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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希勒
Robert J. Shiller
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当人们批评将军们“仍在打上一场战争”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将军们会认为他们将在同一片战场上使用同一套武器系统。他们显然知道得更多。而是就将军们所犯下的错误而言，必须是在更加细微的层面犯下的。有时候，将军们在应对新武器系统和战场制定计划和装备方面适应得较慢。有时候他们对大众心理的假设，以及如何激发士气的表述和上一场战争是一样的，这也同样重要。
对于负有预防金融危机责任的监管者来说也是如此。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应对新情况可能动作缓慢。他们总是很慢才适应大众心理的变化。对监管的需求取决于大众对上一场危机的感知，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我在《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一书中指出，这种感知严重取决于对危机的表述方法如何变化。
巴塞尔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最新报告列出了全球24个最大经济体在强化金融监管方面所做出的切实改进。它们跟踪监控了14个不同监管领域的进展。比如，FSB给所有24国对基于风险的巴塞尔III要求的实施情况都打了高分。
但现实情况并非完全令人放心。这些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可能不够高。安纳特·阿德马迪（Anat Admati）和马丁·赫尔维格（Martin Hellwig）在他们畅销著作《银行家的新衣》（The Bankers New Clothes）中指出了这一点。而在FSB追踪的其他十几项监管领域中，进展情况要差得多。
以对货币市场基金的监管为例，根据FSB的数据，自2008年以来，只有少数国家制定了这项监管。货币市场基金常常是人们除银行之外的另一条存钱途径，它们提供较高的利率，但在许多国家不提供类似银行存款的保险。和银行存款一样，投资者可以随时取出。同样，如果同时有许多人要求取回资金，就可能引起货币市场基金挤兑。
2008年9月16日，即美国华盛顿互助银行（Washington Mutual）挤兑开始后几天、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宣布破产后一天，美国的一家主要货币市场基金、投资雷曼债务的Reserve Primary Fund（以下简称RPF）陷入了严重的麻烦。其总资产已不足以覆盖投资者权益，挤兑一触即发。随着恐慌在公众间蔓延，联邦政府担心爆发针对其他货币市场基金的大挤兑，宣布从2008年9月19日开始对所有这类基金提供一年担保。
这一挤兑如此紧急，以至于要求前所未有的政府支持，原因就在于对其问题的表述方式。事实上，RPF并没有亏掉一切。它只是“跌破面值”，即对于其账上的一美元无法十足偿付一美元；但仍能够偿付0.97美元。那么，为什么这是一场危机？毕竟，相比于通货膨胀侵蚀的储蓄真实购买力时（只有存款的名义价值可以获得保险），常常损失更多。但对这一点我们从来不说。几十年来，通胀造成的真实价值损失基本不进入美国人谈论的主题，只要价格相对稳定人们早就忘记了这一茬。
但他们没有忘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尽管大多数现在在世的人当时还没有出生。2008年，对大萧条的表述再度风靡一时，各种关于金融恐慌和愤怒人群围聚在倒闭的银行门口的生动故事不绝于耳。尽管政府当局似乎再三强调，此类事件已成为过去不会再现。但在2008年愤怒的时代精神中，大众对相对次要的事件的反应之大令人咋舌。
危机过去后，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花了近六年时间降低货币市场基金的脆弱性，2014年提出了“浮动NAV”（净资产价值）的要求，这意味着主要货币市场基金不再承诺对一美元的名义价值进行偿付，转而将根据存款人在其账户中的比重偿付。这意味着基金投资人无法得到损失保险，但这很有可能有助于预防挤兑，因为这意味着部分人的突然提现不会影响尚未提现者的账户。
2008年以来，国际监管框架有所改善，但这些变化无法预测对事件的表达方式将如何影响大众的动物精神。监管者可以在多年前就实施浮动的NAV；之前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没有预见到大众的恐慌会动摇货币市场基金的基础。你不能预期监管当局能够预测到，民众突然开始关注新出现的非银金融公司的挤兑风险。
只要我们的经济制度通过奖励受激励的行动者和投资者的方式产生增长，我们就面临消极的言论和故事可能突然间暂时性地压倒这种激励。监管者必须遏制具有内在破坏稳定性结构所隐含的风险，货币市场基金便是如此。但最紧迫的监管永远因时而异、因具体状况而异，因为言论和故事会发生变化。而这些表述方式引起大众怎样的共鸣可能再次在我们的金融盔甲上曝出漏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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