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
父亲节临至，又想起李军虎的那个纪录片《父亲》，导演李军虎最初是在一个工地上找到的故事主人公老韩，作为农民工，老韩贫穷卑微，作为父亲，老韩身上则有着让人落泪的善良与勇敢。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中国式父亲”的故事，更是许许多多中国家庭的故事。
对于父亲韩培印来说，再没有什么比给上大学的儿子凑学费更重要的事了。
2002年，当接到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后，老韩放弃了家中才能果腹的农耕生活，从老家蓝田县陪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城，儿子在这座城里上学，而他，则在这里四处打工，用廉价的体力活为孩子的学费拼命攒钱。
茫茫然的城市，茫茫然的生存。
纪录片《父亲》讲述的，便是这样一对从农村到城市的父子，为生计和知识辛劳奔波的故事。
父亲
和很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一样，韩培印有着一张黝黑粗糙的脸，俩颊泛红，胡茬花白，咧嘴笑时，会露出两排泛黄的牙齿。他常年套一件军绿旧衣，尽管上面的塑料扣子有些早已不知去向，他仍旧穿着它奔波于各个工地之间。
如果不是儿子考取大学，韩培印大概会在蓝田县的村子里一直待下去，在那种赚不到钱，但也不会受苦的地方颐养天年。但现在，已过中年的他，为了孩子的学费，不得不一猛子扎进城市生活的洪流中来，以一副暮年人的身躯对抗底层生活的冲击。
“我就希望你能够好好学习，一定要学个一技之长，不能再回去种地了，不能跟爸爸一样，再这样打工、下苦。”韩培印坐在床边，对儿子韩胜利说。
故事从儿子来找老韩拿生活费的头一天讲起，尽管只有200元，但老韩仍没能凑够，晚上，他不得不点头哈腰地去跟工友和老乡借钱。
一间工友的宿舍房，几个人正挤在通铺上准备睡觉，老韩操着乡音笑呵呵凑了上去：“我娃要交学费呢，我没挣到钱，看你能不能借给我30块钱？”
一个还没来得及躺下的年轻人挠挠头：“我也没钱，昨天干活没给钱。”
“那你看看还有谁有钱吗？多少都可以。”韩培印继续争取着，“关键是娃来了，没办法。”
他没有等到答案，那个年轻人已经迅速钻进被窝里了。大通铺上的同乡们每个人都用被子蒙着脑袋，再也不看他一眼，也没有人说话。
韩培印只得继续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不知所措的讪讪的干笑。
那天晚上，磨了几个人之后，他最终跟一位老乡借到了10元钱。攥着皱巴巴的钱，他从怀里掏出个小本，赶忙一笔一划记了下来。
特写镜头下，人们看到那是个记账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老韩为儿子借来的每一笔钱。“借到钱后，写上名字，还上再把名字一划”，老韩有些自豪，因为之前的账目已经还清，账本上，全是一排一排划掉名字的横道儿。
尽管艰辛，人们很难在老韩脸上找到苦大仇深的表情，乐观开朗的他，总是带着朴实憨厚的笑意。老韩热情外向，能言善谈，那本巴掌大的记账本，也是他的日记本兼诗集，里面除了账目，还有很多他的生活体会和写给儿子的话。
“智慧能开多彩花，劳动能结幸福果。”家中过年时，他写。
“学校不在好坏，而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儿子考上大学时，他写。
略显歪斜的字体里，似乎仍旧保留着经历过红色年代洗礼而特有的浪漫情结，虽然在许多人看来有些不切实际，这却是老韩的精神支柱。
他说，人活着，就要靠勤劳苦干，这是他所信仰的。
虽然儿子大学还没毕业，他每天拼死累活也只能在赚到二三十块，但老韩仍在本子上殷殷写到对未来的畅想：“我儿胜利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父亲的60岁前后，咱们全家到北京好好的玩几天，那时候咱们大家都很有钱……”
那是他作为父亲，暮年最大的理想。
儿子
考上的只是西安一所普通大学，儿子韩胜利读的是通讯专业。文文静静的小韩戴了一副眼镜，眼镜背后，是一双和老韩颇像的眼睛。不似父亲的热情开朗，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辞，说话时，脸上带着怯怯的羞涩。
小韩至今记得父亲接过录取通知书时，脸上那种矛盾的神情。对于生活拮据的他们而言，这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则意味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学费加上生活费，一年近一万的开销，而家里“把牛和粮食卖了只有三千多块钱”，小韩说他打算出去打工，但终被父亲拦住，“他不让我出去，说是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凑够。”
