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诉求上级“多下文”
比如我们2017年暑期调研的一个村，村支书谈起“收社会治安综合保险费”的事情：
村支书A：“我们村当时要完成的任务数是三千多近四千块钱，每个人两块五，我们村一千五百多人。但是你也知道，问农民收钱怎么收的到嘛，别说收两块五，就收一毛钱都要求爷爷告奶奶。我们就想了个法子，号召那些拿了政策指标的人‘捐款’，他们每个月都能得几百块，也不是真的困难到揭不开锅，这样，全村七八十户享受了政策好处的，差不多有三四十户愿意出，每户捐了一百块，法律禁止我们向农民收费集资的，但是那些享受了政策的人愿意主动捐一点帮助村里度过难关，这不犯法吧。不搞点非常手段，任务怎么完的成？”
村支书A在谈论自己的工作时，处处暗示我们“在基层做工作就要有非常手段”，而这些“非常手段”往往即将或者已经突破了法律红线。如果说呼唤上级多发文件并不能证明村干部的法治意识明显增强，那是何缘由使得他们对“文件”有如此强烈的需求呢？
村支书B：“比如我们现在拆空心房，大部分人还是配合的，我们就能把任务完成了，但是遇到那些房子确实又老又旧而且没人住，但是他死活不愿意拆的，你让我怎么办？上级一边要求我几号几号之前做完这个工作，一边你又不跟我说对这种顽固分子该怎么办？现在是绝对不能来蛮的，万一他们给你拍了放到网上去，大家全完蛋；人家吃的也不是我家的米，我们没什么约束人家的，我好言好语跟他说，他就尾巴翘到天上去，不补偿多少就免谈，你让我怎么做工作？要么你上面下个文来，怎么怎么着我们就可以强拆，你来点硬碰硬的……只要你下文了，那就好办了。”
从村支书B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村干部对“文件”的呼唤其实是对“尚方宝剑”的呼唤，他们把上级下发的“文件”当成自己的治理武器，用来“对付”工作中遇到的不合作者。
为何近年来村干部会有对上级“多下文”的诉求呢？其实村支书B的话已经隐约告诉了我们答案：一是“不能来蛮的”，二是“吃的不是我家的米”，三是“我们没什么约束人家的”。正因如此，每当遇到修路时阻工的、对某项政策强烈抵制的农民时，村干部都很难找到“说话人”来协助做工作，而只能徒呼奈何。
所以，呼唤上级出台更为具体细致的政策规定，呼唤上级“多发文件”，与其说是村支书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不如说是在传统的治理手段逐渐失效、治理资源不足时村干部在向上级讨要“尚方宝剑”。
增权与推责：村庄和上级的博弈
对于村级组织来说，每一级政府都是自己的“上级”，这就意味着每一级政府重视的问题，每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下发的文件，村庄都要去落实，而现实中除了一些“务虚的学习文件外”，几乎“每一份文件都对应着一项工作”。村支书和村主任每月能拿到两千的津贴，其他村干部每月一千三，但村干部们的工作时间可不是“法定工作日的八小时工作制”，而是随时随地随刻待命的状态。村级组织自身并没有什么强制权力，手中能分配的资源要么“戴了帽”不能动态调整，要么少得可怜，但是出了问题却有许多的“通报批评”和“一票否决”。所以村支书们才会发出“钱少事多，权小责大”的抱怨。
而如果上级下文，尤其是下发赋予基层部分强制执行权力的文件后，基层干部事实上得到了上级政府的“赋权”，而如果此项政策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主责也是出台政策措施的主体，追究下来，基层干部只是依法依规执行政策而已。这就形成了既“赋权”又“推责”的最有利于村级组织的局面。比如据我们得到的某村2017年收到的镇政府下发的《某镇关于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文件，其中就提到“对于查处的村庄野外用火案件，每起罚款300元……罚没金额50%返村作为工作经费”。该村还收到一份《某镇关于“空心房”整治行动》的文件，文件中对包括该村在内的5个村直接点名并写明“集中力量进行强拆”。这些文件不但直接赋予了村级组织罚款等强制性权力，还以返还工作经费的方式进行奖励，可谓既“赋权”给村又把责任揽到了镇政府身上。村级组织当然欢迎。
这也反映出村级组织在接收和执行文件时，自身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与上级政府其实存在着博弈关系。所以有些文件村级组织既欢迎，也会不折不扣执行，比如罚款（尤其是罚款后还有奖励返还的），比如“强制执行”的字眼；而有些既要出力又没有配套经费的文件则会阳奉阴违，开会念一下就算“过了”，比如成立红白理事会，抓移风易俗；还有些文件则是执行其中的一部分，“忽视”另一部分，比如让村级组织自行完成小额项目的招投标，村级组织欢迎的是赋予村级组织“招投标”权力，但是执行的时候，其他条条框框的限制往往被漠视，而更喜欢用“特事特办”这一条自主完成招投标……
乡村发现转自：渔樵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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