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读韦伯，不是把他当作一位中国史专家来看

昨天，6月14日，是德国大思想家、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逝世101周年。韦伯是西方20世纪人文社会思想的重要资源。

马克思·韦伯把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视为“目的一工具合理性”的日益增长的霸权：理性的胜利没有带来预期的自由，却导致了非理性的经济力量和官僚化的社会组织对人的控制。这一理论的洞见一方面直接影响了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对启蒙与现代性的理论批判，另一方面启发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对现代性的思考。正由于此，韦伯至今仍然是当代社会思想的灵感的源泉，一位学者用两句话概括当代西方社会学的主要特征，即“韦伯的马克思主义化或马克思主义的韦伯化”。（汪晖语）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汪晖教授的文章《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中的部分章节。

现代性、新教传统与西方理性主义

——中国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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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汪晖

本文原刊于《学人》第六缉

汪晖

江苏扬州人，清华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思想史和当代思想文化。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至2007年担任《读书》杂志主编。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出版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汪晖自选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世纪的诞生》等著作。

在韦伯的理论中，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关系是自明的；通过对理性化过程的分析，韦伯用严格的理论方式把现代性问题置于基督教传统中来理解；但对他而言，现代性问题不仅是欧洲史的问题，而且是总体历史的问题；欧洲历史中的现代性一方面是一种普遍性的质素，另一方面又必须通过对非西方社会的排它性分析才能呈现出来。现代性的表述不仅需要置于现代与传统的时间关系之中，还要置于西方与非西方的空间关系之中，但这和空间关系是一种时间性的空间关系。

哈贝马斯没有提及“主体的自由”或“理性化”过程的国际性的方面并非偶然。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来源之一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那里，对现代性的表述在方法上是一种排除法，即把非西方国家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换言之，现代性的表述不仅需要置于现代与传统的时间关系中，而且需要置于西方与非西方的空间关系中，但这种空何关系是一种时间性的空间关系，因为对韦伯而言，只能在西方产生的理性化过程是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中的过程。在《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及其自我确证的需要》(Modernity's Consciousness of Time and Its Need for Self-Reassurance）一文的开头，哈贝马斯引述韦伯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概念，并把它与现代性概念紧密地联系起来。韦伯《宗教社会学》一书的导论中的核心问题涉及他终生致力的“总体历史”同题，即为什么在西方之外，“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进入那个理性化的道路，这是西方独具的吗？”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对于韦伯而言，现代性与他所称的“西方的理性主义”( Occidental rationalism)的内在的(非偶然的)关系仍然是自明的。马克斯·韦伯用“理性的”(rational)来描述导致欧洲宗教世界观解体并走向世俗文化的“祛魅”过程( the process of Disenchantment)，并不只是表述西方文化的世俗化过程，而且也是、并且主要是从“理性化”的观点描述现代社会的发展，从而这是18世纪以来在欧洲社会发生的包括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等各个领域的“理性化”过程。作为这一理性化过程的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而且是一个杜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一种现代性的文明的整体性形态。这一新的社会结构以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构这两个功能上相互缠绕的体系的分化为标志，马克斯·韦伯把它理解为具有理性目标的经济和行政行为的体制化过程。就是在日常生活被这一文化与社会的理性化所影响的意义上，传统的生活形式解体了。哈贝马斯在谈到这一点时用杜克海姆( Emile Durkheim)和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的理论补充说，生活世界的现代化不仅由目的合理性的结构所决定，而且这一理性化的生活世界又是以下述方面为特征的：(1)对已失去准自然状态的传统的反思态度；(2)把交往行为从狭隘领域中解放出来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的遍化；(3)取向于抽象的自我认同和成长孩童的个性化的社会化模式。哈贝马斯说这就是经典社会理论家所绘制的现代性图画。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韦伯曾于海德堡大学求学，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Weimarer Verfassung）的起草设计。是同泰勒和法约尔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是公认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马克斯·韦伯的复杂理论体系是很难在如此简要的段落里加以解释的，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哈贝马斯提到却没有从非西方文明的立场加以追究的问题，即作为一个世界性现象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关系为什么是自明的(self-evident)？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关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的现代性的理解，也可以使我们理解哈贝马斯为什么努力取消二者之间的自明关系。让我们重温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集》导论的第一段话：“一个在近代的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任何有关世界历史问题时，都不免反躬自问：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显现出来的那些文化现象——这些现象(正如我们常爱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中，——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就韦伯来说，他的全部理论归根到底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哪些社会因素导致了西方文化的理性化？”但是，这一问题并不仅仅是欧洲史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历史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在近代欧洲产生的理性化问题“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中”，另一方面则由于这一问题不能在欧洲的单一语境中得到解答，而必须通过“总体历史”的排它性分析才能获得。因此，欧洲文明的理性化问题是一个有关现代性的总体历史解释，韦伯研究非西方社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揭示西方社会发展的这一具有普通意义的特点。