在学校，小韩一天的伙食费是5块钱，早点1块，午饭、晚饭各2块。吃饭时，他往往只点一个土豆丝，一个青菜，“荤菜隔两天才会吃一次”，在节衣缩食上，父子们彼此隐瞒，却都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
小韩还有一件事瞒着父亲，他每天下课在学校里捡矿泉水瓶，操场上、过道上、甚至垃圾箱里。卖瓶子换来的钱能让他和父亲少要点，“一般10个啤酒瓶能挣5块钱，矿泉水瓶便宜一些”。性格内向的他，有时不得不怯生生地走到乒乓球案旁问同学“瓶子还要不要了”，他知道同学会投来异样的目光，而他只能当做没看见。贫困的事实，不允许他顾及变不来钱的自尊。
知道他的生活不易，同寝室的同学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穿，小韩高兴地在身上比着，此前他经常没有衣服可换；而弟弟因为有了手机，把一块印有某大学标记的手表送给他时，他更是激动兴奋，这是小韩第一次有机会戴上手表。
“还是想留在城市里，这里比农村好，交通、文化都发达。”小韩说。
“你觉得自己毕业后能留在这里吗？”导演问。
“我想，差不多吧”小韩轻轻说。
没有父亲那样远赴北京的抱负，小韩说他的愿望很简单：留在西安。
现实
距离儿子小韩毕业的日期一天天近了，老韩似乎有些按捺不住，他坐在炕上，笑眯眯地和小韩念叨：“我这次出来，村里人都在问我，胜利是不是今年毕业啊？”他仿佛在等待儿子给他一个期待已久的回答：“爸，我今年毕业，您放心，已经找到好工作了。”
可等来的，却是儿子的沉默。
老韩心有不甘，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这一次，他没忍住，笑着跟儿子说：“你把我弄得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
小韩还是低头沉默，眼前的就业形势并不乐观。按照小韩的说法，当初报考通讯工程专业，是因为这个专业的就业比较红火，“毕业起薪就能挣七八千”；然而四年过后，“工资只给到五六百”。
此前，小韩打印了十几份简历，去了招聘会。可性格内向的他在招聘会上转了两小时，一句话也没说。
“现在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你像燕子一样要起飞了。”不清楚情况的老韩继续给小韩鼓劲儿，“咱们农村人没有后门，亲戚朋友也没有当官的。你要自己走出去，不能再靠别人了。”
事实上，小韩也觉得，如果毕业后再伸手向家里要钱，实在没法交代。于是，他的职业目标从一开始的只要专业对口，“一个月给五六百，给三百也成，再不成不给钱也先跟着干”，变成了“导购、保安、服务员，只要能要我就成”。
这就是现实，小韩说，“父亲不接受也得接受，面对现实，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当摄像机的红灯再次亮起，已是一年以后。此时，小韩已到西部边陲青海从事通讯工程，月薪七百。
而父亲老韩，仍旧在西安打工，一年过去，他看上去仿佛更老了一些。家里还有儿子上学欠下的2万元债款，他说，还完这些他就不管了。
对于儿子的工作，老韩说，“本以为大学毕业应该坐办公室，有空调，有电脑，没想到跑到青海去，野外工作”。
“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没我在西安打工挣得多……”
停了半晌，他露出一个惨淡的笑容。
远在青海的小韩，没能实现毕业后留在西安的理想，但他心里还会挂念着何时能还上从小到大父母花在他身上的钱，“大概10万吧”，小韩有点不好意思：“这笔钱要挣回来，如果像现在这份工作的话，得要15年到20年……”
西安城，民工聚居的活动房里，老韩再次翻开那个记满心事的日记本，儿子大学毕业后，他依然没能离开这座令他茫然的城，老韩不知道，在距离儿子“出人头地”的路上，他们还要走多久，然而，在等待的路上，他的脸上仍旧写满了诚恳与憨厚：
“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
“大约再有20年，就是我人生的终点站，到那时我要说，再见了，我的人生，再见了，我的儿孙。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一点一点地落下来……”
《父亲》
谨借此片祝愿全天下所有的父亲健康、平安、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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