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信如柴，危机似火。
一直以来，公众的信任水平是衡量社会经济平稳发展、防范社会风险和化解潜在危机的重要指标。
近日，《新周刊》发起了“2016中国信任度调查”，参与调查总人数7471人，调查内容大致如下：
Question 1：如果在街上看到老人跌倒在地，你相信TA是真的摔倒吗？
通过调查，大多数人选择相信和半信半疑。
Question 2：如果你看到老人跌倒在地，是否愿意扶起TA？
令人欣慰的是，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愿意去扶起老人。
Question 3：你认为医患关系缺乏信任的原因是什么？
在医患关系方面，很多人认为医生在治疗期间没有说实话，是源于患者家人的猜疑，还是事实真的如此，如果没有相当的医学水平，事实真相恐怕很难辨别。
Question 4：需要找熟人借钱的时候，你如何取得对xx的信任？
如果你想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值，又没办法告诉所有人怎么去做，可以通过制度影响他们。由此，契约信任产生。在调查中，更多的人向熟人借钱会选择签署书面借据的方式，这无疑也是最传统的契约形式。
Question 5：当别人的借款接近约定还款?，你会如何催还？
大多数人选择在约定的日子催还。
Question 6：缺钱的时候，你会选择哪种方式解决资金问题？
向亲戚朋友借钱，无外乎人情，专业贷款机构，无外乎契约。从早期的中国社会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人情信任和契约信任渐渐趋于平衡。
人情信任和契约信任的区分
在信任理论中，根据交往双方的身份，外在环境中的互动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人际互动，发生在人际交往领域，交往对象包括家人、朋友等，催生人情信任；
另一类是制度互动，互动对象是制度或者实施制度的代表(比如医生、法官、警察等)，互动行为是以制度规范为依托。
传统社会更多是熟人之间的关系，互相了解，信任问题不突出；而现代社会中，“陌生人社会”取代了“熟人社会”，如果契约化制度还不成熟，信任程度就会受到影响。
但是，恰好处于“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过渡时期，未必是“信任程度”受影响的原因。关于“信任程度”的变化，更多还是要从社会制度、道德和风气建设的角度来理解。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契约信任
细细考量契约信任的形成，应当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意识形态原因
与90年代不同的是，现在的“信任”其实是处事的判断或策略，比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老人跌倒要不要扶，一个人会去判断以及主动避免风险。
但从人自身的认知来说，不让自己因为做了一件事情而受到伤害，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不应当受到指责，更不应被强制做出某种选择。
第二个是社会文化原因
由于中国盛行熟人社会与生人社会的区别对待，对于欺骗外人、生人的行为就缺乏内在的规范力量。加之中国是一个无神论（或泛神论）的社会，就少了一份约束力量。
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是很强调信任（仁义礼智信）的，但在越来越多的信任危机产生后，更多的人宁愿选择所谓的“白纸黑字”。
第三个是法律制度原因
社会对于人们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外部规范力量，对于违背信任行为惩罚不力，惩罚机制不完善，使得违背承诺的成本比较低。
在法律机制健全的社会，人们的背信行为会带来倾家荡产的结果，诚信与失信两相比较，人们才会选择诚信。
信任的社会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从人情信任到契约信任，越来越多的借贷及交易关系通过契约的形式产生，在人们心中，契约化仿佛为我们心中添加了一道保险锁，既不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又从中增加一份保障。
如果这样看现在整个中国的信任，你个人之间可以不信任，但如果有一个公共的秩序是可信的，所有中介的平台，包括执法部门、媒体，都是可信的，是可以变成一个信任程度提高的社会。
信任，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技巧，是一种力量。
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世上没有绝对的事，不是付出与收获是等价的。真正的信任是没有任何瑕疵的，不渗入其它杂质。
无论哪一种信任，都需要我们对自身及他人的评判，都需要社会道德的约束、法律的制裁，而不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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