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肯定失传了很多东西，所有文明都存在这一现象。
从典籍说，比如《诗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学作品，但此前是不是应该有个发展史呢？此前的诗到底去哪里了？虽《古谣谚》辑录了一些，但依然很难理出清晰的发展脉络。《尚书》也不完整，《论语》本有齐论语、鲁论语、古论语，而《易经》前身《连山》《归藏》也找不全原本。总之，古代典籍十不存一。
从工艺上说，如出土文物可见，战国时中国已有小型珐琅器，此后断绝，直到元代再从中亚舶来，到明代发展成景泰蓝。春秋战国时中国漆器也很发达，相关工艺后来也失传了。
这种情况在西方也很常见，如拜占庭帝国经常使用的武器“希腊火”（在很多文献中有记载），据说可以在海面上燃烧，它是不是一种火药装置，至今还有争议（如果是的话，则中国人的火药发明权要换人），总之，“希腊火”如今已失传。
再如古埃及的蒲草纸，因相关蒲草失传，工艺断绝了几千年，现代人经研究，仿制成功，但失传时间长达千年。
其次，为什么好的文明成果会失传？
除了战争、灾难等原因之外，有一点原因很重要，就是历史的长程需求和短程需求不一致。
以瓷器为例，从短程看，已经满足了古代中国人泡茶、盛饭等需求，那么就没有必要在玻璃器皿的研究上下太多功夫，所以古代中国玻璃器进步较慢。
有学者认为，玻璃器最大优点在于能看清化学变化的全过程，而葛洪等人虽然在化学上贡献不小，可只能在瓷器中做实验，只能看到结果，看不到过程，所以建构了神秘主义的世界观，这约束了后来中国科学的进步，而西方人因为玻璃技术领先，有利于他们突破对化学反应过程的误会。
从短程看，玻璃是不需要的，从长程看，玻璃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今天追悔很多好东西失传，认为当初如果有了它们，今天的情况可能完全不同，这可能是一厢情愿。
前人并不是傻瓜，他们抛弃一种工艺或一个文化建构物，一定也是理性判断的结果。毕竟在当时没用，强留也是留不住的。
其三，这里需要突破两个误会。
首先，认为有了某种器物就能改变历史，如清代戴梓曾发明出原始的机关枪，如果受到重视，可能后来清朝不会败于船坚炮利。但不要忘了，清代建国时火炮水准与西方相差无几，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的火枪的战斗效率也只是略高于弓箭，算不上压倒性优势。而甲午战争时，清军陆军是有克虏伯机枪的，日本陆军却没有，结果清军还是一战而溃。器物只是辅助，如果找不到它在当下存在的理由，不能和当下的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等相匹配，那么有了也发挥不出作用。
其次，不要拿鸡毛蒜皮的事找自尊。在前现代社会，各种文明之间差距不大，就算领先，从现代角度看，也只是一点点，好的工艺、典籍只有历史价值，让人怀旧，其作用是很小的，也并没有好到不可替代的地步。只是船坚炮利打掉了天朝的自信，在制度上、文化上、科技上已不如人，只好拿工艺品、会打架（武术）、先前阔之类死无对证的东西来充自尊，构建了一个“好东西都失传了”的神话叙事。按这种解释方式，西方过去就没什么好东西，为什么能屡战屡胜？为什么生产力一下超越古代上千倍？现代人不修现代的东西，偏偏拿古代说事，未免糊涂。
其四，如何将历史短期需求与长期需求统一起来。
既然两种需求是存在对立的，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过度功利化，不能因为当下看某种东西没用，就完全毁掉，这样只能给将来留下遗憾。老北京城墙即如此，可问题在于，老北京城墙被扒了，我们却执着于神话梁思成（其实梁后来是同意扒掉北京城墙的），制造出一种“智者说话没人听”的悲情叙事，这就又走入了狭隘史观中。
历史的遗憾是无法弥补的，少一点功利心去看问题也许更好。在今天，面对一些看不惯的东西，不妨先等一等、看一看，不要急于下结论，只要不违法、不违背人性，我们还是宽容一点好，也许它符合历史的长期需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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