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晚年精力衰退，其以“天下太平，不生事为贵”，但一味地求稳怕乱，结果导致吏治废弛，百弊丛生。
雍正即位后，其明确表示：“朕事事不及皇考，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之习，皆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
正因为继位前即已熟知前朝的诸多弊政与官场积弊，雍正一上台即一改乃父的宽仁作风，其力推刚猛之政，大行严明之治；猛以济宽，以救时弊。
为此，即便是入朝班行不齐这样的细微小事，也会被雍正用来大做文章，厉加斥责。在此高压之下，昔日大臣们的儒缓因循、拖拉马虎之风被一扫而空，新朝气象面目一新，令人刮目相看。
当然，积弊非一日所积，吏治顽症也非一日所成，雍正的一些做法有过操切，这也引起了官员士人们的非议，有人认为其“求治太速”，有人认为其为政严苛，更有人暗指其贪财好杀，不一而足。
对于这些议论与指责，雍正不为所动，其明确指出，陋习因循多年，“一旦遽然禁止，若非立法严峻、有犯无宥，不能使之永远遵奉”；如惰者不惩，勤者不劝，必然上宽下慢，递相仿效。
因此，“朕欲澄清吏治，又安民生，故于公私毁誉之间，分别极其明晰，晓谕不惮烦劳，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本”；至于“众口褒贬，后世之是非”，“朕不问也。”
直到五、六年后，雍正前期的严厉政风才开始有所缓解，如其对诸大臣说的，“国家用人行政，惟宽与严。宽者，博大之谓，姑息不可以为宽也；严者，细密之谓，苛刻不可以为严也。”
雍正做事，一向不墨守陈规，其常告诫子臣：“不可行则变，因时而定，因人而定，因事而定”。所谓宽与猛，本身就是对立统一关系，“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因时之宜，相众之机，凡事皆不可预定必宽、必严也。总以公之一字，宽严皆可以对天地神明。”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从雍正初年的严猛到中期的宽容，无非“此一时、彼一时”也。
对于这点，雍正也反复说过，“人心玩已久，百弊丛生，此时若不加惩治，将来无所底止”；“若果人心知儆，旧习渐除，令朕可以施宽大之政，乃朕之至愿也。此意系朕于元年二月间即屡向左右大臣等密言之者。”
对此施政风格的变化，雍正在其遗诏中做了最终总结：“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
……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向后遇此等事，则再加斟酌，若有应照旧例者，仍照旧例行。”
对于自己的治绩，雍正也在遗诏中作了相应的述评:“十三年以来，竭力殚心，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不惮辛勤，训诫臣工不辞谆复，虽未能全如期望，而庶政渐已肃清，人心渐臻良善……”
就此而言，雍正还算是谦虚，没有夸大事实。终其一朝，在用人理财，治贪、去庸、奖勤、赏能，提高行政效率、树立官场新风气等方面，雍正虽有独断之讥，但毕竟成效是实实在在的。
事实上，如非雍正十三年的严厉整顿及励精图治，所谓康乾盛世恐难成为历史的事实。如是，“康乾盛世”实为“康雍乾盛世”，康乾盛世而未提及雍正之名，四爷可谓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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