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勇前
1939年11月1日，钱锺书（1910-1998）与同仁从上海出发，冒着战火，辗转五千里，历时一个月零四天，于12月4日到达今湖南涟源市蓝田办事处光明山，任1938年创办于此的国立师范学院（简称“国师”，湖南师范大学前身）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当时他刚满29周岁。
钱锺书是一个谨慎交友的人，在“国师”的朋友不多，但至少有三个挚友。
一个是汪梧封。汪梧封比钱锺书大5岁，曾是上海光华大学（1951年10月与大夏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而钱锺书是光华大学英文系讲师。现在，钱锺书虽然是“国师”英文系主任，但两人交情甚好。钱锺书住在“国师”本部——李园，汪梧封住在离本部七八百米远的德志园，并隔一条小河。小河上，有一架木板桥，冬天水浅时，可踩着鹅卵石过河。《围城》里写“水涸的时候，大家都不走木板桥而踏着石子过溪……”就是这情景的写照。
钱锺书常过河到德志园找汪梧封聊天，汪梧封有时也邀请钱锺书来德志园吃火锅。钱锺书读书札记《湘日乘》1940年1月4日记载：“梧封招吃火锅。安得季与健共享之？”钱锺书自己吃了还不算，还恨不得与妻子杨绛（本名杨季康）一起来享受汪梧封的火锅，但是杨绛此时却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当时，两人还可能边吃边讨论有关学术问题，汪梧封发表在1940年2月28日出版的《国师季刊》（第六期）上的《观众心理与戏剧》一文的题目下面，就郑重地印着这么一句话：“写本文时，得钱锺书先生不少帮助，特此志谢。”
1940年秋天，汪梧封与湖南教育家曹典球的孙女曹治瑜结婚，婚礼在距蓝田17公里左右的杨家滩举行，钱锺书出席婚礼致贺。
1941年夏，钱锺书辞职回上海后，汪梧封接任“国师”英文系系主任，1949年8月任国立师范学院院长，1950年任湖南大学外语系教授，1952年受聘中山大学外语系教授。
钱锺书的另一个挚友是吴忠匡。吴忠匡比钱锺书小6岁，是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在光华大学时的学生。钱基博于1938年被聘为“国师”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吴忠匡任他的助教。吴忠匡跟随钱基博及其同仁从上海来“国师”时，钱锺书到船上来为父亲送行。开船之前，钱锺书和他们一一握手话别，只捏了一下吴忠匡的手，没有说话，便匆匆登了岸。两人就这样相识了。
在“国师”，吴忠匡的房间在钱基博房间的后面，钱锺书的房间在钱基博的隔壁。吴忠匡称钱基博为老夫子，称钱锺书为小夫子。
老夫子每事记在日记上，日记本摊着置放在案头，吴忠匡看了日记，就每事必报知小夫子。每有困难，吴忠匡便向小夫子求助，钱锺书则有求必应，帮他很多忙。吴忠匡对钱锺书很是佩服，凡事言听计从。冬天的晚上，钱锺书与吴忠匡共围一个火炉读书，读到半夜饿了，就各用废纸浸湿包一个鸡蛋放到火盆里煨熟做夜宵。
1940年，吴忠匡代钱锺书印行《锺书君近诗》200份，该书收录1939年冬钱锺书由上海赴湖南途中写的旧体诗。从此，钱锺书每有诗作，吴忠匡都用夹贡纸（生宣的一种，厚纸）请他为自己另录一份收存。钱锺书总是欣然把笔，从不推拒。吴忠匡后来回忆说：在“国师”，我俩是风雨同舟，比邻而居，一同起居，一同读书。晨起常共餐，夜讀常挨桌。他给我珍珠般的教诲，消除我的浅陋。在春秋美好的日子里，一同高兴地前往游览风景。或远眺山峰的美好，或在清清的河中荡舟;或咏诗李园，浮想联翩。
1941年夏，钱锺书准备回上海，吴忠国，向钱锺书提出把其诗书留给他作纪念。钱锺书便奋力将在“国师”开始写作的《谈艺录》清了一遍稿，另誊录一本，在原稿本上，大笔一挥“付忠匡藏之”五个大字，把它赠遗给了吴忠匡。还赋诗一首——《吴亚森（忠匡）出纸索书余诗》，诗中将吴忠匡引为知音朋友。
