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种植业并不是一些人潜意识里面认为的碳汇，而是目前急需降低的碳源之一。
很多人潜意识里面可能认为，植物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CO₂的，按照这个逻辑，种植业有作物，作物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可以吸收CO₂，那不就是碳吸收吗？
是也不完全是。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什么是碳源？什么是碳汇？
2013年召开的京交会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碳汇是指主要指森林吸收并储存CO₂的多少。碳源则是指产生CO₂的源头。
等等，为什么碳汇是森林吸收并储存的CO₂的多少，而不算上农作物呢？
其实这是一个常见认知的误区，如果从农作物生长初期来看，作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CO₂并将其固定，这一时期确实是属于碳源，但是，当作物收获的时候呢？留下的秸秆无论是通过焚烧、还田或者用作生物燃料，都最终还是会将固定的CO₂释放到空气中去；另一方面种植业产生的粮食被动物或者人类消化吸收也最终会排放出去，所以种植业并不是碳汇。
那按照这个说法，种植业既不是碳源也不是碳汇才对啊！
那笔者只能说，这个说法放在古代可能适用，放在现代农业而言，这句话不对。
对于现代农业而言，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等都是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投入，而这些都是额外的碳排放。
目前国际上主流认为，农业（种植业和畜牧业）上产生的甲烷（CH4）和氧化亚氮占全球认为总碳排放的12%左右[1]。
我国农业生产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比例为16%~17%[2]，高于世界农业生产活动排碳平均水平。
研究表明，土壤、役畜肠道发酵、秸秆燃烧、水稻种植、役畜粪便管理是农业温室气体的五大排放源，排放量占比分别为38%、32%、12%、11%和7%[3]。
其中水稻种植是农业中主要的碳排放源头之一，目前我国稻谷种植面积为30075.53（千公顷），降低我国的水稻种植面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降低水稻种植过程中排放的碳还是可能的。
那就是减少化肥的施用，这也和我国这些年来一直在提倡的“减少化肥使用量”这一环保主题相呼应，这也完全具备理论上操作的可能性。
今年10月农业农村部下发《“十四五”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建设规划》，治理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在粮棉油生产大县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具体措施一方面从施肥技术上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机械施肥、种肥同播、水肥一体化等高效施肥技术；另一方面从肥料上，主要推广缓控释肥料、水溶性肥、生物肥等新型高效肥料。
目标到2025年，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到 90%以上。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也强调，要着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保护修复农村生态系统，提升绿色发展支撑能力，增加绿色生态、优质安全农产品供给。
事实上，我国的化肥使用一直是严重超标的，而且化肥的农学利用率与国际上相比非常低。
目前全球生产的30%的合成氮(N)肥料在中国使用，而我国的氮利用率(NUE)仅为为25%，而欧洲国家为52%，美国为68%[6,7]。
过量施用的氮肥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还会导致作物品质降低、土壤酸化、土壤板结等一系列农业问题。
如果能提高我国的氮肥利用效率，就能极大地减少我国的氮肥施用量，而根据学者估算，我国农田每减少10kg/hm，我国农田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减少810万吨CO₂当量[8]。
目前我国水稻氮肥施用量为209±140kg/hm2[9]，产量是7t/hm2，而澳大利亚的一般高产水稻（12t/hm2）施氮量在130~150kg/hm2。
也就是说，我国的水稻种植在以后保持产量的前提下，氮肥施用量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
另一方面，减少农药施用、免耕、秸秆还田等保护性耕作管理措施也是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手段之一。
参考：
[1] Rogelj J, Shindell D, Jiang K, Fifita S, Forster P, Ginzburg V, Handa C, Haroon, Kheshgi, Kobayashi S, Kriegler E, Mundaca L, Séférian R, Vilariño M V, Calvin K, de Oliveira de Portugal Pereira, J C, Edelenbosch O, Emmerling J, Fuss S, Gasser T, Gillett N, He C, Hertwich E, Höglund-Isaksson L, Huppmann D, Luderer Gunnar, Markandya A, Meinshausen M, McCollum D, Millar R, Popp Alexander, Purohit P, Riahi K, Ribes A, Saunders H, Schädel C, Smith C, Smith P, Trutnevyte E, Xu Y, Zhou W, Zickfeld K. Mitigation pathways compatible with 1.5℃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3, pp 93–174.
[2]刘宇峰,原志华,郭玲霞,孙铂,孔伟,唐淑慧.中国农作物生产碳足迹及其空间分布特征[J].应用生态学报,2017,28(08)
:2577-2587.DOI:10.13287/j.1001-9332.201708.004
[3] 丛建辉,刘学敏,赵雪如.城市碳排放核算的边界界定及其测度方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04):19-26.
[4] Zhang, X.; Davidson, E.A.; Mauzerall, D.L.; Searchinger, T.D.; Dumas, P .; Shen, Y . Managing nitroge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ature 2015, 528, 51–59. [CrossRef]
[5] Bagheri, S. Fertilizer consumption tren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s. developed countries. Environ. Monit. Assess. 2018, 189, 103.
[6]柴如山. 我国农田化学氮肥减量与替代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估算[D].浙江大学,2015.
[7]许宁,钟大森,吴长付.澳大利亚农业氮肥施用概况及对我国氮肥施用的启示[J].作物杂志,2021(01)
:1-6.DOI:10.16035/j.issn.1001-7283.202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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