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是新的种族隔离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西蒙·库柏
20年前，南非首次全民选举终结了种族隔离制度。举目当今的世界，种族已不再决定一切，但各种形式的隔离依然存在，其效果与种族隔离制度一样不平等。 当我合上双眼回忆种族隔离年代时，脑海里就会闪现
20年前的4月27日，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选举正式埋葬了种族隔离制度。但我不管去哪儿，仍到处可见种族隔离的影子。这多少带有个人性质的畸形。在祖父母家目睹的种族隔离是我最生动鲜明的童年画面，比我长大时的常居地——荷兰小镇里的一切要有趣得多，因此它成了我理解世界的框架。
没错，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任何类比都是不完美的。今天的种族隔离表现得没有那么赤裸裸。如今再没有国家立法以“种族”划分人民，也没有国家宣布“班图人教育”(Bantu education)政策——一项将黑人刻意教育得仅能为白人完成低端工作的教育政策。可事情往往最终会向那个方向发展。
我在美国见到的种族隔离尤胜于别处。没错，这个国家禁止发表种族主义言论。如果谁当众用到带种族主义色彩的词语，他的职业生涯就算完了。这挺好。
然而，美国的学校通常靠地方税收维持，而许多居民区是隔离的，因此家境贫寒的黑人孩子大多只能就读于资金匮乏的学校，他们在那儿所受的教育仅够为白人完成低端工作。虽然后来美国试图通过“平权法案”从贫民区里救出少数牺牲品，但到了那时伤害已经铸就。就像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美国的教育制度意味着大多数黑人无法走上成功道路。美国只是不把这称作“班图人教育”。
我衡量一个社会时，本能上会看其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相近程度。以这个评分标准来看，充斥着大量种族歧视言论的荷兰可以说胜过美国，因为荷兰给所谓的“黑人学校”的拨款要高于白人郊区学校。同样地，伦敦种族混杂，而巴黎种族隔离，伦敦的种族隔离没有巴黎那么严重。
南非的种族隔离在人们出生前就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如果你投胎为白人，你的人生将一路畅通，但如果投胎为黑人就不行了。我记得自己大约16岁时，坐在一个有些可笑的、伪善的白人的门廊上，听他唠叨他的黑仆如何愚蠢，心想：这家伙得相信他是靠自己成功的。上层人很少意识到，“太走运了，我投对了胎。”相反，他们用工作和才华这种故事来自欺欺人，哪怕他们的女仆很可能比他们辛苦得多，而且无人在乎她是否有才华。
不平等是新的种族隔离。你的人生轨迹在出生前就已基本决定。统治阶层通过将孩子送进贵族学校来传承自己的地位，这跟种族隔离的约翰内斯堡十分相似。
幸运的是，种族已不再决定一切。但今天的隔离所产生的效果与旧的种族隔离制度一样不平等。衡量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指标就是它的基尼系数。1995年，刚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的南非基尼系数很糟，为0.59（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但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数据，曼哈顿今天的基尼系数几乎与之完全相同：0.6。令人惊奇的是，南非自己居然变得比种族隔离时期更加不平等，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该国2009年基尼系数升到了0.63。
当今的政治言论常常让我穿越时空，回到种族隔离时代。我想起那些一边享用女佣端上的晚餐，一边抱怨种族隔离的南非白人自由派人士。最近我读了马克·格维瑟(Mark Gevisser)新出的有关约翰内斯堡的杰作《调度员》(Dispatcher)之后，才了解他们大多数人并不想终结种族隔离。他们只是喜欢空谈自由派的言论。这令他们产生高尚感，将他们置于那些信奉种族隔离的“农民”之上。事实上，种族隔离时期的自由派人士，跟今天那些一面抱怨气候变化，一面频频搭乘飞机出行，还不愿意投票支持有意对付这一问题的政党的自由派人士（我知道，我也难逃其咎）如出一辙。随着气候变化渐渐被人们抛诸脑后，那些齐聚达沃斯、在亿万富翁赞助的鸡尾酒会上抱怨不平等的人成了最新的伪自由派人士。
话虽如此，南非还是向我证明了进步是可能发生的。种族隔离制度结束的原因，部分类似于东欧共产党政权在1989年垮台，它也是不平等有望减少的原因：统治阶层变得羞愧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灭亡告诉我，政治是重要的，个别政治家可能扭转乾坤（白人政权信任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执掌国家），以及历史永远不按照你预期的道路发展。南非避免了内战。相反，正如老共产主义者阿尔比·萨克斯(Albie Sachs)对我说的，“共产主义者开创了自由派革命。”我认识到乌托邦永远不会到来：南非永远不会变成瑞士，但它有可能变成智利。
有些事变得好一些了。奈丝塔的家离我祖父母家有5小时路程，她在为我祖父母工作的同时，在自己家养大了她的孙辈。她上个月过世了，享年85岁，她的孙辈们安葬了她。她教导他们勤奋上进。他们念过书，有些还念到大学毕业。相比她，他们的人生机会略好一些。（译者：曲雯雯）（2014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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