原始而朴素的深情像黄蝴蝶一样绕着马尔克斯的心头打转，他才能够连同他所创造出的人物，在面对拉丁美洲的孤独、香蕉热后残留的枯枝与幽灵的叹息时依旧郑重地说出：“伽利略缺失的不光是信仰，他更缺的是心。”
02
以深情重构现实
从马尔克斯在二十八岁写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开始，马尔克斯便认定他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便是“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作家”。在此后长达近五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他以偏执狂般的热情与严谨不断地创造又不断地“击败”自己所写的每一部作品，并力图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语言风格与文本结构——无论是新闻式文学还是魔幻现实文学，这些标签都无法一劳永逸地定义马尔克斯的风格——弥合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沟壑。
面对经历了百年孤独与内战动荡的拉丁美洲历史，马尔克斯以深情的笔触召唤这片大陆上被逐渐忘却的回忆。他敏锐地意识到，拉丁美洲特殊的地缘位置与文化特质导致了一种“缺乏疆域与边界”的集体意识，尽管“国与国之间存在着种种区别，但是内心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因而，相较于波拉尼奥、科塔萨尔等拉美作家在文本中对于政治历史或强势或隐晦的处理手法，马尔克斯在重叙哥伦比亚内战与拉美殖民化进程时，将更多的笔力投入描绘个体内心应对外部历史环境的缓冲机制。
而正因为作品聚焦于人物最为私密的情感阵地，令人窒息的残酷屠杀与殖民镇压才变得更易于察觉，并渗透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低语般的背景。在这样一个充满着“预兆、民间疗法、感应、迷信”的隐秘世界中，马尔克斯摆脱了政治与历史常置于作家身上的束缚，以一种悲悯而庄重的深情，重新发现了拉丁美洲的现实。
03
宿命的无处隐遁
而当观视的眼光投射到作家的现实生活时，这种深情依旧延续着，并以映照的方式成为马尔克斯笔下人物的源头。
马尔克斯和妻子梅塞德斯自祖辈起便为世交，在加勒比沿岸一个不靠海的小镇中一同长大。梅萨德斯十三岁时，马尔克斯在一次学生舞会上直截了当地向她求婚，要求她允许自己成为她人生中肩负的重担。从此，马尔克斯与梅赛德斯便明确地预知自己今后的人生图景：尽管他们从未做过真正的情侣，但他们都不慌不忙，耐心等待着必将降临的命运，承担起它轻轻安置在肩头的沉重使命。
马尔克斯与妻子之间颇具浪漫色彩的关系初始并不意味着轻易的激情与“不计后果的袭击”，在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后，马尔克斯清楚地意识到，“婚姻如同整个人生一样，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每天都要重新从头开始，而且必须在有生之年天天如此”。这种最为神秘与寻常、最为高尚与卑贱的深情，需要一种超越西绪福斯的勇气，更需要一种“持续不断的”、甚至“令人精疲力竭”的努力，一如马尔克斯笔下的安赫拉父母对女儿告诫的那样，爱是需要学来的。
八月的一个午后，她正和女友们一起刺绣，忽然听见有人走到门外。看也不用看，她便知道是他来了。“他胖了，头发开始脱落，看近处的东西也要戴上老花镜了，”她对我说，“可那是他，妈的，是他啊！”她感到心慌意乱，因为她知道他眼中的自己一定像自己眼中的他那样衰老，而她觉得，他心中的爱意未必像她的爱那般坚韧。他身上的衬衫被汗水浸透了，就像第一次在晚会上与她相遇时那样；他还是系着那条皮带，挎着那只镶有银饰、如今接口已脱线的牛皮背囊。巴亚尔多·圣罗曼向前迈了一步，没有理会旁边那几位诧异的女友，将背囊放在绣花机上。
“好吧，”他说，“我来了。”
他带来的一只行李箱中塞满了准备留下来穿的换洗衣服，另一只一样的箱子里装着她写给他的近两千封信。信件按照日期码得齐齐整整，每一捆都用彩色绸带系好，一封也没有拆开过。
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故事时间线的末端，忧郁姑娘安赫拉在二十七年之后等到了毁灭并终结她的命运的巴亚尔多，尽管，她所写过的近两千封信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回应。而此时，马尔克斯也在这部小说的最后一章写下：“宿命让我们隐遁无踪”。也许，马尔克斯从开始写作的那一刻就已经明白，自己的宿命早就与这种不可捉摸却也无从隐遁的深情挂上了钩。
而写到此时，却如梦般恍然想起，这个老人已然离开我们近五年了。
纪念马尔克斯
——这个在92年前的今天来到世上的老顽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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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本期编辑：栗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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