钱锺书回上海后，吴忠匡继续在“国师'任钱基博的助教。1945年5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会战一湘西会战开始，钱基博将吴忠匡推荐给此次会战主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将军做了中校秘.书。1947年8月，吴忠匡离开军队先后进人齐鲁大学文学院任副教授、山东省立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授。1954年到哈尔滨大学任教。
在“国师”，与钱锺书一起享受读书的快乐，成了吴忠匡一生中一种精神圣地般的回忆。他在《寄怀钱锺书先生》里说：“岁月如流，星移物换，几十个春秋逝去了，锺书留居蓝田的时间，虽只有短短两年，我和他亲密无间的相处，也不过短短两年，但他在这个小天地的僻阻一角所展现的一个纯粹学者型的独立人格的许多侧面，给予我的印象和观感，却是异常深刻的，难以忘怀的。”
钱锺书在“国师”还有一位挚友是徐燕谋。徐燕谋比钱锺书大4岁，两人曾是苏州市桃坞中学（今苏州市第四中学）不同年级的校，友。中学毕业后，徐燕谋考人光华大学，成为钱基博的学生，毕业留校任教，与钱锺书同为光华大学同事。1939年随钱锺书来“国师”任英文系讲师。钱锺书以兄事之。徐燕谋兼擅中西文学，并且是个出色的古典诗人，其诗才与学识，钱锺书亦推崇备至，以为胜于己。其实，徐燕谋更佩服钱锺书，把钱锺书比作黄庭坚，把自己当作师法黄庭坚的北宋诗人陈师道。他谦逊地说，自己的诗不能与钱锺书比肩。自己与钱锺书就如严武与杜甫，两人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但严武的诗作只附在杜甫诗集的后面。
钱锺书尽管博闻强记，但在“国师'写《谈艺录》时，也难免遇到记不起来的东西，这时，徐燕谋往往能帮助钱锺书解决难题。1940年，钱锺书写了一首《赵雪崧有偶遗忘问稚存辄得原委一诗，师其例赠燕谋，君好卧帐中读书》的诗，诗的第一联说：“开卷愁无记事珠，君心椰子绰犹馀。”意思是说，我开卷读书，愁的是手中没有一颗传说中的能帮助记忆的珠子，但徐燕谋却有;他的心也只有椰子那么大，却可以装得万卷书。
钱锺书、徐燕谋两人的性格迥然有别。钱锺书有如杨绛所说的“痴气”，有时像调皮的小孩，淘气而爱搞恶作剧。而徐燕谋，为人沉默寡言，当座客高谈阔论时，他总是在旁静静听着。据吴忠匡在《记钱锺书先生》文中回忆：“有一次晚饭后，我们同往徐燕谋先生校本部外的金盆园寓处闲话，一些同人围上前来，锺书上下古今，娓娓不倦，到激情处，他挥着手杖，手舞足蹈。到兴尽告别时，燕谋先生才发现他张挂的蚊帐上被戮了好几处窟窿。锺书大笑着拉着我一溜烟跑了。”
有时，只有钱锺书、徐燕谋两人在一起，钱锺书就与他谈《围城》的构思。
1941年夏天，徐燕谋随钱锺书回到上海，1954年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
回到上海一年后，钱锺书写了一首《示燕谋》的诗，回忆两人离开蓝田回到上海的历程，诗的最后两句是：“差喜捉笼囚一处，伴鸣破尽作诗悭。”意思是说：非常高兴的是，我俩在“国师”，好像被人捉着关在一只笼子里;如鸟伴鸣，我俩相互作诗唱和多么快乐，虽然作诗不多。
钱锺书在《谈交友》一文中说：“真正友谊的产物，只是一种渗透了你的身心的愉快。没有这种愉快，随你如何直谅多闻，也不会有友谊。接触着你真正的朋友，感觉到这种愉快，你内心的鄙吝残忍，自然会消失，无须说教似的劝导。……在我一知半解的几国语言里，没有比中国古语所谓'素交更能表出友谊的骨髓。一个'素字把纯洁真朴的交情的本体，形容尽致。素是一切颜色的基础，同时也是一切颜色的调和，像白日包含着七色。真正的交情，看来像素淡，自有超越死生的厚谊。”
钱锺书在“国师”与三位挚友的交往，就是这样的“素交”;他们之间的友谊，就是“超越死生的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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