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成了基层治理的普遍问题。 比如，山东省H市C县作为一个拥有70万人口的农业县，已经负债230多亿。按照10%的利息计算，负债利息已经大幅超过当地财政收入。又如在贵州省，原先精准扶贫基本就是靠行政强力扶持，而乡村振兴时代是后扶贫时代，需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因此行政力量需要继续“送一程”，对集体经济进行再次扶持。然而不符合市场规律的集体经济发展，只会产生无效益的集体经济，以及村民对行政资源的依赖心理。贵州省S县虽然算是黔东南财政状况较好的县，还没有拖欠公务员工资，但当地土地财政1亿，却已负债80亿，利息每年需要偿还1-2亿。县长说，负债是不可能还了，银行只能要利息，否则连利息都不给。当地乡镇没有任何财政收入，乡镇和村两委的运转完全依赖中央和省财政转移支付、项目资金划拨和东西部协助资金转移支付。
       在陕西省H县，一个乡镇的行政运转经费3万，水电费8万。镇长年终绩效只有1000元，还只有全县12个乡镇中排名前50%的乡镇才能享受，而且年终绩效2022年还被取消了。村委会的行政运转经费2万，扣除报纸费用后基本就没有了。而全县一年的项目投资就达到100亿，包括陕煤这个大型国企的投资50多亿、城建项目20多亿、乡村振兴10多亿、景区投资几个亿，可见其中大部分都是工业项目投资。乡村振兴主要靠中央和陕西省的资金，市、县两级为了进行相应的财政配套而形成债务。政府以发展的逻辑打造村集体经济，每个大棚都依赖政府投资30-40万。然而除了贫困村还能获得一些帮扶收入，那些通过项目而打造的产业村、乡村振兴亮点村，却几乎没有成功的——不但没有获得任何村集体收益，反而使每个村负债200-500万。村庄不得不争取新的项目，以填补之前项目留下的窟窿，其结果是村庄出现许多无法与村民现实需求对接的超前建设。
       在湖北省E市L区调研，城投公司已经破产。当地为了融资，将纪委和环保局大楼作为资产，抵押给国有债券公司贷款5000万，债务仍然留在各局。局长不得不答应这样做，否则将被撤换。而建造大楼时，政府还有对开发商的钱没有还清。一旦政府融资后经营失败，政府大楼就没有了。
       拉练、造点、红黑榜、观摩，都是逼迫基层创造政绩的常用手段。L区广泛开展“乡村振兴拉练”，区委书记带动区直领导去现场打分。对于乡镇干部而言，在拉练中取得成绩后的奖金虽然不多，但政治激励更大。村两委主职干部都是80-90后，他们只是承接乡镇下达的行政任务，而群众工作只能交由聘任干部处理。为了在拉练中取得成绩，乡镇让每个村选一个小组开展造点工程。村干部被要求自己筹钱，以14天为期完成建设任务。每个村的造点投入，一般都可达到300-800万。村干部不得不到处借钱，许诺工程队。由于政绩逻辑代替了市场逻辑，政府主导下的生态保护区建设和农旅融合项目，只生产出公园化、碎片化的景区，并不能产生收益。乡镇看似在很短时间内创造了奇迹，但导致大量资源的无效使用，并且每个村都因此而负债累累。 “干部拉哭了，村庄拉空了，村民拉懵了”成为当地基层干部对“乡村振兴拉练”效果的总体评价。
       当地农村还是2014年开始打造的“内置金融”点，“内置金融”成为村集体的第二财政。当地农村2017年存款1000多万，2018年还被中央电视台宣传过。但2020年就产生坏账400多万，亏损100多万。“内置金融”的后果，是无法回收的呆账。
       在当地农村，地租虽然每亩低至100元，但插秧成本每亩达到200元，种田并不赚钱。因为政策规定贫困户种田每亩可以得到300元补贴，上限3万元，所以当地基本是贫困户在种田，并且他们一般把种田规模控制在100亩以下。当地村民最为迫切的需求是什么呢？是水利体系，和农业技术。然而当地水利体系早已解体，土地早已细碎化，农技推广体系也因乡镇农技部门的取消而被破坏，以至于今天当地的水稻种植需要靠人插秧，限制了小农向规模种植户的发展。
       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于无法产生治理效能的造点工程，却疏于理会村民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基层普遍负债、金融风险无比巨大的后果，最终将转嫁给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