不过，我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是理性化，或者，什么导致了欧洲的理性化，以及哪些因素阻碍了中国的理性化；我的问题毋宁是理性化概念是如何被运用于一切社会文明和历史阶段的，作为一种观念和理论关系的规则，理性化是如何组织和规划社会和文明的历史图景，并把它们置于一套完整的理论话语之中？回答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仍然是回到韦伯理论的主要动机，并循此进入他的理论逻辑，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位欧洲史和中国史专家，纠缠于历史细节的辩证。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了解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能否在西方文明之外找到类似新教伦理的苦行主义和可与新教伦理在西方的作用相比拟的宗教世界观？第二，怎样才能通过对几种不同类型的宗教观念的解释，发展出论述宗教观念与经済活动关系的普通社会学？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涉及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 type)的分析方法，也都与理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有关。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要论证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因果关系，不仅需要论证新教为西方独有，而且必须论证除此之外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全部情况完全相同。但这一结论不可能通过通常的历史分析获得，因为我们无法在历史中找到与西方完全一致的环境。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通过片面强调一个或几个观点，通过综合许多散乱的、不连贯的、时有时无的具体的个别现象(这些现象由片面强调的观点归纳为统一的分析结构)”，得出的结果却极为明确：例如在中国文明中，他发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要条件都已具备，唯独没有发展这一制度的必要的变量，即宗教这一变量。正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指出的，韦伯的这种分析方法是要论证这样一个论点，即：“宗教对于存在的解释以及由这一宗教观念决定的经济行为曾经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这一先决条件与其他先决条件一样，它在西方世界以外地方的不存在说明了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同的经济制度未能发展的原因。”

这一论点指示了理解第二个问题的途径，即要了解一个社会或人类生活，必须立足于超验的或宗教的观念，从中得出暗含的逻辑。每一社会的存在和生活方式是同该社会对已知的宇宙秩序的看法相关的，后者提供了生活的目的，并进而确定或支配了通常的生活方式。按照韦伯的看法，在其他文明如印度和中国关于世界的看法中包含着理性化(即讲究效率的劳动居于一定的位置)因素，这些文明的历史中也有理性化的过程，但在宇宙秩序和一般范围内的劳动与生活的理性化，既不包含放弃享受，也不包含投资和无限制地增加生产等构成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后者仅存在于新教的物质苦行主义伦理中。例如印度的理性化是在一种讲究仪式的宗教内部(礼仪主义)和灵魂转世为主旨的玄想范围内进行的，后一方面为印度的种姓制度提供了信仰的依据。这两方面共同限制了印度的理性化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上述分析证明：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的自明关系不能一般地在历史中寻找，而必须在韦伯的方法论中寻找。换言之，这种自明关系是通过“总体历史”的知识体系而是现出来的。

► 汪晖 | 在韦伯看来，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纯粹以经济为取向的现代资本主义？

《颠倒》
汪晖著中信出版社 2016-4
视野丛书（6册）由北岛发起、主编并作总序推荐，张承志、徐冰、李零、韩少功、汪晖、李陀等集体呼应，集合了六位中国当代活跃在文艺领域的至为重要的作家、批评家、艺术家，由他们梳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思考脉络，精选出足以体现这六位作者数十年来思想精髓的代表作。视野丛书高度浓缩地呈现了当代中国极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宝库。视野丛书文字可读性强，面向普通读者，让他们得以循着文化思想的脉络，追踪当代中国的种种问题，获得思考的乐趣。本书收入五个部分的作品：一、人物回忆；二、重要著作的序言；三、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四、《读书》编辑手记；五、世界历史问题探讨。所选篇目皆是作者在这一体裁里的代表作品，并且可读性和传播性较强，既呈现出作者的思想脉络，也使读者比较容易地追随作者的视野进入对当代思想文化问题的探寻。汪晖无疑是当代中国学者中备受瞩目也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这与他直面当代思想文化问题的研究姿态密切相关。本书即是系统展示作者这种研究姿态的代表性作品集结。作者的研究起点和重要思想资源是鲁迅，读完全书，会对其问题意识、思考方式和深度，甚至行文风格，均有很深的鲁迅的烙印这一点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